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源
冯骥才是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投身于城市历史遗产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大力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春节申遗文件中，他所撰写的《知情同意证明》被作为一项重要推荐材料。近年来，他倡导并致力于非遗学学科建设，探索非遗学理论体系和教学方法。新出版的《非遗学原理》，收录了冯骥才为非遗学“立论”“立言”的理论文章，被誉为“非遗学科建设的开山之作”“非遗学理论的奠基之作”。
《非遗学原理》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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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自救到文化行动
早在1964年，冯骥才就奔波于天津老城内外街巷中，对民居砖雕进行调研，采用摄影、文字和绘图的方式来记录影壁、门楼砖雕结构以及天津城内砖雕分布，开启了天津老城风貌记录、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漫长路途，此举也为冯骥才日后的民间美术、民间雕刻、传统村落的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天津窑洼炮台附近发现一块有重要历史信息的古碑
1994年，天津老城面临拆迁，冯骥才组织大量专家、摄影师对古城内的民居建筑等开展实地调查、影像记录，并出版《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系列丛书。冯骥才呼吁保留天津传统民居徐家大院作为老城博物馆，号召本地百姓捐赠家具、生活物品、照片、资料、书信文献等作为藏品。此外，他还对旧租界和天津老城之外的本土区域进行全面文化调查，陆续出版《天津老房子·东西南北》《小洋楼风情》等书籍，成为记录天津传统文化的重要历史档案。
冯骥才对其他散落在中华大地上濒临消亡的文化遗产也尤为关注。1991年，得知文学团体南社的旧址迷楼将被拆除的消息，冯骥才果断卖画保楼。次年，为保留宁波将要拆除的贺知章祠堂，冯骥才再次拍卖画作筹集保护资金。
“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我觉得我是被时代逼迫的，当然也是由衷的。我认为这是命运。到2000年的时候，我和文化遗产保护已经融为一体，就是说从情感上、使命上，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天职去做，不知不觉地反而把小说创作放下了。”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从最初的文化自救，到后来带动全国的文化行动，冯骥才一直马不停蹄，奔走呼号。
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旨在保护传统工艺美术，促进传统工艺美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此后的十余年，围绕文化遗产抢救，国家又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
在浙东乡村里，见到从未见过的福字砖，感觉胜似金砖
2001年，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冯骥才提出，要对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作地毯式调查，将“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的文化遗产“一网打尽”。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在这次集抢救、普查、整理与出版的国家级重大工程中，冯骥才、潘鲁生、向云驹等学者深刻认识到作为传承主体的非遗传承人的重要价值，就此提出“传承人保护制度”，启动“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评选工作，并为木版年画、剪纸、唐卡编辑整理了大量翔实的文化档案。针对被誉为“民间美术的龙头”的木版年画，冯骥才发起了“中国木版年画普查保护工程”，历时十年对全国44个年画产地进行普查，所得的全部图文资料和研究成果最终编撰成《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对天津杨柳青的年画艺人进行访谈
为了对文化遗产实施整体保护与关照，冯骥才特别提出了针对非遗所依附的重要文化空间——传统村落的保护，积极呼吁出台《传统村落保护法》。2012年，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全面启动。2014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共同组织实施的“留住乡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正式启动。此后，冯骥才相继出版《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田野手册》《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中国传统村落档案优选》等书籍，力求为村落遗产留下一份全面、具象、客观、确凿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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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养人才到创建学科
在跟时间赛跑的过程上，冯骥才认识到，单靠几个学者奔走并不够，培养更多非遗专业人才才是长远之计。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成立于2001年，研究院建立之初，担任院长的冯骥才便立下“要在这驰名中外的理工科大学的腹地，开辟出一块纯净的人文绿地”的誓言。当时正值我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全面铺开阶段，研究院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支撑与人才输送基地。
