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沙尔政府跨台后，土耳其和以色列强势介入叙利亚，填补了俄罗斯和伊朗留下的力量真空，成为决定局势的两股强大力量。
特别是土耳其视叙利亚为自己的禁脔。
最近SDF（库尔德工人党）提议叙利亚—土耳其边境设立缓冲区，由法国军队守卫。
这一下让土耳其暴跳如雷，随即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回应：
“让我们看看法国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敢不敢这样做，当然，我们不会认真对待法国这种小国，我们的对手是美国。“
“如果法国想要采取行动，就应该起诉和监禁自己的恐怖分子公民。我们已经反复说过，我们不能忍受 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威胁。要么其他人采取行动，要么我们自己行动。”
哈坎·菲丹辱骂法国还不解恨，还把怒气发向了以色列，说“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扩张主义政策不仅对该地区的国家而且对国际来说都是一个严重问题，以色列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显然土耳其不容法国染指叙利亚，也更明白以色列是阻碍土耳其完全控制叙利亚的强大力量和不得不直接面对的对手。
一句话，土耳其与以色列矛盾不可调和，在叙利亚博弈也逐渐走向公开化与对峙化，而且已经短兵相接，随时可能擦枪走火。
一，土耳其和以色列结构性战略矛盾不可调和。
1，土耳其的大国雄心与“伊斯兰世界领袖”的诉求。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屡次表示要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而要想获取更广泛的阿拉伯国家支持，势必要在“反以”领域发力。过去，伊朗一直扮演着中东地区主要反以势力的角色；如今伊朗退出叙利亚，土耳其可借机取而代之，高举“反以”大旗，从而在阿拉伯世界赢得更大声望。
这种战略定位就使其必然与以色列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形成尖锐对立。
2，以色列自保和建立缓冲区。
以色列长久以来面临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强势对应是其基本国策。
叙利亚作为以色列北方的主要战略缓冲地带，历来是关注重点。
巴沙尔政府统治时期，以色列已经控制了戈兰高地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巴沙尔政府倒台之后，以色列迅速掌握了余下的戈兰高地和军事缓冲区，并进一步支持叙利亚南方的德鲁兹民兵以及反对派武装，以在南部地区建立“友好势力”，从而保持对叙利亚局势的影响与监控。
面对土耳其的扩张，以色列也更加关注在叙利亚的北部和东部，与库尔德工人党结盟，从北方牵制土耳其防止其南下。
二，战术短兵相接，极有可能擦枪走火。
叙利亚国内形势在巴沙尔政府垮台后高度碎片化，各方势力割据并寻求外部力量支持。
土耳其与以色列则在不同地区寻求代理人结盟，形成“你争我夺”的局面。
1，土耳其和朱拉尼结盟。
24年12月23日，土耳其外长会晤朱拉尼，初步达成了土叙结盟的协议。
协议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 联手解决库尔德武装问题。土耳其视库尔德武装（SDF）为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要求叙利亚新政府必须解散或遏制库尔德武装，一旦谈判无果，土耳其不排除采取单边行动以确保自身边境安全；
(2) 防备以色列。土耳其将从伊德利卜地区撤军，把伊德利卜等地更多地交给叙利亚新政府主导，但同时会在叙利亚中部的霍姆斯沙漠地区建立大型军事基地和部署防空系统，以对抗未来可能由以色列发起的空袭或其他干涉。
2，以色列和库尔德工人党为对付土耳其而进行战略互助。
为应对土耳其和朱拉尼结盟，以色列则积极联络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库尔德势力，进行深度合作：
(1) 库尔德工人党控制着叙利亚东北部的油气区，并将油气资源出口到以色列换取经济与军事支持。
(2) 加强南北呼应的军事部署。在南方，通过进一步掌控戈兰高地，扶持德鲁兹民兵；在北方，通过支持库尔德势力，对土耳其形成一定程度的牵制，使其难以在叙利亚全境“畅通无阻”。
3，土耳其和以色列已经通过代理人进行了较量。
2025年1月1日凌晨，朱拉尼领导的叙利亚新国防军数百辆皮卡和装甲车武装部队紧急出动。试图以偷袭的方式，迅速打进叙利亚南部苏维达省，结果刚抵达苏韦达省边界，就遭遇当地的德鲁兹民兵火力拦截。
最终，叙利亚新国防军总司令朱拉尼下达撤军指令。军事专家称，朱拉尼严重低估了当地的德鲁兹民兵实力，这支地方武装已经得到以色列军方大力扶持，战斗力提升非常大。德鲁兹民兵有了以色列撑腰，对朱拉尼更加不放在眼里。
可以预见，这种“你来我往”的代理人战争或区域性冲突还将持续，甚至不排除土耳其和以色列亲自上场。
三，美国、欧洲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对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制约。
1，阿拉伯国家大多对土耳其的扩张主义保持警惕，同时也对以色列在戈兰高地扩张、扶持地方民兵的做法持质疑态度。
若土耳其成功塑造自身为“抵抗以色列并维护穆斯林利益”的关键力量，则可能赢得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或默许，尤其是那些对以色列立场强硬、对土耳其经济或外交依赖度较高的国家。
另一方面，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也会加剧一些温和派阿拉伯国家的担忧，使其担心随之而来的地缘冲突和宗教冲突蔓延到更大范围。
2，美国和土耳其都是北约国家，同时以色列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土耳其对美国遏制俄罗斯有着极其重大的战略作用，但美国也对土耳其在中东的单边行动不满，美国会对土耳其采取一定的遏制，但程度取决于俄乌冲突的形势。
综上所述，土耳其和以色列争锋叙利亚，有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1，大面积武装冲突。
尽管土耳其与以色列在叙利亚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冲突，并且已经在代理人战争中有所体现，但真正爆发直接、全面的军事冲突仍然不是两国首选。
土耳其与以色列都深谙大规模冲突会对本国国内局势和国际形象带来不可预测的巨大代价，因而在明面上更倾向于通过“可控”冲突和“精准”打击来争夺叙利亚局势主导权。
2，代理人战争或小规模冲突频繁发生。
如今的叙利亚局势零散且复杂：新上台的叙利亚政府在土耳其支持下巩固内部，又要面对以色列在南部和东部的强力支持势力。两股力量之间或通过代理人进行低烈度的“新型内战”，或在边境地区展开小规模的遭遇战都极有可能。
3，在多边外交和国际调停下叙利亚归于和平的可能性有，但不大。
叙利亚局势极其复杂，土、以、美、俄、伊、沙特、欧洲等势力在此争锋，让多边外交和国际调停寸步难行。
叙利亚和平只有一种可能，美国和欧洲重新审视中东策略，为土耳其与以色列分别在叙利亚境内的行动设定一定“边界”。但眼下美国与欧洲自身也面临政治与经济上的压力，既没有政治意愿也没有巨大资源投入叙利亚解决问题。
总体而言，土耳其与以色列因在叙利亚的利益分歧与意识形态对立，已经演变为难以短期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局面。
尽管不至于立刻爆发大规模正面对抗，但双方军事力量对部署、对峙的升级，以及对各自代理人的扶植与武装，仍将造成叙利亚内部的持久动荡。
未来中东地区的势力平衡，很可能就此迈入另一波震荡与重组，而叙利亚的战后重建与安全形势，也势必在这一系列冲突的阴影之下继续延宕。
国际社会若无法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施以及时、有效的多边调停，那么叙利亚将继续成为地缘政治对抗的舞台，承受更多无休止的动荡与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