一名年轻女子被允许死亡后，她的人生如何重新开始

利维坦按：

荷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防止安乐死被滥用，设立了三项核心规定：1、只有医生才能实施安乐死，其他人实施安乐死依然构成犯罪。2、在安乐死的三个阶段（即安乐死实施前、实施过程中及实施后）都为医生设置了法定义务。3、设立了“安乐死审查委员会”作为监管机构，监督医生是否在安乐死三阶段都遵守了法定义务。

估计有很多人都很好奇，文中所言“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作为安乐死理由”，什么才算是“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呢？荷兰的立法并未予以明确界定。从荷兰医学和法律界实践来看，这主要包括三种情况：1、医学上公认的不治之症晚期（例如癌症晚期），2、老年痴呆症，3、某些精神疾病。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清晨，佐伊（Zoë）打开了手机上的倒计时日历。时间赫然显示：零天七小时。

还有七个小时。这就是渴望某件事的坏处：等待似乎无比漫长。为了打发时间，她沿着莱顿（Leiden）的运河散步。“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了，”她心想。她漫步经过一家有机薯条店、一家餐馆，还有几周前她偶尔喝杯金汤力的咖啡馆露台。

2023年6月19日——是22岁的佐伊获准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一天。她原本选择的是18日，因为这个数字有象征意义。1代表将自己放在首位，8是横躺的无限符号，象征着永恒。然而，当精神科医生通知她安乐死会推迟一天时，她在脖子上已经文了一个18。

佐伊后颈下文的数字18。© Selma van der Bijl

佐伊穿过街道，回到了她过去几周所居住的临终关怀医院。一个黑色灵车从通往花园的小巷里缓缓驶出。她停住了脚步：那辆灵车是为她准备的。棺材就在车里。

“想看看吗？”殡葬服务负责人伊芙琳（Evelien）问道。

“可以，”佐伊低声说。

这时她注意到了女人T恤上的字样：“Ook al is alles kut, er is altijd liefde.”（生活糟透了，但爱永存）

伊芙琳指了指司机：“她也穿着同样的T恤。”

“生活糟透了”是佐伊的座右铭，这些T恤是为今天特别定制的。佐伊自己则会穿一件白色的裙子走完最后一程。白色，因为她的生活已经足够黑暗了。

终于到了下午两点。在她的卧室里，佐伊拥抱了每一个人：她的母亲、弟弟、一位在看护机构里认识的朋友，以及她的心理医生保罗（Paul）。她躺在床上，面对窗户，窗上贴满了照片。这是一小块美好回忆的拼贴：她的第一次跳伞、和妈妈一起去巴塞罗那、和奶奶一起在泽兰度假、和朋友去海滩。

她害怕自己会在呼吸停止时仍具有意识。

所有人围在床边。伊芙琳站在床头。她答应过佐伊，在她死后一段时间内，会一直和她说话。

精神科医生最后一次逐步解释整个过程：“第一针会麻痹你的静脉。”

佐伊全身冒汗，心跳加速。

“第二针会让你停止呼吸，随后很快就会死亡。”

为了遵守安乐死相关法律，精神科医生必须问最后一个问题：“你确定吗？”

佐伊开始哭泣，起初只是轻轻地抽泣，但当她看到精神科医生拿着的注射器时，哭泣声变成了嚎啕。她害怕自己会在呼吸停止时仍具有意识。佐伊的母亲也在哭。

佐伊走到临终关怀的花园里，去见一直在外面等待这一切结束的弟弟。她抽了一支烟，和精神科医生一起散步，并与伊芙琳一起听了他们为她葬礼挑选的钢琴曲。

下午三点半，她给所有联系人发了一条信息：“亲爱的大家，我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今天不会死了。对于可能引起的任何恐慌，我深表歉意。”

佐伊生活在荷兰，这是世界上三个将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作为安乐死理由的国家之一。根据荷兰安乐死审查委员会的统计数据，去年有138人因此选择安乐死。其中22人未满30岁[1]。