之所以选择在这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里建设人文学院，一方面，源于冯骥才自身对文化有着强烈的现实责任，另一方面，他认为理工科大学的实验室制度对文科教学科研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大学要面对现实，但要背对世俗。这样，学院才能成为一片人文的精神的绿地。”
经过二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冯骥才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在研究院建立起一支真正有人文精神的工作团队，打通了科学与艺术、人文与自然的界限，培养出一批批在非遗领域有所建树的毕业生。
在此基础上，冯骥才认为非遗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已经成熟。过去三四年，研究院主要致力于非遗学理论建构、教研方法建设、学科交叉融合等多方面的工作。此外，研究院还召开了以非遗学学科建设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论坛，建立了我国首个专业的非遗学网，系统编写非遗学教材，连续承担住建部、文旅部委托课题。
然而，一个新学科在刚刚确立时，它的独立性常常会被怀疑。非遗学的倡导者必然要遭遇挑战，不时会被诘问：非遗不就是民间文化吗？有必要另设一个学科吗？它本身能否成为一个学科？它具备足够的材料盖一座高楼大厦吗？《非遗学原理》试图阐述它无可辩驳的独立性与学术本质，从元理论角度勾勒出非遗学的学科样貌。
确实，非遗是个很年轻的概念。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类文化遗产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是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在非遗概念出现之前，学术界将这一类型和范畴的文化称为民间文化，并建立起相应的科学而完整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譬如民俗学、民艺学、民间文化学等。
由于民俗学与新崛起的非遗学面对的是同一对象——民间文化，又由于最初参与非遗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基本来自民俗学界，人们便顺理成章地认为，非遗只是民俗学遇到了一项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工作，自然还在民俗学的范畴之内。而冯骥才认为，非遗学是从遗产的立场出发，来认识民间文化的，但不是所有的民间文化都是非遗。非遗是其中历史文化的代表作，是当代遴选与认定必须传承的文化经典。
在冯骥才看来，是否被视为遗产，对一个事物有着显著的不同影响。当该事物有了遗产的属性，便多了一种性质、意义、价值，多了一种社会功能。这些都不是民俗学所能解释的。一件事物可以同时身在不同的知识范畴，从属于不同的学术范畴。比如佛罗伦萨花之圣母大教堂，既属于建筑学的经典，也属于遗产学的瑰宝。它们既有共同的文化内涵，也有各自不同的学术关切。建筑学关注它建筑的构造、设计、美学特征与创造性；遗产学更关注它自身的历史特征、档案、等级、保护重点与方法，以及如何传承得久远。非遗学更关注它的存在与生命，是保护和延续其生命的科学，因此这是一个之前没有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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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有东方特色的学科
冯骥才认为，决定非遗学独立性的根本是遗产。
民俗学注重民俗事象的过去，非遗学注重非遗活生生的现在。民俗学把民间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在民俗学者眼中，民间文化是相对静止的、稳定的、很少变化的。非遗学者把非遗作为一种文化生命，在非遗学者眼中，非遗是活态的、动态的、应用的，在时代转型中充满不确定性。民俗学的工作是总结历史与描述现在，而非遗学则要通过对现存非遗的研究来探索它们通往明天的合理道路。
就像医学是为了守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一样，非遗学是为了非遗生命的存续以及文化命脉的延续。学科的使命决定了学科的特征。于是，非遗学的使命首先决定了它的工具性。非遗学“既是一种纯学术，追求精准、清晰、完整、谨严、高深；又是一种工具理论，为非遗构建知识，为非遗排难解纷，因而与当下的非遗保护实践息息相通和紧密相关。非遗学毫不隐讳要直接为非遗服务，甚至为非遗所应用”。
据此冯骥才坦言，非遗学是一门田野科学。在田野中认知，在田野中发现，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生效，从始至终都在田野。如果在田野中只局限于采风和搜集材料，就不是非遗学了。与此同时，非遗学的教育也必须在田野中进行。田野就是民间，就是活生生的民间文化。只有问道于田野，才能得到切实的答案，才能感悟非遗的精髓与神韵，彻悟非遗的需要，以及非遗学的学术使命是什么。
不肩负学术使命的是伪非遗学，因此，非遗教育中一定包含着责任教育。在冯骥才看来，非遗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两种人才，一是非遗的研究人才，二是非遗的管理人才。然而，对于本世纪初刚刚进入人类保护视野的非遗，既缺乏研究乃至认知，更缺少科学的管理和管理的人才。非遗学的学术使命肩负着现实的紧迫性。他认为，面对非遗，非遗学有三项工作是核心，是重中之重：其一，立档；其二，保护；其三，传承。立档主要是对非遗的历史而言，保护是永远首要的主题，传承是为了遗产的延续与永在。这三项工作既是工作实际，更是核心的学术内容。
“目前非遗学尚属初创阶段。向前展望，它一定是一个前途无量、具有宏大和深远发展空间的学科，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由于它凭借于我国的非遗，所以必定还是一个具有中国和东方特色的学科。”冯骥才指出。
一门学术的最高目标，一是构建起它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二是实实在在服务于相关的社会事业。面对着中华大地上数十万项千差万别的非遗保护与传承，非遗学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