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我的山东大学生活片段

一

2025年伊始，我的孙女备战高考，我想起了1957年我参加高考和在大学读书的往事。往事历历在目，往事并不如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1957年我从青岛一中参加高考，青岛一中是山东省的重点学校，我们当时备战高考所付出的努力一点也不亚于现在莘莘学子的辛苦，大家铆足了劲准备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名牌大学。当时的老师也对高考进行估题，政治题有毛泽东的《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同学们去书店买了单行本背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源自网络）

我记得在高考前一天晚上我背这篇文章，到了深夜人迷迷糊糊去拧灯泡，人好像得了夜游症。父亲听到动静来到我的房间，只见我手拿灯炮，愕愣地坐在床上。父亲把我推醒，把灯泡拧上，关上灯让我睡下。早上我醒来时，看到父亲和母亲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了在桌前等待着我。估计他们二老被我折腾醒了就再也没有睡好，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们的考场就是鱼山路上的山东大学校园内的教室里，不知是否因为报考山东大学而被安排在这里。我早早来到考场外，参加考试的人都很紧张，彼此之间很少交谈。

铃声响起，我们进了教室找到座位，放好准考证等待发试卷。第一场考试是语文，作文《我的母亲》，这是我准备过的题目。我的母亲出生于渔民家庭，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料理家务。母亲勤劳善良、性格刚毅，我把母亲的付出如实地描写在作文中。还有一道大题是背写杜甫的《兵车行》，并注释为白话文。其它的是造句和选择题，我顺利完成答卷。

高考旧影（源自网络）

出了考场同学们如释重负，大家一起交流，有的同学过于紧张，竟然把“我的母亲”写成“我的母校”，悔恨不已。

高考结束，同学们都放松下来，在等待高考成绩期间，有两个同学经常来找我玩。他们俩的父亲都是小业主，一个住在无棣路，一个住在滋阳路。他们来到台东棋盘街我的家里，我们一起从台东一路走到台湛路，然后来到湛山寺。湛山寺门外小摊有卖凉粉、小米面饼子等农家小吃，都是他们请客，他们的家境优渥，当时国家已经开始逐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但是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

我收到了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二

山东大学在青岛的鱼山路上，现在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校址。这里曾经是德国人建的俾斯麦兵营，欧式的建筑风格。后来日本人侵占青岛后，园区又有了日式风格的建筑。校园里西方和东方的神韵相互衬托，环境优美，独具风采。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青岛的山东大学

我们校园外的环境也很漂亮，从正门出去沿着鱼山路来到海边，这里有第一海水浴场，远处就是八大关和太平角。沿着鲁迅公园可以到达小青岛，对面就是栈桥上的回澜阁。从中山路返回路过中苏友好馆、青岛礼堂、王子饭店，还有曾经的日本陆军司令部、德华银行、天后宫、太平路小学、欧人监狱、总兵府衙门就来到了大学路。大学路万字会里的建筑具有庙宇风格，它的墙外就是我们学校校园的后门。

周末的时候我回家，从阴岛路上的边门出去。胶州湾最里面的岛称作阴岛，这条路由此命名，现在改成了红岛路。阴岛路环绕青岛山，走不多远是万国公墓，墓前都有十字架，这里埋葬着死在青岛的外国人，也埋葬着青岛这座城市的殖民史。

延安路旧影（张秉山摄影）

过了青岛山脚下，沿着延安一路到了延安路的海军大院，这里曾经是德国人的毛骑兵营，灰色水泥围墙和我们校园的围墙一个样子，高高的阴气森森。

沿着围墙来到延安二路，穿过南山棚户区就来到台东棋盘街的家里。母亲准备了可口的饭菜，父亲询问我学校里的情况。学校已经掀起了政治风波，父亲告诫我不要过问政治，要专注学业。

我们历史系就一个班，全班八十人，六十多是调干生，十几个是高考入校的学生。调干生是这样构成，一是1956年进入哈尔滨和沈阳的俄语专科学校学生，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这两所学校解散，部分学生分配到我们学校择系就读。二是来自山东大学附属的速成中学，山东的市、地、县三级政府选拔干部和教师到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速成学习，成绩优秀者再进入山东大学继续深造。三是部队转业军人，其中有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志愿军战斗英雄。

