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在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出访欧美的使团——斌椿使团的成员中，有一位十九岁的年轻人，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新奇的世界，并将他看到的有意思的事情，事无巨细都记入日记中。
作为中国最早学习英文的人之一，他随后随团八次出洋，见证了清政府外交历史上的诸多“第一次”，也见证了众多东西方交流的“第一次”。
他就是张德彝。
张德彝（1847-1918）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旗人家庭，按照正常的轨迹，他或许和祖辈一样碌碌无为。但当时正值西风东渐的时代，各种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张德彝不平凡的一生。
同治元年（1862），清廷的总理衙门为了培养能够办理洋务的人才，决定创办“京师同文馆”，请外国人来教中国人学习外语。十五岁的张德彝考入同文馆，成为首批十个学生中的一名，这也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经过三年的学习，张德彝进步非常大。1865年，在“毕业考试”中，他被奏保为八品官。1866年入选斌椿使团的成员之一，从此开启了他的出洋之路。
在这次出访中，他详细记载了自己的见闻，写成《航海述奇》一书。书中记载了他的多个“第一”。比如他是第一个记录西餐的人。张德彝坐英国轮船由天津去上海，第一次在船上享用西餐：“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
斌椿使团途径北非，张德彝见到金字塔。他首先考查了金字塔的外貌：（王陵）一个大的，两个小的，均呈“三尖形”，接着张德彝还好奇地钻入金字塔内部，他将游金字塔的见闻写在《航海述奇》一书中。这篇游记竟成了中国第一次关于金字塔的记载。
到了欧洲之后，他还首次记载了自行车以及火车，他还特意记载了缝纫机：“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后来他在法国与缝纫机的发明者伊莱亚斯·豪见过面。
此后，张德彝先后七次出国。
每次出国，他都写下一部日记体裁的闻见录，依次成辑《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不过，第七次出使日本，没有成书，因为“此次出使日本，因当战后所负使命，深觉有辱国体，故辍而不述”。
作为最早出洋的中国人，除了关注西方发达的科技，张德彝还非常注意西方文化。他在书中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过分析和描述。他对自行车、螺丝、巧克力等词的翻译，至今还在广泛使用。
除此之外，如今广为使用的标点符号，与张德彝还有很大关系。
同治七年（1868），张德彝以翻译的身份访问欧美。这是他第二次出洋，他把所见所闻以为《再述奇》为名出版。在这本游记里写道：
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
张德彝介绍的西方“句读勾勒”，虽然觉得烦琐，但多年后，引起了学人的注意与兴趣。1897年，有个叫王炳章的广东东莞学人，取中国原有的“圈”和“点”，及西文中的“句读勾勒”，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著名教授、作家均表欢迎并应用。
不过，当时对标点符号的反对者亦不在少数。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等几位教授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后经北京政府教育部予以批准，于1920年2月2日颁行了《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规定了12种标点符号及其用法。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标点符号由此诞生。在这个过程中，张德彝功不可没。
作为当时中国见识最广的人之一，张德彝在骨子里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士大夫思想。张德彝晚年教育子孙时说：“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人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大意是我不学无术，和科举考上来的人同朝为官很惭愧，所以你们还是要好好读书取仕，就不会被人看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