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7日，这一天是党中央领导人最不愿意提及的一天，但也是他们永远都忘不了的一天。
新中国刚刚成立还不满一个月，他们的老战友任弼时就在这一天永远地与世长辞。
毛主席曾说，他的死很突然，是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这不光是国家和人民的损失，还是他自己心里永远的遗憾，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曾无数次坐在一起畅想未来，可新中国成立了，他却失言了。
劳累
任弼时的身体，是为了党和人民垮掉的。
当年，年仅21岁的任弼时从苏联学成回国，进入党中央上海所在地工作，那时候任弼时年纪轻轻，却已经挑起了大梁。
那时候的革命党员，都是拿性命在赌未来，责任越大，危险就越大。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作为上海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
当时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上海更是腥风血雨，任弼时就是在这危机四伏的环境中，毅然决然坚守岗位。
1928年10月中旬，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派去安徽完成一项任务，当时安徽也是风声鹤唳，非常的危险，但任弼时可不管这些，他将一应工作交代给可靠的下属后，便乔装打扮出发了。
此次任务任弼时是为了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为了掩人耳目，他乔装打扮成一位商人，将会议地址选在一处名胜古迹处。
原本计划都挺周详的，绝不可能出纰漏，但任弼时不知道的是，党内有叛徒，早已经将他们的行踪透露给了国民党。
就在任弼时刚和接头人对上眼色时，他突然发觉身旁有一些行动鬼祟之人，原本任弼时想要终止接头，可前来抓捕他们的敌人也看穿了他的行迹，从人群中冲出来，将在场的同志全部逮捕。
幸好任弼时做了两手准备，在面临审讯时，他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坚称自己只是到贵的办事的商人，得空出来游玩，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也不认识什么共产党。
任弼时装得非常好，连自己的家庭地址，家里有什么人，做什么生意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口供几乎是没有破绽。
但抓他的人可没那么容易糊弄，好不容易抓到这么一条大鱼，不丢掉半条命，这些人是不会轻易放掉他的。
接下来，等待任弼时的就是各种各样残忍酷刑，之前就有很多党内成员都因为经受不住酷刑，招了供。
但即使是招了供，那些人也没能落得一个好下场。
这一点任弼时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不管什么酷刑，他都咬牙坚持着，反正都是个死，那还不如死得有价值一点。
直到他被折磨得差点昏死过去，敌人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庆幸的是，与他一起被捕的同志也没有透露任何线索，后来任弼时回忆这段时光时也颇为感慨，若当时被捕的几个同志，有任何一个人意志不坚定，那他们就全完了。
当时安徽的敌人没有在他们身上审问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决定将他们带到安庆，由上面的人来处理。
也就是这个决定，让任弼时获得了生机。
在去安庆的船上，任弼时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人，于是他提高嗓门儿与押解的国民党官兵争辩，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辩中，巧妙自然地说出了自己家的地址，以及自己将要被押解去的地方。
就这样，党中央得知了任弼时遇到的困难，立刻着手开始实施营救。
但营救计划需要时间筹划，在此之前，任弼时在劳动中吃了不少的苦头，被关押了整整三个月，国民党的确从他身上得不到有用线索，才将他的案子转至法院审理。
在法庭上，任弼时的妻子为他找来了证人，长沙商店一老板，为其做证，称他是去安徽收账的，不是什么共产党。
法院信了这个说法，当庭将任弼时释放。
就这样，任弼时艰难地躲过了一劫，虽然最后脱险了，但任弼时在牢狱中吃了不少苦头，身体被伤及根本，落了不少的病根儿。
当时家里人都劝他多休息休息，避避风头，但任弼时根本放不下手中的工作，尤其是在牢狱中，他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恶魔后，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想法。
再次被捕
1929年11月，时隔一年，任弼时再次被捕入狱。
幸运的是，这次抓他的人是上海租界的英国人，他们不知道任弼时在一年前还有过被捕的经历。
所以这一次任弼时换了个身份，装作是来上海找工作的。
那个年代的人可不太喜欢讲道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先来一套酷刑试试，扛得住就是清白的，扛不住就招供。
当时任弼时的身体还没有从上一次酷刑中完全恢复过来，可他还是硬生生地挺过了英国人的电刑。
好在周总理及时得知了任弼时被捕的消息，亲自指挥营救，托人花了重金买通负责任弼时案子的警长，才及时拦住他们，没有将任弼时的案子交给国民党审理。
若当时交给了国民党，任弼时恐怕就命不久矣。
后来在党中央的斡旋下，任弼时又被转到了法庭，只要上了法庭，一切都好办了，到时候任弼时是什么身份，一切都是可以打造的。
最后，律师为任弼时坐实了“清白”的身份，法庭判仅其40天的监禁，就将其释放。
