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特殊时期，给新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导致很多人含冤而去，但也有少数挺了过来，并成功复出工作，比如说，1976年邓公就复出主持工作了。应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军中老将都非常高兴，但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肖望东却表示，邓公以后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平静。这不是肖望东对邓公复出不高兴，其实他也挺开心的，但过去的经历带给他的感触，让他本能的觉得，事情不会这么顺利，不会这么简单。
肖望东生于1910年江西吉安的农家，17岁就参加了革命活动，负责情报接送，18岁参加了吉安县的“四九暴动”，19岁加入工农红军并正式入党。21岁时，肖望东率领第9师的教导大队偷袭国军28师后背，立下战功，后来又陆续参加了很多次战斗，到1949年时，肖望东已经是第3野战军第10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肖望东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在文革前夕，1965年，肖望东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第二年升任文化部代部长，然而文革狂潮很快就来了，他这个代部长也就立马被撸了下来，被嘲笑为“短命部长”。在文革的过程中，肖望东与其他同志一样受到了不少的迫害，但好在他并非批判的主要对象，因此没有生命危险，即便如此，他也是在1975年，也即近10年后才重获自由，并担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而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
由于肖望东又“复出”了，一向善于观察风向、察言观色的文革人士立马开始“修补错误”，比如说，“四人帮”干将、时任文化部一把手的于会泳就来到济南，山东省革委设宴款待，力邀肖望东出席，希望讨好于会泳，同时也算是给过去同肖望东的过节“做个了结”，从此“相逢一笑泯恩仇”。但肖望东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人，怎么会和这些蝇营狗苟，只会无中生有的人混在一起。
因此，肖望东在拒绝之后，又对身边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于会泳他们要到军区来，就说我不在”。肖望东不仅疾恶如仇，而且非常廉洁，比如曾有药厂领导悄悄送一些补品给肖望东，都放在车上了，肖望东回家才发现，此时也是叫司机、秘书给送了回去。此外，肖望东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高，从不“公车私用”，曾有次气恶劣，天降大雪，肖望东就表示，就是外面下刀子，也不能派车去接。
此外，肖望东还是一位书迷，喜欢看书、藏书，有一次陈毅来了，看到满屋的书籍非常高兴，就拿了一本《孙子兵法》，要肖望东送给他，肖望东舍不得，但老领导这个要求，他还是“忍痛割爱”了，并在扉页上写上“陈军长留阅览，望东敬赠”。由此可见，肖望东同志光明磊落，又怎么会对邓公复出“不高兴”，只是他深受哪个时代的迫害，已经心有余悸，对于邓公复出后的境遇感到担忧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