说服家人和精神科医生同意她结束生命，佐伊花了四年时间。然而在最后一刻，她决定不再继续。

第二天，她从卧室的窗户上揭下了那些照片。既然她不再打算死去，她必须离开临终关怀医院。但她不知道该去哪里。在进入临终关怀之前，她是独自居住的，但她已经退租。她的母亲也认为让佐伊搬回家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知道自己有权选择死亡曾让佐伊找到了一种她从未想过会有的内心平静。但现在，焦虑像回旋镖一样迅速袭来。她害怕。害怕自己无法从深渊中爬出来，但更害怕别人对她改变主意的评判。人们会怎么看她的突然转变？还有，为什么昨天的消息发出后，大家都保持沉默？

“生活糟透了，我只能这么说。”佐伊在WhatsApp上说，2023年6月20日

佐伊曾想死，因为她无法、也不愿意忍受童年创伤带来的后果。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比如洗澡、刷牙、穿衣服和睡在自己的床上，都会触发最可怕的记忆，让她再次经历那些场景。噩梦几乎让她无法入睡，有时她只能靠液体维持生存，因为她无法忍受固体食物在嘴里的感觉。

我第一次见到佐伊是在临终关怀医院，那时距离她计划的死亡日期还有两周。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我们会交谈大约40次，并互发超过200条信息。但在第一天，她始终没有直视我的眼睛，声音听起来既细小又脆弱。由于药物的作用，她时不时地在说话时结巴。“我的生活根本称不上生活，只能算是一种苟且偷生，”她对我说。

佐伊终于打破了长期的沉默，谈起了她在7岁到15岁之间遭受的虐待。她从未向警方报案，也没有任何人因此而被定罪。小时候，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而到了青少年时期，她深感羞耻。为了缓解精神上的痛苦，同时也作为一种自我惩罚，她开始对自己施加身体上的痛苦。她割伤、烧伤自己，停止进食，并陷入酗酒和吸毒的泥潭。她什么都愿意做，只为了忘记。这也是一种求救的方式。她无法主动提出问题，但也许有人会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一次她确实敞开心扉，那时她14岁，正在接受进食障碍的治疗。但她信任的那名医疗专业人员什么也没做，这让佐伊得出了一个结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并不严重。于是一个新的“真相”在她的脑海里扎根了：她一文不值，是个戏精，一个爱吸引他人注意力的人。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毕竟，她本可以说不，不是吗？她和自己达成了一个协议：再也不要和任何人谈起发生过的事情。

她在学校受到欺凌，在心理健康专业人士那里得到了许多诊断：焦虑症、厌食症、抑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等等。这些最终被归结为一个单一的诊断：严重童年创伤导致的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

佐伊的其他所有症状都源于此，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她接受了各种的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创意疗法、图式疗法、家庭疗法、眼动脱敏与再处理疗法（EMDR）、改善自我形象的练习、八种不同的抗抑郁药和21轮电休克治疗。没有一种治疗对她产生效果。

也难怪，因为她的潜在创伤从未被真正处理过。但佐伊并不这样认为。她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是那个没有努力治愈好自己的人。因为害怕让别人失望或被别人失望，她拒绝了所有对她投来的好意。她感到孤独。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想死的念头开始扎根。15岁时的第一次自杀尝试后，她被送往一家诊所。从那以后，她辍学，频繁进出诊所，与治疗师相处的时间比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还多。

2023年6月20日，佐伊正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将东西塞进一个粉红色的行李箱，准备离开。这时她接到了心理医生保罗的电话。他在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急诊科为她找到了一张床位，她可以马上搬进去。

“我绝不会去那里，”她说。保罗告诉她，她已经知道却不想听到的话：她别无选择。要么去急诊病房，要么去流浪者收容所。

佐伊离开临终关怀后去的诊所就像一个小村庄。一片低矮砖楼的迷宫，湿气斑驳，位于一个新建住宅区的尽头。诊所旁边是一家医院。每次佐伊听到救护车声，她的腿就开始颤抖。她讨厌这个诊所，但同时又觉得这里像家一样。她在这种地方度过了太多时间，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她熟悉微波炉餐点和天花板，也熟悉伴随而来的行为。

她已经有两年半没有割伤自己了，但现在她忍不住了。在她想出的所有自毁方式中，割伤是最有效的屏蔽精神痛苦的办法。“我试图通过割伤或烧伤尽可能多的皮肤，为新的、干净的皮肤腾出空间，”她在一张纸上写道。她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写满思绪的便签。

