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纪登奎是一位丰富多彩的政治人物。他从一个普通革命者，最终跻身于政治核心，还被伟人称为“我的老朋友”，并考虑作“接班人”培养，曾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等要职，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正式辞去所有领导职务。
赵树凯先生曾担任纪登奎的秘书，他笔下的纪登奎，呈现得更为立体、更为鲜活、更为真实，为我们了解纪登奎提供了特别视角和重要资料。
检查与反省
作者： 赵树凯
（原载 《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6期 ）
进入九号院以后，纪登奎没有任何领导职务，也没有社会职务，参加的社会活动也不多。 可以说，他晚年的主要生活是反思，或者说是关于本人官场生涯的政治反省。
从我的观察来说，纪登奎晚年的反省与心绪，是与两件大事情紧密联系的。一件事情是1983年开始的整党，一件事情是整党之后的工作安排。
一
现在看来，纪登奎来到九号院的前两年，最为牵动心思的事情是整党。
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不久，整党就开始了。 我们不知道高层安排他来九号院，是否与这次整党有直接关系。从1980年4月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之后，其工作关系和党组织关系可以说是处在“悬空”状态。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参加整党，不论是在中央办公厅，还是在国务院办公厅，都不合适。
也许正是这种情况下，纪登奎被安排到九号院里来。
要理解纪登奎在整党中的心境，也许需要对这次整党有所说明。
1983年下半年开始的整党，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大规模党内整顿运动。按照中共中央决定，这次整党主要针对党员队伍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问题，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其中，“纯洁组织”的核心是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
具体来说，这些反对党的人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所谓“三种人”，“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这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对于“三种人”的组织处理原则是，除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外，原则上要开除出党。 整党中关于党员组织处理的形式有很多种，有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还有除名、劝其退党、不予登记、缓期登记。
有资料显示，这次整党有70万党员被开除党籍，当时全国共有中共党员四千万左右。以上海为例，整党中全市开除党籍619人，给予留党察看等党纪处分3687人，不予登记11134人，缓期登记1753人，处分面占到党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八。[1]
就本人在九号院的经历而言，人们对这次整党可谓严肃认真。当时，“文革”过去时间只有几年，很多人对于过去的挨整经历记忆犹新，面对这次整党，不知道后果如何，有很多严肃、甚至恐怖的想象。
纪登奎作为一个浑身是非的失势高官，其在整党中的用心之重更可以理解。
1983年整党开始时，九号院工作人员不到百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省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对于绝大多数党员来说，整党的实际影响并不大。整党结束的时候，并没有人受到组织处分。
有一个特例是，当时新提拔的一位副主任，正在安徽担任县委书记，据说是因为“文革”中的问题被开除党籍，本人随即抛弃公职下海经商。
从组织系统来说，这位副主任虽然是九号院领导之一，但是整党过程中他的组织关系在安徽，形式上他是被安徽当地的党委处理的。
最近若干年，一些当年参与处理的人士认为这个处分显失公正，又提出重新审查平反。从本人有限的了解而言，这位副主任被整肃有过往个人恩怨的因素，而不能算一个秉公的处理。
九号院里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因为历史上没有牵扯政治是非，对于这次整党其实不以为意。但是，对于纪登奎来说，这次整党的意义却非同寻常。“文革”中，他长期身居高位，在中央高层斗争中周旋，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处理。纪登奎作为一个浑身充满恩怨是非的失意高官，对于新一轮的政治整肃，自然有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想象，在这种过程中的心态，自然大大不同于普通人。
对于纪登奎当时的这种复杂心态，我是后来从他的闲谈和感慨中才有所察觉和领悟的。
二
整党期间，纪登奎原来的王秘书还在，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
整党结束后两年，日常工作接触增多，才有机会听他议论到这次整党。
纪登奎议论1983年整党，很少正面说到自己。但是，从日常闲谈得知，他对于整党是非常紧张的。他多次说，他这一生经历了很多次整党，建国以前有，建国以后也有。1980年，“四人帮”被公开审判，刑罚很重。接下来是1983年整党。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整”那些“文革”中“整人”的人。
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整党，究竟会怎么整，如何处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人，纪登奎首先想到自己。
“文革”中，纪登奎身处高位，执掌中央的组织人事，参与了诸多高层“整人”事件，身上汇集了大量恩怨是非。此时的纪登奎，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势。对于自己在整党中的命运，他不仅完全无力自主，甚至也不能有所预知。
最坏的设想是，在林彪、“四人帮”系统被严厉惩处之后，如果继续惩处原来一些中央高层人物，顺理成章就轮到纪登奎了。或者，也许中央高层已经把纪登奎作为整党中重点要整的几个人之一。至于如何整，那就难说了，坐牢也是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纪登奎内心的复杂紧张，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心忧自己在整党中的命运，纪登奎特别重视自己在整党中的作为，具体说，特别重视自己“对照检查”。
所谓“对照检查”，是这次整党的必经阶段，即“对照”共产党员标准来“检查”自己的政治表现。这种对照检查，先要写出书面的对照检查报告，然后，在党员会上做出口头报告。
在本人“对照检查”之后，党组织再来讨论决定给以何种组织处理。
一般来说，党员的对照检查都是对本级党组织负责，由本级党组织来决定组织处理。
纪登奎知道，虽然他的党组织关系在九号院，但是，九号院党组织并无权决定对于他的组织处理。 纪登奎在整党中的命运安排，决定权是在中央高层。
纪登奎花费了巨大心思和很多时间来写作这个“对照检查报告”。1984年6月30日上午，纪登奎在九号院整党会议上作了“对照检查”。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做出了系统检讨。他指出：
“我在我们党与‘四人帮’的生死搏斗中，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在若干原则问题上，我的立场是动摇的，错误的”。这些立场错误，“特别表现在处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上，在对待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推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上。”关于这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我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讨论，我都是同意的，在行动上我也是执行的”。
在纪登奎列举的原则问题上立场错误的三个事件中，“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问题是当时的重大事件，因为是至今为人们所知的。纪登奎承认是在两个重大政治立场上，他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关于郑州铁路局问题的处理，则更加具体而复杂一些。
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万里作为铁道部部长率先整顿铁路。在邓小平支持下，万里先是整顿了徐州铁路局，恢复了华东方面的铁路秩序，上海等地的铁路运输得到保障。
接下来，万里开始整顿郑州铁路局。郑州是中国最大的铁路枢纽，也是被“文革”造反派控制，生产秩序最为混乱的铁路局。在整顿郑州铁路局过程中，纪登奎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也作为河南省的领导人之一（兼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对于万里在郑州的工作是支持的，出面做了不少协调工作。
但是，毛泽东严厉指责了邓小平主导的这些整顿措施，江青等“四人帮”具体主持，先是中央高层多次开会指责邓小平，然后在全党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后，河南省委一改以往立场，公开指责万里、邓小平的铁路整顿。
