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筑梦者·深圳规划人风云三十年 | 原深圳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郭秉豪访谈（下篇）

导读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迅速崛起，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典范。有一位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工作者，他以超前的视野和坚定的决心，为这座城市早期的规划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就是在1982-1988年期间担任原深圳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的郭秉豪同志。郭局长在深圳建市前就已经在宝安县工作17年，是特区建设初期深圳城市规划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特别是关于1984年之前的深圳规划建设、原特区“二线”的划定、86经济特区总规、深圳机场选址、福田中心区、华侨城规划等对深圳城市规划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视角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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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

四

成片开发模式与征地问题

邹兵：您刚才讲到特区建设初期推行的是成片开发模式，采用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的工作方法，效率确实很高。那么当时上步工业区这一片区的土地征收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征地过程往往耗时很长，而且需要向农民提供较多的补偿，当时成片开发模式的征地审批程序是怎样的？

郭秉豪：当时基建的体制都是全市集中统一的。1982年，市政府决定成立一个基础工程工作组，具体组织勘测、设计、施工单位，水、电、路、园林等部门协同作战，由一家管到底，负责组织建设项目的施工，实行“七通一平”，开展全面市政工程。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负责整片区域的征地工作，是几百亩的农田一次性征收。全面铺开的土地整备和市政道路，必须全部征收土地后才能施工。上步工业区和八卦岭工业区都是成片征收的。上步工业区是最早开发的工业区之一，面积有18万平方米，由规划局做了规划方案。这个小片区内，除建有多幢多层工业厂房，还包括仓库、车队和单身宿舍等配套设施。厂房建成后，主要用于出租或出售，一推出后大受欢迎，香港很多客商都前来购买或租赁。随后开发了八卦岭工业区，其面积更大，达到80万平方米，由市工业发展公司负责开发，基本模式也大致相同。园岭、白沙岭等居住区也都是成片征地的模式。深圳在1982年和1983年，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完成2000多个项目和90条城市道路，覆盖近50平方公里的范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模式来实现高效率运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刚才讲到深圳大学，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1月去视察的时候还是空地一片，到当年9月份学生们便已进入新校园上课。

深圳大学是“深圳八大文化设施”之一，领导委派我负责组织规划设计方案，最初方案是由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和建筑系教授李承祚做的。可能受清华校园的影响，他们方案中主要建筑物是围绕湖泊布置。这个方案提交给罗副市长审阅时，他指出深圳大学位置紧邻大海，应该与大海有呼应关系，提出了“拥抱大海、面向大海”的设计理念。这就使整个校园的规划有大的变化，教学楼、图书馆、科研楼等建筑都朝向大海，采用展开式布局，形成了现在基本格局。

为了赶制建筑设计图，领导选定广东省建筑设计院负责，副院长廖彬昌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到现场蹲点督导。基础图一做好，马上安排建筑基础施工，同时进行上盖建筑施工图的设计。最初安排的施工队挖基础的速度不快，效果不理想。罗副市长现场查看后当机立断，马上更换了施工队伍。新的施工队伍实力强劲，接手后工程进展迅速。第一期工程的三栋教学楼、五六栋学生宿舍和饭堂、几栋教师宿舍等，在九个月的时间内就建成了，学生得以顺利入学。

邹兵：原来特区外宝安县您也参与过它的规划建设吗？

郭秉豪：成立特区以后，特区以外仍称为宝安县，县城设在新安，就在现在宝安中心区附近。我当时组织广东省规划院为新安县城做了一个县城规划，县领导很重视并按规划建设实施。除了新安县城建设和发展较好外，其他地方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机会，都没有抓紧做好建设规划。其中布吉镇就缺乏规划，道路布局、工业废水的排放等都比较混乱，导致后来要花很大力气进行改造。这里还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大面积征地导致农民失去土地和生活来源。我们在深入调查后，就建议市政府为当地农民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划部门为此专门制定了农村用地安排方案。最早试点在罗湖区，做了有11个大队的用地安排，对农民新建住房的居住用地，另外划拨土地。参照香港的做法，家中18岁以上的男丁可获得150平方米的用地指标，楼高为三层。另外安排有工业用地，根据大队人数分配一定面积的用地。农民可以在此自建多层厂房，自主经营工业，或与他人合作或出租给他人，从而解决经济收入和劳动力出路问题。还有商业用地，则主要用于建设宾馆、饭店等。以蔡屋围大队为例，现在的蔡屋围大酒店就是在当时政策下建设的。在人民河边还有两个酒店的建设位置，包括河东宾馆、端溪宾馆。在建荔枝公园的时候，为了征地方便，专门划了一块地给他们做饭店，就是现在胜记酒家的位置。这样的安排比较妥善，有明显的效果。让农民可以新建住房，经济上有收入，以及劳动力有出路，这样征地的矛盾小，征地工作也比较顺利。