她的衣柜上贴着一张白色卡片，上面写着“我真的想要这样吗？”自从她18岁时在安乐死专业中心注册以来，这张卡片就一直伴随着她。她每天至少要看十几次这个问题，她的答案从未如此明确。

“当我没死成的时候，所有人都很生气，要不然他们就是都出去度假了，”她在7月中旬我探访诊所时对我说，“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觉得自己必须死，因为如果我不死，大家都会很恼火。”

“我很难承认，但这是四个半月以来我第一次洗澡。”佐伊在WhatsApp上说，2023年9月7日

后来她的心理医生保罗向我解释说，她周围的人都疏远了她，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佐伊却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她整天待在床上“控制自己的情绪爆发”。在这些爆发期间，她会剧烈地颤抖，有时甚至失去意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癫痫，但发作是她身体释放情绪紧张的方式。

2023年4月，佐伊（右）和一位朋友在荷兰角港海滩。© Selma van der Bijl

安乐死专业中心告诉佐伊，他们愿意讨论重新启动安乐死程序。但她需要一个固定的住址，而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解决。她正处于海牙支持性居住机构的候补名单上。但他们的条件是她必须停止自残。

在去海牙看护机构面试的前一天，佐伊特意待在外面一整天。她去了一个慈善商店，在超市买了一个苹果派，还和诊所的工作人员及一个朋友散步。但当晚，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崩溃了。她的头似乎要爆炸了。如果他们拒绝了她怎么办？那样的话她就无法安乐死。那将是一切的终结。她只想抓起剃刀片伤害自己。

凌晨一点，服用了安眠药的她摇摇晃晃地来到急诊室，又缝了针。

“我希望他们能说，‘下周就安排上了’，但我知道这不现实。”佐伊抽了无数根烟。当时是9月底，佐伊仍然留在诊所。安乐死专业中心的精神科医生稍后会来拜访她。她打算重新申请死亡许可。

佐伊穿着一件西装外套，涂了鲜红色的指甲油。 “伪装到成功为止，”她笑着说。我问她是否担心别人会觉得她状态不错。

“对我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佐伊说， “当你看到我穿西装外套或衬衫时，说明我已经到了谷底。 ”

最终，她觉得自己能够完全坦诚地谈起一件特定的创伤事件。这是第一次。

“为什么你觉得这次可以进行了？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和她在外面散步时问道。她说，她仍然害怕注射可能不起作用，因为她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大量的药物。但最近几个月是决定性的：她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望。“我依然害怕，但比起死亡，我更害怕我不得不继续过下去的生活。”

我们一起望向远方。乌鸦在头顶呱呱叫。 “我以为你也许能重新开始，”我说。

“怎么可能？ ”她耸了耸肩， “我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人愿意接纳我。我能做什么呢？我连学业都没完成。 ”她解释说，在她的高中毕业考试之前，她就已经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2023年6月，佐伊在安乐死当天穿的裙子。© Selma van der Bijl

这一次，她觉得自己可以完成安乐死。她最近向警方举报了虐待行为。虽然这不会作为正式声明处理，因为她需要详细说明发生了什么，而她甚至无法向治疗师讲述这些，更别提向刚认识的警察说了。但举报虐待是她在死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当佐伊和精神科医生交谈时，我在诊所她的房间里等着。她从急诊病房转到了常规住院病房，但房间一模一样：一张床，一个洗手盆，一张桌子和一个衣柜。

在那张写着“我真的想要这样吗？ ”的卡片旁边，贴着她葬礼卡片，上面是2023年6月她身穿白裙站在海滩上的照片，风吹起她深色及肩的头发。我看着她的床，上面有一个瘪了的斑马形状的氦气球。这是病房里另一位病人送给她的，因为佐伊手臂上有像斑马条纹一样的割伤痕迹。

四十五分钟后，门开了。

“怎么样？ ”

她给了我一个拥抱。 “一切顺利，”她轻声说道， “我得先去抽根烟。 ”

安乐死程序在她原定死亡日期三个月后重新启动。她又与精神科医生进行了对话，以证明她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第一次的对话让她百感交集。精神科医生确认了她的痛苦，看不到她的未来，这让人感到不安，但同时也让她感到一种认同感。