在国务院会上，纪登奎也转而指责万里的一系列言论和做法，指责邓小平、万里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本来，江青等人在批评指责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时候，也曾指责纪登奎与邓小平站在一起，但是，毛泽东出面制止了江青等人对于纪登奎的进一步批判。
谈到这几件事情，纪登奎在“对照检查”中说：
“我虽然受党的教育四十多年，在党和国家存亡之际，不顾党的利益，不顾人民利益，而计较个人得失，抛弃了党的根本利益，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纪登奎在这里特别强调是因为“计较个人得失”而“抛弃了党的根本利益”。这里的“个人得失”，显然是说出于个人权力地位的考虑，从配合支持邓小平搞“整顿”，转而严厉批评邓小平、万里搞“右倾翻案”。
也许他想到，如果在此次打倒邓小平的问题上，他不与邓小平适当切割，可能也会面临被罢黜的命运。因为，他后来在闲谈中说到，有些人仍然坚持了原则立场，如万里就毫不含糊地表示与邓小平共进退，纪登奎甚至说“不能原谅自己”。
三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的自我描述是：
“盲目走上‘文革’歧途，陷入了十年内乱的灾难中，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纪登奎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解剖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原因。
纪登奎在“对照检查”报告中指出：
“在客观上，由于‘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于他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讲的一套‘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我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真正弄清楚，但是我从不怀疑，真正拥护，积极执行。
林彪、‘四人帮’搞的一套的‘左’的政策和措施，通常情况是以中央名义下达‘指令’的，更多是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名发布文件，毛主席特批‘照办’。这就影响了很多同志，跟着犯错误，包括本人在内。
从主观上分析，自己从15岁起参加革命，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同我有多次交往。在‘文革’初期，是毛主席把我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使我十分感激。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曰‘紧跟’，二曰‘照办’”。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反复强调对毛泽东的特殊感情和信赖：
“文革初期，我在河南被扣上‘刘邓反动路线’‘走资派’的帽子，被关押批斗；‘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整过我；‘批邓反右’时，‘四人帮’也整过我。
而每次挨整，又都是毛主席为我说话，‘保’了我。我从既得利益出发，感恩戴德，一如既往，紧跟毛主席走下去”。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还特别检讨了自己在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他把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概括为：
“官越做越大，头脑膨胀，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脱离实际，唯毛主席之命是从；党性不纯，计较个人得失。”
纪登奎得罪人，其工作作风也是重要因素。听一些老干部谈纪登奎，或者从一些资料看到关于他的描述，其“盛气凌人”确实给人深刻印象，尤其是位高权重基础上的盛气凌人，可以说在高层干部中伤人众多。
在晚年的反思中，纪登奎对毛泽东的感情和评价可谓复杂莫名。他说：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也有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我曾鼓足勇气给他反映过一些情况，可他老人家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批评我‘少几根白头发’。
我碰了钉子，也弄不懂他讲的道理。但又总是想可能是自己错了，毛主席看得远，他可能是正确的吧！这说明，我这个共产党员，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毛主席面前，是个奴隶主义者”。
在平常生活中，纪登奎经常谈到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复杂心态。但是，他也会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做某些开脱或者辩解：
“毛主席那么伟大，都犯了错误，我在他身边工作，对他几乎无条件相信，不可能不跟着犯错误。我在毛泽东面前做事情，不可能不跟着他走，不可能不一起犯错误。”
他感慨： “主席晚年多疑猜忌，出尔反尔，让人十分痛苦。” 伴随这种痛苦的，还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有时候甚至担心自己会突然被废黜，甚至被关押。
纪登奎在“对照检查”中说：“自己从毛泽东同志‘左’的严重错误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的。”
按照纪登奎自己的说法，他个人政治命运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在听毛主席的话和不听毛主席的话之间，只能选择前者，没有另外的道路可以走”。或者用他的另外一种表述，成为“毛主席面前的奴隶主义者”。
这可以理解为他的一种自我辩解，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批判。从特定政治情景来说，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似乎是无可指责的，这里有官场规则或者所谓政治纪律的约束，他确实应该听毛泽东的。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选择是不可以赞赏的。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来说，所有人都听一个人的话，这个领袖向哪里挥手，众人就向哪里前进，这显然是非理性状态。让一个人的想法和思路来决定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的走向，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当一个制度的作用就是保障一种理论被倡导、一种声音在说话的时候，显然，这种制度的内在活力已经受到窒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纪登奎晚年所感叹的，最值得赞赏的是能够独立思考并且勇于担当的人。
四
在整党后期，纪登奎的“对照检查报告”报送高层领导审阅。我不知道是通过九号院向上报送的，还是他个人直接报送的。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他个人报送的。
1984年10月份，中央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薄一波、李先念等都批阅了他的“对照检查报告”。这些领导人肯定了纪登奎的检查是深刻的。关键性的领导人批示是： “纪登奎的问题可以从此了结”。
中央还向有关单位批转了纪登奎的对照检查和领导人的批示。我记得，九号院里的部级干部传阅了中央领导的批示件，但是，这些中央领导关于纪登奎对照检查的批示，不是由九号院的机要部门组织传阅的，而是纪登奎自己写了文件传阅单在九号院部长级干部中传阅。传阅结束后，退回给了纪登奎本人。
从机要文件程序上讲，九号院也应该收到中央领导的批示件，但是为什么要由纪登奎组织传阅，具体原因不甚了了。
1987年前后，也是九号院整党结束的两年之后，纪登奎谈起这次整党，在我听起来，似乎带着虚惊一场的心情。他曾谈到，整党结束后，他曾经与李先念有一次长谈。“文革”中，他和李先念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先念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
纪登奎有些欣慰地谈到，李先念高度肯定他的个人检讨，并称赞他敢于承担责任，说：
“是你的问题，你担起来了。有些问题主要不是你的事情，是主席、总理和我们的事情，你也做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纪登奎在闲谈中说到：
“我当然可以替主席、总理和先念等同志担责任，但是不能替‘四人帮’担责任。因为‘四人帮’是反革命集团，如果我为他们担责任，那我也成了反革命。”
纪登奎多次谈起，整党之后他的工作安排再次被提出来。据他说，邓小平、薄一波曾经表示过要为他安排工作。那时，中共党内实际负责高层人事安排的是薄一波，而不是总书记胡耀邦。
起码到1987年夏天的时候，我从他的言谈话语间还可以领会到，纪登奎对于自己的工作安排是有预期的，也有一定的信心。虽然，作为九号院里的“研究员”，在一般人看来可以说是工作安排，但是，实际上纪登奎本人从来没有把这种“研究员”作为一种工作，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工作安排。当然，他也从来没有说到他希望得到的工作安排是什么。
我自己从他的闲言碎语中猜想，纪登奎的预期可能是两种安排，一种是安排一个省部级的实职，甚至聊到有说法让他去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一种是在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担任副职。