1985年荔枝公园施工现场

由于市规划局技术力量有限，无法对每一块农村用地进行详细规划，就委托罗湖区负责组织规划设计和审查，在执行时过程就难免产生偏差。比如规定做100套的，它有可能变成了110套。因为安排建房的150平米，除了宅基地面积外还包括道路、绿化、公建等等，由此导致有些城中村巷道狭窄，建筑密集，缺乏公共配套设施。尽管如此，这些城中村的建设用地范围始终被控制在规划的红线内，避免了农民自建房的无序扩张。罗湖区试点后，规划局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做过于迁就农民，就暂停农村用地的规划工作。这导致特区内的其他农村在未得到用地安排的情况下，拼命抢占土地新建住房。后来这股歪风吹到宝安、龙岗，为后续的城市建设带来了很多后患。因农村用地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安排，导致大面积的土地资源浪费和城市开发成本增加，这也算是深圳这40年辉煌成就中的遗憾和不足。

五

大型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与规划局的角色

邹兵：那时候深圳不是很缺资金吗？怎么会有钱建这么多的大型公共文化设施？

郭秉豪：当时，国务院对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高度重视，“深圳不能是一个文化沙漠”，需要加入文化事业的投入。中央文化部还专门派人来进行调研，并建议在特区社会经济发展大纲中明确要建设文化设施的项目。实际上，在1986版总体规划完成之前，八大文化设施的部分项目已经开始实施了。

当时深圳城市建设刚全面铺开，资金十分短缺。但深圳市委下定决心，准备了三个亿。特别是一把手梁湘书记，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和远见，“勒紧裤带”也要把这八大文化设施快速建好，还要求五十年不落后。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从一把手到主管领导，都高度重视并亲自参与。他们不仅要求项目快速推进，更强调建筑设计特色和施工质量，确保项目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八大文化设施项目的选址，基本就是围绕着荔枝公园布局，有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等，因为行政机构和大部分的住宅区都安排在周围。荔枝公园不仅为项目提供了优美的环境，还方便了大家使用。图书馆项目由罗副市长出面，找了广东省建筑设计院的黄远强，他对于图书馆这类公共设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丰富的经验。图书馆选址在红荔路，和公园有地形高差，为建筑师提供了发挥创意的空间。用地利用荔枝公园湖水进行分隔，既避免了围墙的生硬感，又实现了景观上的相互借景。深圳图书馆现在已经改为了少儿图书馆，继续为城市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博物馆是邀请了广州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佘俊南，博物馆的设计虽然外表简朴，但内部设计精巧，使得参观每一个展厅的流程都非常合理顺畅。科学馆是请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的何镜堂设计的，体育馆的设计是华森公司的熊承新。这些设计大师们都各有所长，有深厚的造诣。当时没有采用招投标的方式选择设计团队，如果采用投标招标的方式，整个过程可能会非常冗长，而且不一定能找到最适合的专家。我们通过了解专家的业务特长和过往业绩，直接邀请他们参与设计，这样更能确保项目的设计质量和效果。八大文化设施完成后，得到国内建筑业界的认可和市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还是很成功的。

邹兵：那时候领导也很尊重专家的意见。

郭秉豪：市委领导梁湘书记很重视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都需要报给他看后才通过，具体负责基本建设的周鼎副书记和罗昌仁副市长两人若表示赞同，梁湘书记也会认可。当然，这之后还需经过集体讨论的程序，包括通过市委常委会议和建筑委员会会议的审议，这样的审批程序相对高效。这也是深圳在80年代初能够迅速完成这么庞大的基建量，而且涌现众多优秀建筑的重要原因。特区早期的运作方式赋予了技术人员极大的自主权，领导层高度尊重并信任他们的工作。同时，领导们对工作效率有着极高的要求。梁湘、周鼎、罗昌仁等领导以身作则，他们常常提前半小时上班，处理文件后，上午九点左右就带着秘书和司机前往工地视察。这样的工作方式使他们能够直接了解工地面临的具体问题，并迅速作出决策，避免了繁琐的汇报流程。他们看见有些重要工程质量或者进度不理想，马上增加调动人力，100人不够就调200人上去，那情景跟带兵打仗一样紧张。深圳市领导就是以这种争分夺秒、拼搏奋战的决心和毅力，带领大家把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只经过40多年就建设成为现在的功能完善、环境优美宜居、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早在1986年，深圳市规划委员会英国专家瓦特·鲍尔就十分惊讶深圳“一夜城”的崛起，他说：“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城市规模，有这么多宏伟的建筑，还有能保持优美的环境，这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邹兵：请您再谈一下编制1986年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时与中规院合作工作的情况。

