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市行政管理学会2024年年会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举行。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展开学术研讨，共同探寻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有效路径和“密码”。
群众是城市治理必须依靠的力量
“超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共同体，这当中运行产生的矛盾冲突绝大部分落到了基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宋世明教授说，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向经济和社会领域集中，“落入”到基层这个“空间”中；只有建立一个党组织领导、整合内外资源、民呼我应的治理大平台，才能有效化解矛盾，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变为生动现实。
宋世明说，由于纵向条块分隔、横向“九龙治水”等原因，“碎片化”成为当前治理体系的软肋，“小马拉大车”现象突出。
“当务之急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厘清角色、理顺关系、健全规则是重要任务。”他说，厘清角色就是要明确权责，实现“轻车”“壮马”，强化区县基层治理统筹协调角色、镇街基层治理任务承接基点角色、村(社区)基层社会整合服务角色，推进基层治理“全科网格”建设。
他认为，在理顺关系上，要防止条线部门“督察化”，挤压基层自治空间；要把条块资源和力量放到镇街平台上，整合内外资源，实现接诉即办，对高频事项主动治理。
在健全规则方面，要建立完善条块权责清单，明确哪些事项必须依法履职，哪些事项应该上收，哪些事项需要基层单位配合。与此同时，基层干部要不断提升工作能力，紧紧依靠群众办好基层事务和公共事业，让城市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应重视并积极应对城市新兴风险挑战
“经济体量、人口规模、产业集聚……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超大城市都是抵御风险的重要核心区域。”重庆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邹东升教授说，随着技术和产业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综合性、复合型风险增加，特别是数字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新兴领域的风险系数加大。
邹东升说起了自己前段时间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参与《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的过程。“前前后后参加了3次。”他说，因为停车涉及千家万户，这部条例的制定，分别从依法行政、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多个维度进行把握。
“这蕴含着城市治理既要做‘加法’又要做‘减法’的思维方式。”他说，促进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这是做“加法”；确保稳定和安全，减少城市发展面临的风险，就是在做“减法”。
他说，城市面临的新兴风险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陌生和非预期性，风险作用具有复杂性和跨区域、跨行业等特点。应对这样的新兴领域风险，必须进一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算好重大决策城市收益和风险这笔“账”，积极构建新兴风险治理的自主知识体系，建立城市风险前瞻性立法体系。同时，要探索多层次、多元参与的新兴风险治理路径。
解决好超大城市中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必须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突出‘小切口’。”重庆市行政管理学会会长、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刘晓吾说，在重庆这样的超大城市中，居民的实际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他说，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必须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提质建设“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努力破解交通拥堵、停车难、过街难、换乘难等“大城市病”，全面整治污水、垃圾、噪音等问题，不断提升城市服务精细化水平，真正把城市服务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为此，重庆正推进“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围绕“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部署，扎实推进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交通治理一体化、安全治理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行政执法一体化、数字治理一体化、城乡治理一体化，实现城市综合治理与基层智治“141”体系顺畅衔接，推动城市治理更高效、更智慧。刘晓吾表示，重庆市行政管理学会将深化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理论研究，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为这项改革提供更为有力的智力支持。
以数字变革为“桥”和“船”，实现大城智管
“超大城市治理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型系统，这使得我们传统的经验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重庆市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教研部付玉联副教授说，在超大城市治理的进程中，很多工作如果仅仅依靠分工并不能很好开展，“这时候需要的是合作，需要综合性、整体性的治理。”
付玉联说，数字变革是通向现代化的“桥”和“船”，所以我们有了数字重庆建设的不断探索。
他以数字党建“885”工作体系为例，认为它至少有着四重价值：以政府为主的治理逻辑转变为构建回应民众需求的新方式；将碎片化的机构和职能分割转变为整体性治理和行政流程重构，实现工作的闭环；从技术理性走向制度理性的跨越；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城市建设和治理的出发点、落脚点。(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