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兵败被俘，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陷入空前危机。关键时刻于谦等大臣在孙太后的支持下拥立朱祁镇的异母弟朱祁钰为帝，即景泰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此让瓦剌手中的肉票失效。然后组织北京保卫战，成功击退瓦剌大军，稳住了局势。次年朱祁镇被瓦剌放回，景泰帝将其软禁在南宫。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景泰帝朱祁钰病重，已经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这一消息在宫廷内外悄然流传。武清侯石亨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微妙变化，他深知若能在皇位更迭之际立下拥立之功，必将飞黄腾达。想来想去他决定帮助太上皇朱祁镇复位，自己做新朝的头号功臣。
与此同时与于谦有过节的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也想借此机会咸鱼翻身，而司设监太监曹吉祥也渴望通过拥立之功获取更大的权势，扩充自己在宦官群体中的影响力，三人一拍即合。曹吉祥利用职务之便，在宫廷内外安插眼线，密切关注着各方动态，积极与石亨、徐有贞等人联络，为政变谋划布局。
正月十六日晚，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率领私兵千余人，趁着夜色向南宫进发。南宫大门紧闭，且被上了锁、灌了铅，防守严密。但他们早有准备，命人用巨木撞开南宫门。朱祁镇在睡梦中被惊醒，听闻众人来意后，起初还有些犹豫，但在石亨等人的劝说下，又想到自己多年来的软禁之苦，朱祁镇最终决定放手一搏。
众人簇拥着朱祁镇直奔奉天殿。途中经过东华门、奉天门时，守门将士见一群人深夜行动，意图不明，上前阻拦。关键时刻朱祁镇挺身而出，大声喝止：“朕乃太上皇，尔等谁敢阻拦！” 守门将士见是太上皇后不敢轻举妄动，纷纷让开道路。
进入奉天殿后，众人先将朱祁镇扶上皇位，然后敲响钟鼓召集百官上朝。此时天色渐亮，百官们听闻钟声匆忙赶来，却见龙椅上坐着的竟是朱祁镇，顿时惊愕万分。但事已至此，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武力威慑与言辞劝说下，百官们也只能无奈接受这一既成事实。朱祁镇就这样重新登上皇位，改年号为天顺，史称“夺门之变”。
朱祁镇复位后对拥立之功的人进行了大肆封赏。石亨被加封为忠国公，权势滔天，其家族子弟数十人在军中担任要职；徐有贞进入内阁，成为朝中炙手可热的权臣；曹吉祥则被任命为司礼太监，掌控宫廷机要，其养子侄辈也纷纷封官进爵，在宫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
而对于景泰帝朱祁钰及其旧臣，朱祁镇则展开了残酷的清算。首先是朱祁钰被废黜帝位，贬为郕王，软禁在西苑，没多久就去世了。然后是于谦、王文等景泰朝的重臣被以“谋逆”等罪名逮捕下狱。尤其是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不世之功的于谦最终被含冤而杀，让人唏嘘不已。
夺门之变看似是一场简单的政变，实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矛盾、人性欲望与权力博弈。它不仅改变了明朝诸多人物的命运，也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明朝的政治局势愈发复杂动荡，为后续的一系列危机埋下了伏笔。
在明朝严格遵循的皇位继承原则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是正统传承的基本准则。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前本为皇帝，后因兵败被俘，朱祁钰才临危受命登基。从礼法角度看，夺门之变时朱祁钰已当了多年的合法皇帝，有着自己的统治班底与朝廷体系。而朱祁镇虽是前任皇帝，但其以太上皇的身份复位就是打破了既定的礼法秩序。明朝以礼法治国，祖训森严，这种违背常规传承顺序的行为，极易遭受朝中秉持正统观念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可以说在礼法层面朱祁镇复位就面临着“篡位”的争议，若无强大的支持力量与合适契机，很难单纯从法理上站稳脚跟。
因此倘若没有夺门之变这一突发事件，朱祁镇二次登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的复位缺乏正统性依据，难以服众。虽有部分旧臣念及旧情，但更多臣子已习惯景泰帝统治，且朱祁钰在位时亦有诸多政绩，不至于人心惶惶皆盼朱祁镇复位。况且当时明朝面临着极大地外部压力下，瓦剌还在虎视眈眈，明朝难以承受因内部皇位纷争引发的外部战争风险。若无石亨等人的冒险一搏，朱祁镇大概率会在南宫度过余生，明朝后续的政治格局或许会围绕朱祁钰的继承人问题展开，或许是复立朱见深，又或是从宗室藩王中挑选合适人选，历史走向必将截然不同，只是这一切都随着夺门之变的发生，永远尘封在了历史的另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