从年龄上看，纪登奎对于工作安排有想法是很正常的。当时，论年龄他也才六十出头，比尚在领导岗位的邓小平、陈云等人年轻近二十岁，比胡耀邦、赵紫阳等一线领导人也年轻几岁，甚至比一些在位的部长都年轻，如当时的主任杜润生，就比他大十岁，几位副主任中，年龄大的也比他大十来岁，年轻的则与他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工作安排问题上年龄不是制约因素。
纪登奎说：“先念找我谈话，想安排我去国家体改委工作。我认为不适合，提出可以去搞大工厂，因为五十年代做过大企业的厂长兼书记，对搞企业有兴趣。但是先念没有松口，说大工厂也不好搞，现在和当年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纪登奎自己向李先念提出到企业去，是关于个人工作职位的真实想法，还是一种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谈话策略。虽然，纪登奎自己也说要安排工作，九号院里也有传言说他可能重新安排，但是，终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直到1988年夏天，他因为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
是什么原因导致纪登奎最后没有被重新安排工作，而是继续留在九号院，他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从来只说邓小平、薄一波、李先念等领导人都说过要重新为他安排工作。也许其中原因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他知道但并不对我说。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本来要安排他的工作，但是他突然去世。
纪登奎晚年喜欢读书，而且大量时间在家里读书，因为他不必上班，也没有什么行政事务需要处理。1987年前后，他在家里，主要是读历史书，特别是世界历史方面的书籍，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会顺便说到正在读哪些书。
从闲谈中看出，纪登奎对哲学兴趣比较大，曾几次给我讲“异化”问题，对当时周扬、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研究相当熟悉。
他还说到，与当时因为自由化问题被免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有个人交往。纪登奎告诉我，王若水五十年代因为《桌子的哲学》一文而成名，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文革”中间，在批判林彪过程中提出反“左”问题又受到毛泽东批评，毛泽东说他并不高明。
纪登奎还说，王若水虽然被免了职务，丢了党籍，但是，他的“异化”观点在社会上影响更大了，声望进一步提升。
纪登奎还告诉我，王若水新结婚，妻子很年轻，是刚刚毕业的研究生，生活也很惬意。
我并不知道纪登奎是怎样认识王若水的，更不清楚他为什么与王若水保持了个人的交往。
2001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时，认识了王若水的妻子冯媛，当时她也是哈佛的访问学者。后来，冯媛还来过我家。这时，我才把纪登奎说的事情对上了号。
但是，冯媛毕竟年轻，与我年龄相仿，王若水则基本上是纪登奎的同龄人。因为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原因，关于王若水与纪登奎的关系渊源，冯媛也所知不多。
也许，通过他与王若水的交往，可以探讨他晚年的读书和思考，进而窥测当年高层政治风云的变换轨迹。问题是，我当时并没有这个意识，只把他的很多话当逸闻轶事来听。
纪登奎曾在多种场合感叹，“我在中共历史上是个悲剧性人物”。有些人不以为然，说他这样讲是抬高了自己，因为史诗中悲剧人物都是英雄。但是，我的理解是，他在这里未必是强调自己是英雄，而更多强调自己政治生涯的悲剧性结果，或者准确地说，他是个“悲剧命运的人物”。
纪登奎用“在毛主席面前，是个奴隶主义者”来解剖自己在政治上的教训。但是，从今天来看，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是什么样的机制制造了“奴隶主义”。这个不断产生政治奴隶主义的体制和机制是否依然存在，或者说怎样消解这种奴隶主义的滋生环境。
[注释]
[1]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市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整人”与“被整”
作者：赵树凯
（原载《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10期）
在晚年的闲谈中，纪登奎很少说到“文革”中得罪人的事情。我第一次听他谈这类问题，是一次偶然事情引发的。
1987年夏在西南调研的时候，陕西有一个会议邀请纪登奎参加，他答应了。
然后，我开始安排旅程。因为他不乘飞机，我们只能坐火车。但是，没有车次直达西安，我们必须在郑州中转。
他犹豫了两天，对我说：“我决定不去陕西了。” 晚饭后我们散步，又谈到这个事情，他说：“如果从郑州中转，我必须在河南住两天，见一些老朋友。如果到了郑州，我当天就换车走了，肯定会有一些人笑话我：你看纪登奎，从郑州经过，连停一下都不敢，灰溜溜地就走了。”
我问什么人会笑话他。他说：“‘文革’中间，我在河南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老同事、老干部。因为我解放得早，在台上时间长，他们希望我来帮助他们，但是我没有帮上忙。还有一些人被我处理过。这样的话，我经过郑州，住一两天或者不住，都很不好办。干脆算了吧。”
闲谈中，他说到河南“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
一
在我看来，关于纪登奎在“文革”中得罪人或者说“整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一个角度是一般意义上的得罪人，或者说是普遍的得罪人。
这种普遍得罪是基于纪登奎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支持态度，从具体事件来说，集中表现为中共九大上的发言。
他多次说到，九大上的这个发言，特别是毛泽东在多种场合称赞他，引起了老干部的普遍反感。概括地说就是，纪登奎发言中对于“文革”大唱赞歌，为整肃老干部提供了道义的支持，使得老干部普遍反感。
另一个角度是特殊意义上的得罪人，或者说是个案的得罪人。
在1969年九大以后的七八年时间里，纪登奎分管了中央组织人事，还分管过政法，特别是负责过一些重要专案的处理，有时候一个专案就要审查处置很多人，不仅有高层干部，也有普通群众。
如林彪专案，据说受到审查整肃的有几万人。 这种得罪人显然是很具体而且深刻的。
一些老干部之所以对于纪登奎有意见，甚至有怨恨，主要是由于这些具体的案件处理。
1969年4月14日，在中共九大上的发言，是纪登奎在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上首次公开亮相。这次亮相，也是纪登奎整体上得罪老干部的集中标志。
纪登奎的发言，是毛泽东直接安排的。但是，出席九大前他并不知道要在大会上发言。九大进入到第十一天的时候，毛泽东让吴法宪告诉纪登奎：“后天在大会上发言”，而且是“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发言”。
纪登奎说，他曾经推辞过这个发言，强调自己革命资历浅，“文革”开始时被打倒，刚被毛泽东“解放”出来，属于“解放干部”，没有资格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发言。
但是，毛泽东第二次让吴法宪通知他，还是坚持让他讲，毛泽东说：“我要的就是解放干部的代表”，要求纪登奎“主要讲一下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我们无法理解，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重要的场合，毛泽东安排纪登奎做大会发言，为什么仅提前两天告诉纪登奎，这是毛泽东出于掌控大会进程的自信，还是根据会议的情况仓促决定。
纪登奎在中共九大发言的时候，毛泽东主持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代表介绍说：
“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多灾多难呵！”
纪登奎发言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对我自己的教育太深了。我这个人，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过去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革命群众很多批评、教育，经受了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锻炼。”
“开始，我对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很不理解，当革命群众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触及了灵魂。触及一点，理解一点，触及得深点，理解得就深点。在广大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下，怕字少了，敢字多了，才逐步提高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觉悟。”
“在1967年9月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路过郑州，伟大领袖对我这样一个犯错误的人，给了很大的鼓励。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群众对我整一下，大有好处。”
“我说的是心里话，是老实话。我深深体会到最关心我们老干部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革命的群众运动，冲掉了做官当老爷的恶习，批判了资产阶级错误的东西，使干部学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继续革命，学会怎样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学会怎样正确对待群众。这不是大有好处吗？……
