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左二）被解救
朋友去清迈，上出租车后，司机开始放导航提示，居然还是中文的，她惊异：“你还会中文？”司机说：“不，这是因为你们中国人担心被噶腰子，我才这样，好让你们安心。其它国家的游客都没这样的忧虑。”
演员王星日前在泰缅边境被绑架的事传出后，我就想到了这个故事。国内恐怕难免因此强化了“那里很乱”的印象， 但从泰国人的角度来说或许才觉得冤枉 ，因为那往往是“一些中国人 在坑另一些中国人 ” ， 只是发生 在泰国的土地上，最后 却是 泰国的形象被抹黑 。
这不是孤立的个案。不止在泰国，在海外各地，坑中国人的往往也都是中国人，对于一个向来把“同胞”视为紧密整体的民族来说，这个真相着实令人难堪，但这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的一点，我想是中国人的行为缺乏一种内化的制约。
一个人要在任何地方都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必须将法律或道德的信条内化，哪怕没人看到，也不至于做出违法犯罪之事。然而这在中国从未深入人心，相反，法律只被视为一套严苛而不必要的外部管控，道德则仅限于熟人社会内部（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出了这个小圈子都无所谓。
其结果，有些人觉得法律和道德都是有空间范围的，只要一出国境，自己就“自由”了，可以不受约束地做任何无法无天的事——反过来说，这些人内心原本就是无法无天的，因为他们从未真心认同过法律和道德，只看作是强加于自身的限制，到海外就终于可以抛开了。
多年来，我一直听到有人说，公海是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管制的，因此可以自由开赌。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我没有兴趣核实，但我注意到是，很多人谈到这种“自由”时是如何的眉飞色舞。这印证了近代一些学者的判断：中国人平日面临重重束缚，但内心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渴望着可以“不受限制地去做任何事”。
更重要的是，由于道德观“内外有别”，中国人很容易抱有双重道德观：只要你坑害的不是自己人，那你就还是好人。在豫东、皖北的一些村庄，一些人在外发达了回乡，广为称羡，虽然有时明知他们在异乡可能是乞讨，甚或是坑蒙拐骗的勾当，但那又有什么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就成了一块“法外之地”——那里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很多人又无意遵守当地法律，更不必有什么道德负疚感，反正赚到钱了衣锦还乡就是了，谁还管你的钱干不干净？
如果是这样，那又涉及另一个问题：这些人出国后，有本事去坑外国人好了，为什么选择对中国人下手呢？
事实上，网上舆论最不能原谅的也是这一点，仿佛同样是犯罪，祸害外国人也罢了，祸害同胞就尤为令人不齿——这本身也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双重道德观。这和那些犯罪者的观念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彼此对“内/外”的界定不一样罢了。
对那些嫌犯来说，找中国人下手当然是因为更容易得手了：犯罪也需要找准猎物，知道怎样才能让对方入坑，并清楚怎样才能事后不至于暴露。嫌犯当然更了解同胞的弱点， 无论是语言技能、社会关系还是后续处理，把控起风险来都比找外国人下手轻松多了。
那么，这些被坑的受害者又为何会上当呢？难道仅仅因为对方是中国人就天然信任了吗？
前一阵，有人在网上爆出经由作家野夫中介在清迈买房的纠葛，双方各执一词，我也不拟判断是非，我好奇的是：野夫这一方或许做法不规范，但清迈买房的话，规范的当地中介也多的是，为什么要通过他？
一位居住清迈的朋友说：“当然是因为既不懂英语，又相信大V。这种人不割他韭菜都有点浪费。用小红书看看信息也不至于这样吧。”
语或刻薄，但确实道出一个关键点：很多中国人即便到了海外，信任的往往也不是专业，而是熟人关系，似乎只要找对人就完事了。这也不意外，想想看，多少人在国内办事都习惯了，无论大事小事，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
这不是为了“指责受害者”，而是说明一个事实：一些人被坑，原因就在于他们本人缺乏辨别能力，而误以为“关系”是比“专业”更值得信任的，然而，陷阱往往就埋藏在其中。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一些人的反应又倒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对只要沾上“泰国”就一概不信任。 因为传闻骗王星那个导演也是被骗去才入伙的，现在有的人就觉得所有人只要住在泰国，肯定是被诈骗团伙控制了，想骗别人去。
我那位定居清迈的朋友，前几天因为知乎有人问“王星事件后还有没有人敢去泰国”，她说“我就住在这里，还去了柬埔寨，感觉不错”，结果被一帮人骂成园区HR，问她是不是要噶腰子。
这些应激反应有多夸大且不论，有一点倒是值得关注：这种“中国人坑中国人”的事对熟人社会的道德观是一副猛烈的毒药，越来越多人会提高警惕，知道仅凭“中国人”这个身份或什么七弯八绕的关系并不足以构成信任的基础。
实际上，这些年国内社会（尤其女性）最警惕的，就是亲密关系中的操控、宰制和剥削。在这方面，家暴、传销、海外电诈等种种事件，都在摧毁中国人对“关系”的信任，因为人们赫然发现，那么多恐怖的事，竟然都埋藏在自己原本信任的人际纽带中。这不能不让人醒悟：如果这些都是欺骗性的，那么个体的独立自主难道不才是最重要的吗？
这肯定不容易，但我们毕竟要学着成为一个现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