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最大的大姐有三十多岁，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在全班的年龄最小。

三

我们的教室在校内八关山下，山顶是海军的信号站。讲台上有个讲桌，后边是黑板，但是我们的教授们没有写板书的。

班上八十个人分成八个学习小组，组长是任命的，基本是调干生，以前就是领导。

我们上课时，八十个人把教室坐的满满的，没有排座位，第一次谁坐在哪里，以后就自然而然地坐在那里。我因为近视眼便坐在第二排，坐在我身边的女同学宋家珩原是南京市政府的打字员，1956年被保送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读大专。

宋家珩出身书香门第，气质非凡。她24岁长我6岁，我喊她姐姐。她们调干生每月发生活费，按原职级有的发29元，有的发26元。宋姐手头宽裕，经常买零食吃，我跟着沾光不少。宋姐入校第二年春天患阑尾炎在山大医院住院，学校辅导员安排我白天在医院陪床。

《枫叶国度:加拿大的过去与现在》宋家珩编著（源自网络）

宋家珩毕业后留校任教，作为访问学者派往加拿大，是北美历史学权威，后来定居加拿大。

我们班同学崔锡杰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在部队是副连长。他的身上有两处伤疤非常醒目，一处是肩胛骨下的贯通伤，身子前后的伤口触目惊心。另一处在腹部，疤痕很长，是被炮弹皮划伤的。

崔锡杰大我许多，把我当作小弟弟一样对待。我们俩住一个宿舍，课余时间就让我这个本地人当向导，带他出去逛街。出门前他总是刻意打扮一番，头发三七分，当时很时髦。

拆除前的东方市场（源自网络）

我们从鱼山路校门走出，不远处就是东方市场，我们先是在那里吃饭，他喜欢喝啤酒吃海鲜。他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人，17岁读中学的时候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后来是东北民主联军，辽沈战役以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入关打了平津战役，然后一路南下打过长江，解放了海南岛。朝鲜战争爆发，他所在的部队又赴朝参战，真可谓是身经百战。

我们俩走在栈桥前海沿儿，我告诉他学校周边有江苏路小学、大学路小学、太平路小学。解放前在这些小学读书的孩子家庭条件优越，学校组建童子军，身制服在马路上游行。

他一口东北腔问道：“哈玩艺儿是童子军？”

我说：“这些小学生头戴船型帽，一身国民党军官样式的服装，腰上挂着缠好的五彩绳和红白相间的小木棒，脚蹬小皮靴。他们胸前挂的校徽也特别——褐色底子，白色校名，我记不清叫复振还是求真。

“扯王八犊子，这是法西斯教育！”他吼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山路（源自网络）

我们在中山路上的电影院看电影，我记得有一部前苏联影片《白痴》。看完电影去市场三路购买生活用品，路过饭店时，他还会进去喝两杯。

1961年毕业他回到哈尔滨，直接担任区教育局副局长，我调侃他怎么又是一个副职呢？他说当官当副，少走弯路。

四

山东大学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是华岗。华岗治学严谨，主持创办的《文史哲》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华岗在胡风运动中因为保护学校的老师而受到牵连而被关押。

华岗给山东大学师生上政治大课

我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经常听到一个年轻的馆员说起老校长华岗，言语中充满了敬佩。华岗刚来学校的时候，老教授们心有疑惑，共产党的官员都是土八路出身，怎么能来高等学府当校长？华岗来学校的第一次讲座是“社会发展史”，渊博的知识，流利的口才，让在座的无不为之震撼。

山东大学迁来济南，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同华岗一起被关押在燕子山下。同学探望父亲时见过华岗，回到学校不是说他父亲，而是说起华岗近况如何，大家都私下为我们的校长感到惋惜。

冯沅君、陆侃如

我入校的时候校长由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兼任，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副校长陆侃如主持。陆侃如的妻子是知名学者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是现代文学史家、戏曲史家、作家。陆侃如副校长和夫人都可称为大家，他们的著作颇丰。