和上次一样，佐伊打算在最后一刻仍然继续接受治疗，只为证明自己已经尽了一切可能。她每周和保罗进行两次创伤治疗。他一年前开始为她治疗。她告诉我，10月去见保罗的路上，他们最初的关系很困难。“保罗是个男人，我不信任男人。”

渐渐地，一切都改变了。保罗没有放弃。他坚持继续治疗，尽管佐伊被认为已经尝试过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法。最终，她觉得自己能够完全坦诚地谈起一件特定的创伤事件。这是第一次。“如果我死了而没有告诉任何人，那个伤害我的人就赢了。能够坦诚地讲出这一切，对我来说是一种个人的胜利，”她对我说。

在去见保罗的路上，她的腿一直不停地发抖。她说那是戒断症状。她的奥沙西泮剂量已经减到25毫克——比我们四个月前第一次见面时少了20倍。她脚边放着一个印有红色爱心的帆布袋，里面装着一只泰迪熊、纸巾、薰衣草精油、减压球、一条用来拉扯的围巾，以及一种名为“硬糖果”的甜点。她会在洗澡时含一颗这种糖，以确保自己留在“现在”，而不会被拖回“过去”。

一周后，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我暂时停止安乐死的过程了。”我立刻打电话给她。“你选择继续活下去，这真是太好了，”我说。

但佐伊并不这么看。她并不是选择活着，只是暂时没有选择死亡。

我问她：那么你选择了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显然，不存在“稍微死一点”这种情况，但佐伊的世界在那一刻并非黑白分明。“我有点儿灰色，”她说。

她的意思是，她同时保留了两种选择：生与死。一个来自专业中心的发言人告诉我，佐伊暂停安乐死过程的决定并不罕见：大约40%的因精神痛苦而申请安乐死的患者最终都会撤回申请。中心为佐伊提供了空间，让她探索自己是否真的想要死亡，而与此同时，她和保罗会努力解决她的创伤问题，以帮助她找到生活的可能性。

那天我们的对话断断续续。为什么她会难以表达自己？“我的一生都被定义为‘那个想要死去的女孩’，所以如果没有了这种愿望，我又是谁？”她说。

到12月底，佐伊已经在诊所里待了六个月。医疗团队认为是时候让她继续前进了：如果想要尝试生活，就不能一直留在精神病院。社会工作者为她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请，希望她能获得一种“支持性住房”。这是一种为30岁以下、无法独立生活但又不需要留在机构中的精神健康问题患者提供的住宿形式。居民一起用餐，可以获得必要的帮助，目标是最终能够独立生活。

在荷兰，有数千名年轻人排队等待这种类型的住房；等待时间可能长达两年。因此，当佐伊在不到两周后收到咨询邀请时，她感到十分意外。2024年1月15日，她收拾好她的粉红色行李箱，离开了诊所，搬到了鹿特丹市中心的新住所。

“我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活下去，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活。”

她终于能够自力更生了。她开始跑步，戒了烟，还三年来第一次看了牙医——这是一个巨大的个人成就。周末，她和朋友一起参观博物馆，去看望祖父母，并留宿在母亲家。偶尔，她会喝一杯金汤力酒。如果说还有一刻充满希望，那就是现在了。

但她的好朋友梅丽莎（Melissa）对此并不买账。这位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治疗时结识的好友问：“埃丝特（Esther）怎么样了？”这是她们吃午餐时的对话之一。埃丝特是梅丽莎曾寄给佐伊的一张明信片上的鸵鸟，这只鸟象征着佐伊把头埋在沙子里的倾向。跑步、穿得光鲜、戒烟——梅丽莎觉得这些都是因为她试图回避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佐伊总是会暗示一点东西，”梅丽莎告诉我，“如果你了解她，你会觉得她在试图告诉你什么。”

佐伊哼了一声，但她知道朋友说得有道理。

暂停第二次安乐死过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现在，她开始感到期望的重压。“我一心想着不辜负别人的期望。我不想让任何人失望，因为我有让人失望的过去，”佐伊低声说，“我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活下去，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活。”