郭秉豪：我们和中规院合作的关系非常融合，在每个阶段大家的意见都充分表达，相互交流。特别是周干峙院长，他还经常邀请国家顶级的顾问专家，包括陈占祥、吴良镛、任震英、袁镜身等前来，提出很多建议供我们参考。我们也将所遇问题及时反馈给专家，许多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当时胡开华局长，还有闵凤奎副局长亦参与其中，这两位出自中规院的专家正好在规划局任职，带领我们与中规院紧密配合，这种人事组织方式确保了工作效率与成效。市委领导们还会提出一些独到的想法，中规院则将很多好的意见进行具体化落实，最后都能够付诸实践。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外专家对这个总体规划进行了评议，使之更加合理和完善。1986年，深圳市总体规划获得“全国优秀城市规划奖”，后来还获得了国际建筑协会颁发的“艾伯克隆比爵士荣誉奖”，这是国际建筑界最具权威的奖项。深圳是完全按照审批确定的规划蓝图实施建设的城市，实践证明深圳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是成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到：“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深圳广大干部和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才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1986年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

六

对深圳城市规划的寄语

邹兵：请您对过去45年深圳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的特点做一个总体评价，并对未来深圳发展和规划工作提出希望和建议。

郭秉豪：深圳城市发展和规划建设的成功，得益于每一任领导和每一代城市规划设计人员的智慧叠加，很多规划都是不断延伸发展的。从早期的多中心带状组团布局，到如今全市域铺开的网状多中心组团结构，还有地下空间和地铁系统的高效和完善，都是令人瞩目的成就。

深圳的未来发展还需要年轻一代规划人继续努力，续写深圳规划的辉煌。我认为深圳规划最具开放性，人们勇于创新，易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不仅汇聚了国内的好想法，还吸收了港澳及国际的先进理念。此外，深圳能够预见并超前考虑诸多问题。比如，86版总体规划设定的2000年常住人口规模上，原本只规划了80万，但同时考虑了30万的暂住人口。后来罗昌仁副市长特别指示，要按照150万人口来进行用水量和排污系统等基础设施的设计。这种超前考虑和充分预留空间的做法，使得深圳后来在面对实际人口远远超过规划目标的情况时，依然能够维持基本的城市功能和运转。即使现在特区内的居住人口已超过450万，由于早期的规划留有充分弹性和余地，城市依然还能够得到有效支撑并继续发展。用地的预留非常重要，使规划具有较大的弹性。当时梁湘书记留下的道路绿化带现在都变成了城市小公园，许多地铁站也巧妙地利用了这些预留空间。80年代的深圳规划没有给后续的规划和建设带来大的负面影响，反而因为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使得城市在面对新的需求和挑战时能够灵活应对。深圳的规划还十分务实，当时的规划指标都是基于实际情况和可实施性来设定的，没有过于理想化或不切实际的目标。这种务实性还体现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当城市面临新的实际问题时，规划部门总是能够迅速应对，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深圳的城市规划之所以成功，离不开超前、弹性和务实这三个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已经深深融入了深圳的城市规划基因之中，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动力。

最后，我再提几点对当前深圳存在问题的看法。刚才讲到不同阶段的城市需求和情况都会发生变化，规划管理必须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调整。近年来，在城市交通方面，电动自行车泛滥成灾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当前深圳电动自行车数量庞大且管理无序，给城市交通和行人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导致现在道路交通混乱的局面。因此，深圳的城市规划和交通管理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适应新的需求和挑战。对电动自行车，还有现在提倡的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新型交通工具，应尽早制定规划和管理措施，确保其有序发展。还要加强管理，减少对城市交通和行人安全的影响。同时，对于老年化和少子化等人口结构变化，原来的规划指标可能都不行了，也应考虑制定相应的调整策略。否则等到乱成一锅粥了再来治理就很麻烦。总之，深圳的城市规划和各项管理必须保持前瞻性和灵活性，不断适应城市发展的新需求和挑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七

结语

通过邹兵会长对郭秉豪局长的深入访谈，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亲身经历了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蜕变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辉煌历程。郭局长以其深厚的实践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描绘了深圳城市规划的宏伟蓝图和实施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深圳的崛起，离不开像郭秉豪同志这样一大批城市规划与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他们以卓越的智慧、坚定的信念、非凡的勇气，为深圳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发展经验和启示。期待年轻一辈规划人能够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精神，继续引领创新，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