陆侃如副校长被打成右派，著名学者成仿吾取代晁哲甫担任山东大学校长。

1958年大炼钢铁，我在高炉上作业，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氧化碳中毒晕倒，被送往学校医务室救治。成仿吾校长当时搞了三次讲座，恰好是在我养病期间，我有幸全部听完，其他的同学没有参加，就纷纷传抄我的笔记。

1960年，山大历史系在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期间举办的讨论会。

1960年春天，我们历史系搞了个课题，组织学生去鲁西南进行义和团调查。我们其中去了济宁地区的巨野县，当年因为德国传教士在这里被杀，德国军舰开进了胶州湾，从此有了青岛市。作为青岛人我很重视在这里的考察，可惜当年亲历者已经不在了。

这次考察活动，我们亲眼目睹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真实状况，那是个大饥荒的年代，与其说是天灾，其实更是人祸，至今不忍诉说。我们是学历史的，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啊！

五

山东大学历史系曾经是全国同专业的翘楚，《齐鲁晚报》有一篇“八马同槽”的文章专门介绍了当年的盛况。历史系主任杨向奎，八大教授有童书业、郑鹤声、黄云眉、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吴大琨、陈同燮。我有幸聆听教导的有童书业、陈同燮、郑鹤声、黄云眉、王仲荦等老师。

童书业

童书业当年有五十多岁，中等个头，鲁迅式寸头，但很久没有理发，那蓬乱的长发下面就是络腮胡子，一副很不修边幅的样子。他总是穿一身旧的蓝色中山装，站在讲台上操着洪亮的南方普通话，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一个方向，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他上课从不带教案，也不用粉笔，开讲前点上一支烟，讲着课抽着烟，一堂课结束，一包烟也差不多吸完了。学生课间打扫卫生不用擦黑板，打扫烟蒂和烟灰也要费很多功夫。

童书业教授给我们讲述古代东方史，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利斯河两河流域的文明发展过程开始讲起。童先生把枯燥的历史讲述的引人入胜，学生们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童先生对苏联历史学家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的内容很不认同，他旁征博引地说明自己和“阿”先生相悖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在凡事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五十年代是很难得的。

由于对童老师的崇拜，我们这些学生对童老师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感觉新奇。童老师生活上不修边幅是出名的，有一次他和夫人去青岛中上路上一个电影院看电影，夫人检票进场了，检票员却拦住了童老师，声称衣冠不整者不准入内。他的夫人发现丈夫不在身边，后面却传来吵架的声音，便返回去和人家好一顿解释，这样夫妇二人才一同看成了电影。从那以后，童老师发誓再也不进电影院了。

1956年，童书业夫妇与顾颉刚先生（中），摄于青岛。

童老师没有学历，属于自学成才的人。他成为著名学者顾颉刚的助手，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当然，童老师这样特殊的经历，也受到有些同行的心怀忮刻，因为文人相轻是一种通病。童老师得到的是学术界更多的认可。

我大学毕业五十年以后，从《作家文摘》看到转载《书城》杂志署名李林的文章，讲述了童书业对顾颉刚的敬重、感恩、报答的深厚师生情谊。每当政治运动来临时，童老师就漫无目的地说身边的人是反革命、是美国间谍。政客们认为他的头脑犯糊涂，没有当做一回事，这恰恰保护了这些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童书业在有这种“强迫观念症”之中抑郁而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那可怜、可悲、可叹，而又聪慧的一生。

我现在想到童书业老师总是唏嘘不已，那个年代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是这样的结局啊！

陈同燮

我与陈同燮老师直接接触是在1958年春天青岛月子口水库的建设工地上。1957年6月份共产党发动反右运动，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1958年年初开展的“双反”运动，实际是打着共产党内部“反贪污、反浪费”的旗号，而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整风补课”，继续深挖“右派”。