我也算个老干部，今后更应当谦虚谨慎，按照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自己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最后，纪登奎高呼“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胜利！”
纪登奎发言结束时，毛泽东鼓掌，代表们热烈鼓掌。
九大给纪登奎带来了巨大回报，在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提名纪登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安排周恩来找纪登奎谈话，调纪登奎来中央工作。
对于纪登奎来说，虽然他与毛泽东关系特殊，但从来没有想到会进入政治局。他说，去北京参加九大前，他是河南省的第三把手，进入候补中央委员是有可能的。
说到出席中共九大这段历史，纪登奎的态度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言语中洋溢着自豪；另一方面，也常常伴随着某种自责。他说：
“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总是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这样一宣传，我的作用就不那么好了。老干部们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都有怨气，都让向我学习，他们吃苦更多了。”
纪登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行为，当时和后来受到非议，可以说是从毛泽东表扬他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开始的。他表示“挨整很有好处，很必要”，从而被高层发动群众运动的政策策略所利用，随后，他本人进入高层，成为毛泽东权力意志的直接执行者。1983年整党期间，他多次说到这个发言“在全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二
纪登奎在九大上的发言，为“文革”整肃干部做了强有力背书，在整体上得罪了老干部。这种得罪应该说是广泛意义上的，或者说一般意义的，而不是具体的。显然，这种得罪并不构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指责的关键。关键问题应当是他得罪了具体的人。
“文革”中纪登奎分管中组部，主管过一些重要的专案，经手处分了大量干部。但是，纪登奎在位的时候，具体得罪了哪些人，怎么得罪了这些人，或者说是怎样整人的，则很难说清楚。
本人在九号院期间的同事老张，“文革”中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经历了纪登奎分管组织部的时期。他说：
“当时的中组部长是郭玉峰，分管组织部的中央领导是政治局委员纪登奎。
对我们来说，纪登奎就像中组部的天，他代表的就是中央。中央给中组部的指令，通过纪登奎下达到中组部；中组部给中央的文件报告，经过纪登奎批转出去。
因为我所在的部门是中组部的核心部门，经常接到纪登奎批示，有时候一天就几件，大多是关于干部任免的，有时候也直接接到纪登奎办公室的电话。
当时，虽然我是普通科员，但是我办公桌上就有一部‘红机子’（保密电话），可以直通中央领导办公室。一般情况下，副部长以上干部办公室才有红机子。
那时的干部任命程序，如果任命副部长，通常是中组部报告给纪登奎，纪登奎批示‘拟同意’后，送全体政治局委员签字，然后，发文任命；如果任命正部长，也是由中组部报告给纪登奎，纪登奎批示‘拟同意’后，送政治局委员签字；最后，还要报毛泽东批示，毛泽东同意后才正式发文任命。
毛泽东的批示方式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是毛泽东本人用红蓝铅笔签字‘同意’；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就不写‘同意’了，只是在名字上划个圈。所以，内部发文时通常说‘毛主席已圈阅’；再后来，毛泽东连圈也不画了，就改由秘书张玉凤在旁边代签，写上‘主席嘱：同意’。
我那时候，天天摆弄这些领导人的签字批件。组织部门的工作，说白了，玩的就是领导批件，一切围绕批件展开。
纪登奎管中组部有七八年，时间比较长，他在国务院那边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等工作。在我当时的印象中，纪登奎人很能干，在中组部系统是有威信的。”
老张还说到，当时的干部选拔，经常是纪登奎来批示或者是他办公室来电话指示，然后中组部安排考察。
“有一次，他批示要考察一个人，拟安排某部副部长，但是因为在中央机关中重名的人有几个，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人。然后考察报上去。”
老张还讲了一个任命的故事：
“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副总理吴桂贤的考察任命。那是在四届人大之前。来年四月开人大，当时大概是9月30日左右，纪登奎指示来了，要求考察吴桂贤，说中央拟用这个干部。
我们组里就紧急安排了两个人，乘飞机去西北国棉一厂，在那里召集座谈会考察吴桂贤。但是，当时工厂的工人分了两派，有的说好话，也有的说坏话。这样，写考察报告的人就犯难了，不知道究竟怎么写。
经过认真讨论，认为既然中央要用这个人，说明中央领导看好这个人，那么考察评语就只能写好话。所以，考察报告基本上都是说好话。 考察报告写好后就报送了纪登奎。
再后来，吴桂贤就成了副总理。我们才知道是去考察副总理人选。那次人大会上任命的副总理，还有天津的工人孙健、山西的农民陈永贵等。”
我想，如果能够公开“文革”期间的中央组织人事和专案工作档案，系统梳理纪登奎经手批示、指示处理了哪些人，技术上说，也许可以统计分析出纪登奎究竟整了多少人。
但这里的问题是，即便是经过纪登奎批示整肃的干部，也不一定都是纪登奎本人的决定。显而易见，有很多专案和人员的处置，是更高层或者最高层的决策。
进一步说，那些未经更高层或最高层直接指示，而是纪登奎直接决定的专案处置和人员处理，也很难全部归结为纪登奎在整人。因为，很多情况下，他是根据有关会议和更高层精神来处置的。
如果档案全部解密，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基础上，“整人”的发生过程是不难梳理的，肯定有很多研究者有兴趣来展开这样的研究。问题在于，目前条件下档案公开是不可能的。这样，问题就比较难以说清楚了。
三
由于权位所在，或者组织程序的关系，纪登奎在“文革”中显然“整”了不少人。在与我的闲谈中，纪登奎很少正面说起这类事情，即便说起来也往往是三言两语，让我这样的年轻人不明就里。
章含之在九号院工作期间，曾说到过纪登奎整人的事情。
章含之曾经多年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后成为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在“文革”后期曾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从外交系统调入九号院，担任九号院外事部门负责人。
1976年冬，乔冠华被突然免去外交部长职务。据说是因为乔冠华追随“四人帮”，其中关键性事件是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问题，根本问题则是乔冠华被认为是“四人帮”的政治盟友。
章含之说，乔冠华突然被撤职和隔离审查，主要是纪登奎批示经办。章含之本人也被隔离审查。隔离审查的地点，就在当时外交部大楼一层西侧的一个角落里。
1998年秋天，我们从九号院搬进这个大楼办公。章含之曾说，她当年被关押在这里的一层西侧。关押期间，乔冠华的警卫员实际上变成了看守，连冲到马桶里的纸也要刨出来。这种隔离审查一年多。
章含之谈到，外交部主要是根据纪登奎的指示“整”她和乔冠华的。纪登奎到九号院工作后，她曾多次在同事中说，她想问问纪登奎：“为什么在乔冠华免职后，把我们整得那么狠”。
现在，纪登奎和章含之均已作古。章含之是否问过纪登奎，不得而知。这些可以理解为纪登奎在文革中“整人”一例。
国防部原部长张爱萍在回忆录中，曾经说到“文革”后期纪登奎如何整他。
张爱萍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关押数年。后来，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张爱萍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
1975年，张爱萍追随邓小平对军工系统展开了系列整顿，并在一些场合对“文化大革命”有所批评，曾说“文革”以来“九年无宁日”。
在这种情况下，有造反组织负责人揭发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直接举报到毛泽东那里。
根据毛泽东批示，张爱萍被通知去中南海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等。会上，措辞严厉指责张爱萍的，主要是纪登奎。纪登奎“一口一个路线错误”，说张爱萍“态度不老实”。
华国锋主持会议，但是一直没开口，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那次会上，是华国锋为张爱萍解了围。[1]
纪登奎不仅在中央得罪了人，也在地方得罪了人。得罪人最多的地方显然是在河南。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曾经说过：
“河南如果把揭发纪（登奎）的材料带回去传达，一年也搞不完，就不要工作了。还是多搞点粮食吧。”
纪登奎虽然在1969年九大后即到中央工作，但仍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对于河南政局有直接影响。
1984年6月，纪登奎在《我在整党会上的对照检查》中说，“我在搞大联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自己有派性，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派性。”
纪登奎检讨说，他在河南“文革”初期，说过许多错话，做过不少错事，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打击了许多老干部，造成许多冤案、错案，伤害了许多地方、军队干部和群众，应负有重大责任”。