这一次虽然有惊无险，但任弼时的身体也是大不如从前了，党中央考虑到他已经多次在敌人面前露面，不再适合隐蔽工作，又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于是为其调了岗位，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当时任弼时才刚满30岁，但整个人看上去竟像个50岁的人，后来他常常给身边的人开玩笑，说自己恐怕命不久矣，所以得抓紧工作，能多为革命做点贡献，自己就多赚一点。
任弼时想用一副乐观的心态去影响身边的人，不想让他们为自己担心，但他越是如此不在意自己的身体，家里人就更担心。
长征开始时，任弼时身患恶疾，原本已经不适合奔波劳苦，可他还是坚持跟随大部队前进，哪怕是躺在担架上，他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战况。
后来成功到达延安，任弼时又积极参与到中央所有重要决策，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跟身边人提及，任弼时的身体不好，应该多休息，不是重要的事情，不要打扰他。
可革命哪有轻重，在任弼时心里，只要关乎革命的事，都是大事。
那时候身边的同志都称任弼时为“老妈妈”，因为他就像一个陀螺，永远都在不停地转，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不管什么事情交到他的手上，他都可以完成得妥妥帖帖。
很多时候，任弼时自己也分不清楚，到底是革命需要他，还是他需要革命。
他革命了十几年，这项工作早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他不敢想象，有一天革命胜利了，他还能做点什么，说不定那股坚持下去的韧劲儿就没了，人也不行了。
倒在岗位上
常年的超负荷工作，让任弼时的身体早已经到了不能承受的极限。
党中央对他的身体也是格外关注，时不时就派人来劝说任弼时，好好休息，进入北平后，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去莫斯科治病，这对任弼时的家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对党是千恩万谢。
但任弼时得知消息后却急得说不出话，他革命了一辈子，眼看革命就要胜利了，他却要在这个时候离开，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一时间，任弼时和所有人都站在对立面，这恐怕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
当时周总理等领导轮番来劝他，希望他服从安排，毕竟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
任弼时想想也对，于是退了一步，去了莫斯科，但他此行却不单纯是为了治病，还为了探查苏联对朝鲜的态度。
次年5月，任弼时返回中国，原本按照医生的意思，他已经不适合再工作了，但任弼时可不是个喜欢遵遗嘱的人，他一想到警长的朝鲜局势，就始终无法躺在病床上好好休息。
最后实在劝不住，中央只好退一步，要求他可以参与工作，但每天工作必须有节制，不能超过4个小时，顺便还交代任弼时手下的小同志，要严格监督执行。
任弼时一听，连连点头答应，可领导一走他就露出了原形，什么工作四小时，什么按时吃药，他只按照自己的规定来。
事实上倒也不是任弼时不遵遗嘱，实在是他当时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他非常清楚，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但手上的事情还很多，尤其是在最后关头，他不能掉链子。
那时候任弼时经常头疼，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始终都忍着不说，实在忍不了，就闭上眼睛自己揉揉，稍微缓解了又开始工作。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身体患有多种疾病，任何一个意外都能要了他的命，可他依旧不听劝阻，坚持工作。
彼时朝鲜战场情况十分危急，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不想看到好不容易得来的胜利毁于一旦，所以他更要争分夺秒。
1950年10月26日晚，任弼时熬夜研究朝鲜局势，因为着急上火突发脑溢血倒下了。
医护人员对其实施急救，但这次，任弼时没能再醒过来。
毛主席听闻此噩耗悲痛至极，他才46岁，这么年轻，是党中央五大书记当中，年纪最小的。
悲伤之后，毛主席决定，要以最高殡葬规格来安葬这位老战友。
送别任弼时那天，举国上下，170多位领导人和昔日战友纷纷前来吊唁，许多北平的市民和学生也自发组织前来吊唁。
早在一年前，周总理还和任弼时等人商议，为了好好安葬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要在北京西郊建立一个革命公墓，也就是后来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可那时候周总理也没有想到，这座公墓埋葬的第一位烈士，竟然会是任弼时。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他拿着稿子，看着上面的字，却始终看不清，更是张不开嘴，好几分钟都说不出话，邓公戎马一生，哪怕是面对最强悍的敌人，也不曾流过一滴泪，不曾感到过恐惧，可那一刻，他却要强忍泪水，驱走心中的恐惧，革命胜利了，可他们这代人也逐渐老了，今后还不知道要面临多少这样的场景，这难道不可怕吗？
事实上，任弼时的去世，让很多党中央领导人都意难平，因为他太辛苦了，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时期就投入到革命事业，一直到曙光来临，大家一起期盼了大半辈子，眼看着好日子就要来了，他却没了，这怎么能不叫人神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