1958年3月，我们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位于崂山脚下的月子口水库，参加一个星期的义务劳动。工地上红旗招展，人流攒动，工作热情高涨。经过“反右”和“双反”运动的洗礼，人们以崭新的风貌投入到劳动当中去，谁也不想在政治运动中落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挖土、装车、打夯，女同学和女教师及老弱的男老师和男同学便装土抬筐。陈同燮老师当年已是60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是工地上年龄最大的老人。我在班里年龄最小，人长得又高又瘦，系里政治辅导员便让我和陈老师一起抬筐运土。我们这一老一小师生二人的任务是把每筐土抬到100米外的堤坝上。

负责给框里装土的是一位姓廉的女老师，20多岁，大眼睛，中等个，瘦瘦的，人的模样很是和善。她每次给我们装土尽量少装，有时还替陈老师抬上几趟，让陈老师休息片刻。

1958年崂山水库施工场景（张秉山摄影）

我和陈老师抬筐时，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总是把筐绳向我这边拉一拉，减轻陈老师的负担。这时，陈老师总是很客气地说一声“谢谢！”此时此刻，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陈老师比我的父亲还年长几岁，如果他是我的父亲，又会怎样呢？

劳动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是神圣的，而有人偏偏把劳动当成一种惩罚，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花甲老人，在瑟瑟寒风中承受劳动改造的“涅槃”，这种人是多么丑恶啊！

在劳动之余，我们师生也有过交流。他说的少，我问得多。

陈先生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周恩来总理是同班同学，后来陈先生到欧洲留学十多年，通晓五国语言，回国后讲授欧洲史。

《希腊罗马简史》陈同燮编著（源自网络）

陈先生讲话轻声细语，京腔京调。他问我家是哪儿，家里有什么人，哪个中学毕业，为什么要学历史专业等等。而我则问他在中学与周恩来关系如何？在欧洲生活如何？欧洲的语言你最喜欢哪个国家的？陈先生的回答言简意赅，有些敏感问题则是委婉回避，我理解他生怕有“崇洋媚外”之嫌。他有些话我至今不忘，他告诉我“伦敦像一个老人，古朴庄重。巴黎像一个年轻的姑娘，美丽浪漫”。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济南和青岛，我把济南比作陈老师的伦敦，我把青岛比作陈老师的巴黎。

短暂的一个星期的劳动过去了，我和陈同燮老师再次相遇的时候是第二年他给我们讲《世界史》。有一次单元考试，5分制我得了3分。陈老师见到我问：“蒋继国，这次考试为什么成绩不好呢？”

我答道：“我在炼铁高炉上装料，一氧化碳中毒，病了三天。”

他应了一声，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这就是我和陈老师最后一次对话，至今没有忘记！

黄云眉

黄云眉先生是我们授课老师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后人。他给我们讲的是《古文选编》，操着一口江南哝语，开始十句话有五句听不懂，时间久了就明白了。

黄老师讲课认真仔细，武王伐纣的檄文，几十个字，讲了六十多个小时。课余时间，同学们围着他问这问那，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认真解答。他和同学交流时充满着激情和幸福感。

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反抗清兵入侵，是一位传播民主思想的先驱者。黄云眉先生身上却毫无叛逆痕迹，这可能是同当时的高压政治有关吧！

郑鹤声

郑鹤声先生是一位矮个子的老头，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睛，讲授《史料目录学》。他原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社会学院的院士，是中国史料学的权威。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郑老师谨言慎行，讲课仅就史料内容说起，从不展开发挥。

郑老师也是南方人，他的普通话说的还算标准，回答学生的问题也是慢条斯理，清清楚楚，脸上还总是带着笑容。郑先生的讲义是他亲自刻的钢板印刷的，讲义的字迹工整漂亮。

王仲荦

王仲荦先生当时五十多岁，是浙江宁波人，讲课时声音洪亮，吐字也很清晰，给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这段历史从公元220年开始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为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繁复杂的一段过程，包括汉末三国之争、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乱中华、南北朝十六国、民族大融合等，王仲荦先生讲的条理清晰，明明白白，所有历史大事交代的清清楚楚。北国文人雅士逃避战乱逃到江南以后，经常在长江边聚会，饮酒赋诗，抒发去国怀乡之愁。王先生经常即兴发挥，大段吟咏当时的诗篇，让我们这些听课的学生仿佛身临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