“那时搞的所谓大联合、三结合，讲的是‘一碗水端平’，反对派性，实际上对各派仍有亲有疏，仅仅是调和一下矛盾。成立起来的革委会实质上变成各派的‘股份公司’，而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包括一些军代表，往往是某一派的代表人物。表面上联合了，但派性并未消除，反而把派性搬到党内、政权内合法化了。相当多的地方出现了一派掌权的局面。这种同党性相对立的派性存在，只能求得表面上对立情绪的暂时缓和，是一种假象的暂时安定。一遇风吹草动，有了适当的气候，就发生反复”。
“文革”中纪登奎在河南的影响，情况相当复杂。纪登奎在1969年春天进入政治局之后，很快就来到中央工作，但是，他依然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也就是说他还是河南省的第三把手。这个职务他兼任有八年之久，直到“文革”结束。
这是一个现在看来很难理解的安排。现在，通常一个政治局委员兼任省里的第一把手，这样权力运行中才能顺畅。当时河南省的革委会主任即第一把手是刘建勋。
据说，刘建勋与纪登奎关系一直很好。很多重大安排和决定，是纪登奎给刘建勋打招呼或者部署。如1976年春天天安门事件和秋天“四人帮”被清除后，纪登奎就告诉刘建勋应该如何做。
不论在私下，还是整党会议的对照检查中，纪登奎都坦承自己对于河南“文革”中的问题负有重要的直接责任。河南省不少干部对纪登奎很不满，具体事情比较多，难以详述。其中关于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王新的处理，“文革”后就被作为他整人的重要事实。
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对于纪登奎印象改变，或者说开始不够信任，是因为王新向毛泽东告了纪登奎的状，毛泽东当场表示：“纪登奎这样的人接班，还要看一看”。
王新后来被清查关押，有一种看法认为主要是纪登奎从中所为，即纪登奎对王新打击报复。以本人的知识范围，对于这件事情的原委无从把握。但是，这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河南在“文革”中的若干问题，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被整肃，也自然而然要联想到纪登奎。
四
说到“文革”中纪登奎的整人问题，还有一层的因素也许是纪登奎与康生的关系。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康生不再直接分管中央组织部，纪登奎从原来协助康生分管组织部，转变为直接分管组织部。但是，纪登奎分管中央组织部以后，康生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仍然是纪登奎的顶头上司。
也就是说，纪登奎分管组织部以后，依然与康生保持了密切联系，工作中要听取康生的指示。
纪登奎说，康生在庐山会议后，基本上不再正常出席政治局会议。康生为什么不再正常工作，一般是声称身体不好，但是深层原因另有解释。
政治局会议前或会后，纪登奎经常要到康生家去汇报。那时，康生住在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康生比较欣赏纪登奎，见面除了正规谈工作，也谈不少其他事情。纪登奎与康生这种密切的工作联系或者交往，一直到1975年康生病故。
按照党中央的结论性评价，康生阴险狡诈，“文革”中整了大量好人，是个从延安时期就惯于整人的坏人，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康生一手制造的。从这个角度看，纪登奎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康生整人的助手。这样的话，纪登奎的整人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大致而言，“文革”期间处于政治旋涡中的各类人等，可以概括为“整人”或者“被整”两种生活，能够置身事外的比较少见。
通常，在台上更多是整人，在台下更多是挨整。纪登奎作为台上人物，而且是分管组织人事的政治局委员，自然属于整人行列。经他批示处理的人中，当然都可以把整人的账记在他身上。
这里的整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秉承上级的意思来整人，一种是他自己要整人。对于这些事情，纪登奎自己的说法是，很多事情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更高层有决定或授意。
他讲到有些事情的时候说，有的人被整后忌恨他，但是实际上，这个人本来可以被整得更惨重，纪登奎一定程度上还保护了他。
但是，在外人，甚至当事人看来，这种解释是很难以令人信服的。
纪登奎闲谈中流露出来，整党时的个人检查中，他承担了一些自己不该负责的问题。因为有些事情，是根据上层指示做的，但是“文革”后为尊者讳，他也不方便说出来，而是自己担当下来；
还有些事情，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但是，因为“文革”后这些领导人还在台上，他也不方便说。按他的说法，他自己多担当些，这些在位的领导人心里是有数的。
这样做的结果，对于纪登奎本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坏处，甚至会得到在位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
纪登奎的意思很清楚，有些事情他是在为别人背黑锅，或者说是代人受过。但是，人们无法知道哪些事情是代替别人承担了责任，或者说代人受过。这种代人受过，似乎可以一定程度上理解为自保。
也许，现在人们无法搞清楚究竟纪登奎在“文革”中整了多少人，更无法理清哪些是他自己直接决定整的，哪些是根据上峰授意整的，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复杂情况。这种整人，既有体制因素，也有个人因素。体制因素和个人因素相互纠结，他人因素和本人因素相互纠结，把错误分解清楚难乎其难。
[注释]
[1]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79页。
“左”与“右”
作者：赵树凯
为了更多地了解纪登奎，这些年我曾经访谈过一些人。这些被我访谈的人，有省部级官员，也有基层官员，还有学者；有的在中央部门工作，也有的在地方政府工作，都从不同角度对纪登奎有观察和了解。
在回忆纪登奎的过程中，自然要有所评论。我发现，凡发出评论者，其评论视角无不牵涉一个思想特点或者政治标准，即“左”和“右”。
有的说：“纪登奎的问题，是文革中执行了左的路线”；
还有的说：“从纪登奎的表现看，他既左也右，既反左，也反右，他自己似乎无所谓左右，更像是一个忽左忽右的风派”；
也有的说，“如果客观地看待纪登奎，这个人并不左，甚至还有些右，或者说，他的思想本来比较右”。
显然，“左右”问题成为众多人士观察纪登奎重要视角。
从历史背景来说，“左右”问题是文革中的核心政治标准，不仅如此，从更宽广的历史时段来看，“左”、“右”争执贯穿了新中国历史的全部，包括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议论政策倾向或者高层领导人，也往往在用左右作为标尺或光谱。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纪登奎在农村工作中的表现，来观察政治人物或者政策过程中的左与右。
一
通常，人们观察和讨论农村工作中的左右问题，是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态度和立场出发的。这里所谓农业经营体制，核心是用什么组织形式和管理办法来处理农民的生产活动。或者说，一般理解的政策意见左右之分，主要是看怎样对待农民的自主权力，怎样组织和管理农民。
1959年春天，纪登奎出任洛阳地委书记不久，即通过调查试点，在农村开始推行了所谓“三包”、“四固定”的农业政策。“三包”是包工、包产、包投资；“四固定”是固定土地、劳力、牲畜、农具。
还需要提到的是，1959年春夏，在纪登奎主政的洛阳地区出现了早期的“包产到户”和“借地度荒”。当时的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以正式工作报告形式向地委提出，实行“包工包产到户，三年不变”，并规定“土地、牲口、农具、劳力固定到生产小组使用，不经小组同意，生产队不得调动”。这个意见经地委同意后实行。
新华社记者陈大斌在《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一书中记载，这个办法推行了前后只有一个月，在全洛阳地区却有800多个生产组实行了这个办法，1000多个公共食堂散伙。[1]
遗憾的是，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很快遭到上级批评指责，成为右倾错误标志。当时洛阳地区和新乡地区的包产到户道路被堵塞。显然，这是当年纪登奎主政地方时，走“右倾路线”的重要例证。
1961年初，纪登奎来到灵宝县大王公社的小南朝大队蹲点，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三包、一奖、四固定”的政策措施。
其中新推出的“一奖”，是对生产队实行超产奖励，规定：粮食超产的百分之三十奖励给生产队，百分之五十奖励给社员个人；还规定：每繁殖一头骡马和牛分别给以饲养员、使役员一百元和五十元的金钱奖励。
他主导探索的这种办法，被河南省委作为农业生产管理的重要经验，以省委文件转发并推行到全省。显然，这属于政策思路的“右倾”举措。
1961年12月，纪登奎到偃师县山张、李窑大队和群众座谈，随后，提出八条政策意见，其中两条规定：允许社员开荒，社员开荒的生地五年内不顶口粮，熟荒地三年不顶口粮，并且每人再分一至二分自留地；土地承包到户[2]。
1962年春天，纪登奎在洛阳大范围推进“借地”给农民的政策措施，这种借地其实相当于变相的包产到户。
根据河南省委党史办贺明洲从省委有关文献中查阅的资料，这年春天洛阳地区共借地127万亩，另外分给农民自留地80.8万亩，两项合计占耕地总数的将近20%，一部分困难队借地占耕地总数的30%。
虽然“借地”在河南并非纪登奎在洛阳独创，但是，纪登奎的推行力度之大却超乎其他地方。可见，纪登奎在人民公社的体制调整问题中，基本政策主张是农民取向的，主张给以农民更多的经济自由和权利。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河南是浮夸风、共产风尤为严重的省份，1960年前后发生了大量饿死人情况。其中“信阳事件”最为著名。
一定程度上，纪登奎属于信阳事件的当事人。河南发生信阳事件时，纪登奎是洛阳地委书记。从对于信阳事件的认识和反思来看，纪登奎对于“左”“右”有着自己的独立理解。这种理解，显示了他对于“左”倾政策思想一定程度的抵制。