于是，她开始模仿她认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锻炼、家庭聚会、博物馆之旅。与此同时，她感觉糟透了。她没有寻求帮助，一如既往地通过自残和自我毁灭应对焦虑。当她的焦虑加剧时，她会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有一次，当她的母亲打电话问她在哪儿时，佐伊震惊地发现自己站在铁轨旁。后来她解释说，那并不是因为她想死，而是因为她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月28日，她到了崩溃的边缘。那天早上9点，离开诊所一个半月后，她让祖父母带她回到了诊所。

她错了吗？生活真的不适合她吗？她又回到了这该死的诊所。房间不同了，但故事还是一样的。照片、写着座右铭的便签、串灯——她再次把它们挂起来后，整天躺在床上盯着它们看。她想要逃避一切和所有人，但在精神病院里这并不容易。“我讨厌这个地方，”当她在走廊里遇到身体治疗师伊丽丝（Iris）时，她失声痛哭起来。这位女士抱住了她，轻轻地前后摇晃着她。

佐伊知道，这种“我想尽快离开这里”的阶段通常会持续大约三天。之后，她会开始感到舒适，而诊所会逐渐让她感受到一种社区归属感。某种程度上，这甚至更让人害怕。在“现实世界”中，她被期望自力更生，而这种社区的归属感却是她现实中无法拥有的。

“为什么我做不到呢？”她问心理医生，她发现自己难以摆脱对诊所的依赖。

心理医生回答说：“我觉得你渴望成为一个孩子。”

“我从没有机会当过孩子，”佐伊低声说。

“而诊所是你最接近所渴望的安全感和保障的地方。”

她像经验丰富的旅行者一样，将衣物卷起来。先是裤子和连衣裙，然后是小件衣物填补缝隙。佐伊正在为另一场搬迁打包她的粉色行李箱。2024年4月，她即将前往阿姆斯特尔芬（Amstelveen）的一家诊所，接受密集的创伤治疗。她已经等待了10个月的时间。我答应开车送她去母亲家，让她在那里过夜，第二天再前往治疗中心。

她把行李箱抬上车后备厢。一位前来送别的护理人员说道：“我去度假一周时也会用这种行李箱。但她的行李箱里装的是她的整个生活。”

护理人员给了佐伊一个拥抱：“再见了，小麻雀。”

“她走了，”护理人员说，“这是新阶段的开始。”

一个新的阶段。我不知道佐伊是否也这么认为。我开着车穿过医院大楼。一切都是灰暗而凄凉的；窗户前挂着破旧的窗帘，人行道上散落着烟头。“一切可能是我恢复的第一阶段，”佐伊说，“以前一切都围绕死亡，现在我为了自己而努力。之后再看情况吧。”

我们回到她在鹿特丹的家里拿些东西。沿着两段楼梯往上走，楼道弥漫着湿毛巾和香烟的气味，但佐伊的房间却清新而舒适。墙上贴满了照片和写着格言的纸片。在我们准备离开时，她迅速从墙上撕下一张，上面写着：“我决定，我可以做到一切。”她笑了。

在车上，我问她：“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一切呢？”

“我会去非洲，”她说，“参与一个儿童项目。”

她告诉我，她想学习社会工作，但由于没完成学业，她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她已经查了考试日期。“无论我有多低落，我都下定决心去做。”

但为了迈向社会工作课程，她的创伤症状必须得到改善。她希望摆脱持续的记忆闪回，能够正常洗澡、进食和睡觉，从而按时起床并遵守约定。为此，她开始了密集的创伤治疗。她很担心：“如果治疗不起作用怎么办？”

一个月后，她回到鹿特丹。“我其实还挺好的，”我们见面吃冰淇淋时，她说。这种感觉对她来说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我试图弄清她为什么感觉好了一些。她说是因为团体氛围不错，有条理的生活她也喜欢，并且她已经停止服用长期以来大量服用的抗焦虑药物。但最重要的是，因为治疗带来了突破：“我把一切都说出来了，包括以前从未提起的事情。”

死亡并未完全离开她的生活。她几乎每天都还会想到它。“当别人觉得是遛狗时间的时候，我在想：我今天想死吗？”但死亡不再占据主导，而是伴随着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