当年信阳地区饿死人的准确数字难以统计。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也有说法指信阳地区饿死人超过200万。
根据中央派员实地考察，有些村庄甚至大部分人被饿死，出现十室九空的惨烈场面。
从信阳事件看，饿死人的基本发生机制是：
本来粮食减产却报告大丰收，在产量减少的同时，粮食征购数量却在增加；
农民没有那么多粮食上交，政府动用警力挨门挨户搜查所谓“隐瞒”、“私藏”粮食，逮捕了很多农民，劫掠了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以完成征购任务；
农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政府又到处设卡拦截收容，把逃荒者当做“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来对待，不少人被打死和饿死在收容所内；
有的人饥饿所迫偷杀了牲畜和盗窃粮食，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
政府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惩罚。
由于“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被集体控制，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大量饿死是势所必然。
从全国而言，1960年前后饿死人在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河南的情况在全国比较突出，各个地区都发生了饿死人情况。
根据当时河南省委党史办贺明洲查阅的资料，河南省委常委会议记录听取各地区灾情汇报，与全省其他地区相比，纪登奎主政的洛阳地区，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口最少。
根据纪登奎在闲谈中的解释，洛阳地区所以饿死人最少，是因为地委的政策比较灵活，核心是对于农民生产生活控制不像其他地区那么严密。他在村里蹲点时，曾经制定了“土”政策保护农民，很受农民欢迎。
他也曾向省委写信反映，认为政府对于农民的控制太紧，建议适当放宽，但是受到了省委领导的批评，被指责为“右倾”。
在他个人的权力范围内，一方面农业政策上适当放松，另一方面粮食征购上不太过分。
纪登奎聊天时说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他曾经自己擅自决定打开国家粮库向农民发放救济粮。
说到这件事，是因为我们闲谈时说到当时有一篇短篇小说，故事是一个村书记在眼看村里很多人频临饿死，率领村民以借粮为名抢了国家的粮库。纪登奎就讲他当时擅自决定打开了一个粮库，给农民发放了救济。
后来，河南省委党史办贺明洲先生曾对我介绍，他在研究工作中访谈有关当事人的时候，有当年洛阳地委干部说纪登奎曾经擅自决定打开粮库救济灾民。
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精神是：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
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提出了对基层干部的处理原则，“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并没有受到严重处分，只是平级调动到中南局工作。信阳的一些县、公社的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
1961年1月25日到2月12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会议议程，会议先安排省领导发言，在轮到各地市委书记发言时，纪登奎第一个发言。
关于“信阳事件”，纪登奎认为省委是掩盖的，他说：
“有一次省委开会讨论给中央的报告，会议阴森森的，地委书记们没有人发表意见。我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如果是政策、思想方法上的问题怎样解释？
另一个问题，说路宪文是右倾实质，“左”倾表现怎样讲呢？
省委本来应该找我们扯一扯，但省委不让大家扯。不让大家报死人数字了，也不叫地委检讨了，这是什么意思？”
路宪文是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信阳事件后受到了撤职处理。纪登奎还说：
“省委对如此天大的事情不给党内讲，地委书记也只是知道一些例子，对敌人是要保密的，但是对地委书记也不说，甚至省委的副部长都不能参加会议，总是支支吾吾，掩掩盖盖，结果背后有人骂街。”
从这次会上的地委书记们发言来看，纪登奎对于河南省委的批评是很激烈的，提出的意见比其他地委书记尖锐。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信阳地委书记的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因为右倾的主要论点，就是对于所谓“阶级敌人”的破坏缺乏警惕和认识，或者说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其逻辑结果是要把大量饿死人的责任算到“阶级敌人”头上，并且强化抓阶级斗争。
纪登奎委婉第提出用左倾错误来解释“信阳事件”，实际上是把饿死人归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具体“路线”“政策”问题。
从这个事情看，纪登奎思想深处不认同毛泽东和河南省委的解释。
今天看来，显然纪登奎的看法是正确的，而将责任归结为阶级敌人报复，即便不是故意为错误狡辩，也可以说是一种糊涂认识。
可见，虽然总体上纪登奎在追随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但是，因为对农村情况有比较切实的了解，纪登奎实际上有自己的看法。这对于判断纪登奎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
1963年春天，纪登奎被提拔为河南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任省委秘书长。
建国初期以来，他先做了许昌地委书记五年，然后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厂长四年半，然后又做洛阳地委书记四年半。用现在的观点看，他已经在正地（厅）级岗位上工作13年，且业绩突出，即便不考虑毛泽东对他的特殊赏识，这个提拔也来得不快。
闲聊时我曾经问他：“毛泽东对您那么赏识，你怎么做了那么多年地委书记才提拔到副省级？”
他呵呵一乐：“主席那是让我在基层替他当观察员，离开基层怎么观察。再说了，那个年代，我们也很少想提拔的事情。我到省里工作几个月，就又做地委书记去了。”
1963年夏季，河南全省先旱后涝，出现建国以来第一次大水灾，其中商丘地区灾情最重。为了避免“信阳事件”再演，省委决定派一名省委常委到商丘地区工作。于是，纪登奎主动要求到商丘工作，并承诺三年解决商丘问题。
10月，纪登奎到商丘兼任地委第一书记，一上任就召集县级以上干部开会，宣布：“如果下边有群众患了浮肿病，饿死了人，哪个县委书记不向我们报告，查出来，就一定要追究他的责任。请把这些话，一直传达到支部，由支书向群众宣布。” 并一再强调：“决不能饿死一个人”、“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叫群众吃饱肚子，就是马列主义”。
纪登奎在商丘地区抓救灾工作业绩突出，受到省里和群众的肯定。尤其受到商丘公众称赞的是，纪登奎利用自己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为商丘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河道水患。
淮河从商丘流过，但是下游安徽的几个县修筑了很多小型蓄水工程，每到汛期，下游排水不畅，商丘往往出现洪涝。为此，豫皖两省领导和水利部曾经协调多次。
当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到商丘考察时，纪登奎曾请他督促安徽方面尽快拆除边界阻水堤坝，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随后，纪登奎利用毛泽东到郑州的机会，专程到郑州求见。毛泽东听了汇报，当即指令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保华来郑州见他。
李保华到郑州后，不知道毛泽东召见所为何事，先找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再与纪登奎等人商量好解决办法，然后才一起去向毛泽东禀报。
边界水利纠纷可以说自古而然，纪登奎因为毛泽东的关系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河南人看来是一大德政。
纪登奎原来提出在商丘工作三年，并提出了三年工作目标，实际上只有一年多。
在商丘，他的前期工作重点是救灾和水利，后期工作重点则是“四清”。如果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在农村主导的经济运动，那么，“四清”和“社教”则是持续进行的政治运动。
从后续发展看，这场政治运动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因为发动文革的基本理论依据是从农村“社教”中提炼出来的，即“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在“社教”中已经基本成型。
“四清”和“社教”本身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四清运动的内容是具体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浓，主要直接针对基层干部的特权腐败问题，内容是“清工分，清财务，清账目，清实物”，基本上不具体涉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但是后来演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运动。
在此过程中的纪登奎，虽然通常被认为是毛泽东路线的积极追随者，甚至说是亦步亦趋的追随者，但是，考察纪登奎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地方主政的所作所为，本人认为，在1964年底离开商丘地委书记岗位之前，纪登奎没有明显的“左倾”倾向，相反，“右倾”特点明显。
在这里，我把农村工作中的“左倾”和“右倾”理解为：主张更多地顺应尊重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要求，或者说主张给予农民较多自由者，即为右倾；主张更多地用集体化体制改造农民行为，或者说是用所谓社会主义理念来规制农村生活者，即为左倾。
这种左右之分，与西方思想领域中的左右之分，既有重要区别，也有某种相通。纪登奎的变化也许是发生在离开商丘回到省里的时候。
1964年12月，纪登奎即将离任商丘地委书记，省委通知：中央来电让纪登奎火速赴京。纪登奎当夜出发到北京，很快被毛泽东召见。
毛泽东先听了纪登奎关于河南“四清”运动，特别是纪登奎蹲点抓“四清”的具体情况。然后告诉他，最近几个月来的“社教”运动出现一些问题，中央准备发个文件纠正这些问题，想听听纪登奎的意见。
纪登奎被留在北京，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系列会议，主要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的讨论修改。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标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基本形成。这个文件的发表，实际上标志“文革”首先在农村拉开了序幕。
这个文件明确规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纪登奎从北京回来后，在此后的省委分工中负责社教和农业。由此开始，在纪登奎的直接领导下，河南的“社教”运动迅速升级和扩展，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政治氛围日益紧张。
纪登奎抓“社教”运动的主要办法，一方面是在全省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高潮，树立了很多学习毛著的典型，另一方面是大抓阶级斗争，要求各地下功夫揪阶级敌人。
1966年4月，纪登奎在全省“四清”先行点座谈会上讲话。他说：
“从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看，地富反坏互相勾结的情况很严重。我们搞阶级斗争的人，必须对阶级斗争有正确的认识，搞政治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不坦白者是活靶子，坦白者是活典型。要充分发挥这些反面教员的作用，大反和平演变，大反资本主义，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大张旗鼓地在一个公社搞它一、二、三个，把这些当权派狠狠整一下，彻底批判，搞深搞透，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批判这些活典型，使群众懂得“和平演变”是怎么回事。
贪污8900元还不是“和平演变”？搞12个女人还不是法西斯？要组织几场像样的斗争、批判大会，把活靶子、活典型用够，使大家懂得毛主席所讲的阶级斗争。”
这是纪登奎在执行文革路线，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前边大讲一番阶级斗争和和平演变的严峻性后，举出的和平演变现象，却是“贪污8900元”和“搞12个女人”（贺明洲，1998）。 他试图将社教运动理解为反腐败。
这说明纪登奎并没有把阶级斗争往“集体化”等道路问题上去联系。他并不认为在对于人民公社的态度可以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这似乎也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纪登奎在积极追随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时候，对于所谓“阶级斗争”有自己的不同理解。
三
纪登奎在担任洛阳地委书记期间，受到人们诟病的事情，主要是“反右倾”运动中对于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的处理。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纪登奎在左右之间摇摆和骑墙的佐证。
在1959年春夏，洛阳地区曾经在较大范围推行包产到户，但是，在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因为推行包产到户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受到组织处理。纪登奎作为地委一把手却全身而退。
从中共体制下政策过程特点来说，地委二把手提出的政策意见，不经过地委一把手的同意，是不可能作为政策推行的。更何况，王智慧的意见是先以书面形式报告地委，然后获得地委批准。
还可以设想，是纪登奎先同意才会有书面意见，甚至是纪登奎的政策意见让二把手来写出书面意见。
无论如何，纪登奎作为地委一把手，显然对于包产到户的推行负有更高的政治责任。但是，当包产到户被上层打压后，王智慧被处理了，纪登奎却安然无恙。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就此提出质疑是有道理的。
通观纪登奎在地方主政期间的基本表现，可以说，纪登奎对于农村工作相当熟悉，对于农民的需求也相当了解，在政策思路上比较务实。公社化运动以来，整个河南省的左倾问题很严重，共产风和浮夸风甚烈，灾难性后果令人震撼。但是，就纪登奎的个人表现而言，在推进左倾政策中，他没有走在前面，而在纠正左的错误方面，却走在了前面。
在我们的日常闲谈中，纪登奎经常会聊到一些农村政策问题，但是，他谈农村政策通常不是从马列主义理论出发，不是从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假定与想象出发，具体说，他并不喜欢用“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标准来评价农村政策。
河南省委党史办贺明洲，曾经专门研究纪登奎在河南农村工作中的表现，他对纪登奎的看法是：“反右不甘落后，纠左比反右劲头更大”。
从我本人的接触了解看，纪登奎在思想上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虽然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但是他似乎对于马列理论教条并没有特别爱好，否则，他不会说出“吃饱饭就是马列主义”之类的话。
但是，说纪登奎在政策思路上并不左，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农业领域改革支持者。从农村改革的表现来看，纪登奎的基本政策立场，介乎僵化地坚持人民公社体制和明确地反对人民公社体制两者之间。
纪登奎在主管农业的后两年，虽然明确反对陈永贵的左倾政策主张，但是，也还没有从根本上否认人民公社体制。
1983年4月，纪登奎到安徽凤阳县考察。凤阳是“大包干”的发源地。当时的滁县地委副书记陆子修陪同纪登奎看了两天。临离开时滁县时，纪登奎对陆子修说：
“在农业问题上，我是犯过错误的。在河南工作时，我也鼓吹过七里营公社；在中央工作后期，我反对过包产到户。我所以反对，是因为意识形态出了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违背了社会主义。所以，我必须检讨。”
2013年9月，陆子修在一次与本人的闲谈中，回忆了纪登奎当年滁县考察的情景，说：
“纪登奎的话给我很大震动，觉得他承认错误很坦率。特别在当时，强烈反对包产到户的高级干部还有很多，但是，很快能这样承认错误的人太少了，如农业部的有位领导，别说当时不承认错误，就是二十年后也不肯承认错误。”
分析评价政治人物，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标签化的做法会失之偏颇。尤其高层政治人物，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情形下，说过很多话，做过很多决策，如果全面考察其言论表现，“左”的和“右”的踪迹都很容易扑捉。
就纪登奎来看，虽然思想底色偏右，但总体而言，是个“亦左亦右”的人物。否则，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他无法在毛泽东面前自立。
这种“左右”逢源，其实是时代造就的政治人物特色。不仅纪登奎如此，而且很多领导人都如此。即便是一些后来引领了改革开放的领导人，历史上在“左”、“右”之间的表现也相当复杂。
[注释]
[1]陈大斌著：《从合作化到公社化》，新华出版社，2011年一月，第224页。
[2]程秀龙：纪登奎与毛泽东（下），《党史文汇》2010年第4期。
尴尬与平衡
作者：赵树凯
在“文革”史研究中，学者常常把上层政治人物划分为不同的阵营，或者说是派系。
大致而言，林彪为首的军方高层为一个阵营，有的称为林彪集团；江青为首的新崛起势力为一个阵营，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还有一个所谓老干部阵营，前期周恩来为首，后期邓小平为首。超然这些派系之外的则是毛泽东。
按照晚年纪登奎的谈论，毛泽东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运作，他根据需要来调动、利用这些力量，有时候倚重这个阵营，有时候利用那个阵营。
至于纪登奎，则是作为一种特殊力量被毛泽东使用。纪登奎的这种位置角色，越到“文革”后期，似乎越加清晰，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纪登奎在“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处理上。这似乎正是纪登奎官场生涯的尴尬与风险所在。
一
纪登奎曾谈到，晚年毛泽东基本上以对“文革”的态度来划分亲疏，而支持或者反对文革，则关键看是否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在毛泽东看来，江青、张春桥等人更能代表他的思想路线，但是，又认为他们并不可靠，知道他们难以成事。
毛泽东后来选择了华国锋，是因为华国锋在政治上拥护文革的政治路线，同时又容易实现在权力体系中平衡。华国锋并不极端，容易被各方面所接收。
以毛泽东之“英明”，他在前期的重大运作中都达到了目的，基本上想打倒谁就能打倒谁，想扶持谁就能扶持谁，可以说是取得了政治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甚至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但是，从最后结局看，毛泽东失败了。虽然华国锋被委以继承大统之重任，但是终于难孚其望，未能屹立不倒。毛泽东借以发动“文革”的政治路线，也被彻底否定。
纪登奎晚年，说到毛泽东的政治结局，是很为惋惜的。
他特别强调，他一向认为毛泽东设计的路线是正确的。虽然曾经心里有些不解或质疑，但是马上就否定了自己，因为“主席那么伟大，自己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比主席正确”，或者说“主席那么伟大，都犯了错误，我不可能不跟着犯错误”。
他正是从这个角度，总结自己在毛泽东面前是“奴隶主义”。
当然，对于纪登奎的这个解释，有些人是质疑的。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纪登奎进入中共高层。“九大”在文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九大”的召开，宣告刘少奇彻底垮台，也标志“文革”第一阶段结束。
有研究者认为，“九大”之后，毛泽东发动文革基本目标已经达到，甚至认为，若论毛泽东本意，“九大”后可以说“文革”基本结束。
但是，事情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九大”之后，高层政治斗争进入了新的复杂阶段，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欲罢不能。“九大”之后，高层派系斗争更激烈了，主要是林彪派系力量大增，而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派系也成为气候。 总体上，所有派系都为毛泽东所驾驭。
就纪登奎本人来说，不是林彪派系，也不是“四人帮”派系，也不属于失意的老干部一系。那么，从“文革”中政治阵营的视角看，纪登奎究竟属于哪个阵营？这在研究者中是有不同看法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纪登奎实际上是属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上他，“四人帮”就变成了“五人帮”。
但是，很多人不这样认为。如果非要说纪登奎属于哪一派系，则似乎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系。
在开国上将、文革后曾经担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看来，“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是党内宗派集团的组合，其中林彪派系和“四人帮”派系占了政治局成员的半数多，纪登奎则是单独被毛泽东作为“解放干部”放在政治局的。
张爱萍认为纪登奎不属于某个“党内宗派集团”即某一派系，并表示他对于纪登奎没有好感。
中共“九大”被毛泽东称为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但在张爱萍看来，恰恰相反。“九大”召开的时候，张爱萍正被关押，他在监狱里对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构成做了分析：
“‘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一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另一组是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不算毛泽东的24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
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
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张爱萍晚年对儿子张胜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宗派借着政治运动还魂了。”[1]
张爱萍对当时高层领导集团的洞察和评点令人惊叹，如果没有高层政治经验的人，难以做出如此清晰敏锐的概括。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派系分析方法是少见的，主要是所谓路线斗争范式，或者是统一沿用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析范式；
在海外中国政治研究中，派系分析是重要范式，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邹谠的研究。
近些年来，更多学者在用这种框架分析中共高层政治，如傅士卓（Joeseph Fewsmish）等人的研究。
可以说，张爱萍的这个分析，从高层政治的亲历者角度证明了派系分析的现实基础。张爱萍用宗派视角看待“九大”，给我们的思考重要启发。
历史地看，这些权力阵营，或者称为宗派，或者称为派系，在中共历史上是一种贯穿始终的存在。并不是说有了“文革”才有派系或者宗派。无非是在“文革”中间，权力斗争特别激烈，派系表现更加突出而已。
实际上，这种派系或者阵营的存在，不论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后，其实都是异曲同工。在不同时期，形式或隐或显，实质则一脉相承。
派系不仅存在于中央层面，也存在于地方层面。高层权力派系和基层权力派系，虽然斗争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基本逻辑并无二致。因为派系形成于政治体制。体制存在，派系就必然存在，派系纷争就无可避免。
高层权力派系间的斗争，有时候围绕政治主张不同展开，即所谓政见不同，可以称为政争；有时候虽然政见相同，但是斗争依然激烈，这种斗争不涉及政治见解分歧，主要是围绕权力本身展开，则可以称为权争。
在某些情况下，政见不同的双方，会因为特定需要站在一起，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政争与权争常常发生奇异的组合，有时权争服从于政争，有时，政争服从于权争。 在中外政治史上，甚至在晚近以来党史上，这种情况都发生过。
二
在“文革”期间的中共高层诸多派系中，纪登奎是阅历相当丰富的高层人士，因为他受到毛泽东重用，在党政军系统都有重要职务，既与林彪系统有直接交往，也与“四人帮”有更多共事，后期还与邓小平共事。 但从派系色彩来说，纪登奎本人似乎并不清晰。
纪登奎曾经深度介入林彪案件的查处。1969年6月纪登奎从河南调入中央，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爆发，中间有两年多时间。在这两年，与林彪系统交往比较多。
纪登奎在进入中央初期，主要精力是处理省里的派性问题和武斗事件，调停“文革”中的地方内部矛盾。在这个过程中，纪登奎与“支左”的军方打交道比较多。
纪登奎深度介入军方事务，是在进京一年之后。1970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授意，纪登奎与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中组部业务组长郭玉峰起草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命令。随后，毛泽东委任纪登奎为北京军区政委，接着，毛泽东又让纪登奎出任中央军委领导成员。
纪登奎经常说到他担任军职的一些事情。纪登奎说，毛泽东在搞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以后，一天半夜，突然把他叫去，就在毛泽东住处的游泳池，问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以后，下面有什么反应，也问纪登奎自己有什么看法。
纪登奎说，下面没有什么意见，都说这样很好，他自己也认为这样很好。
毛泽东说：“不会这样简单，调动以后，有三种可能：一种是服从调动；一种是不服从调动；一种是带三千辫子军进京割了我的头。”
在这里，毛泽东用了1924年张勋率军进京复辟的事情，来比喻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
纪登奎说，虽然此前受毛泽东指派参加一些军方工作，但是，他从来未想到这些司令员会抗命不从，甚至会因为调动出现军队动乱。
我问纪登奎：“毛泽东为什么说这些将军可能进京割他的头？难道仅仅是从这个军区司令调到另一个军区当司令，就会造反？文革中有些将军不是撤了职，甚至关进了监狱，也没有见到谁在造反啊？”
纪登奎根本不理睬我提出的问题，反过来问我：“你说呢？”然后很专注地看着我，就像小学老师故意问小孩子一个问题。
我无从回答，说：“我哪里知道”。于是，他不再搭理我的问题，又开始说别的事情。
纪登奎还说到：“林彪事件以后，我主持林彪专案组的工作，一段时间里，几乎全部精力是处理这个案件的事情”。
他说，他是林彪专案组副组长，周恩来才是专案组长，但是，因为周恩来事情太多，林彪专案主要是由他抓工作，并随时向周恩来汇报。通常，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事件的查处情况，是纪登奎和周恩来一起去，但具体汇报是纪登奎。
他还说到，林彪案件牵扯到很多人，被处理审查的人员，不仅在中央，也在地方，不仅在军队，而且在地方上，不仅有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也有一些普通人。有些人，甚至莫名其妙被关押了十多年。
从他的交谈中，隐隐可以感到，他主持这个案件的审查处理，得罪了不少人。
从我的有限了解看，纪登奎在文革后期，基本上是游走于“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或者说，他试图两边都不开罪。
一方面，他虽然与“四人帮”过从比较密切，但是，并非属于“四人帮”的圈内人；
另一方面，在邓小平二度复出时，他虽然配合邓小平做了一些整顿工作，但是，在有关重大问题上，他并没有与邓小平建立起信任。
“文革”后期，有一句很响亮的政治口号，叫“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并以此来论证毛泽东的“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
根据纪登奎的说法，“四人帮”抛出这句话，是确有所指的。这里所谓“走资派”，主要指重新上台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投降派”则是指他，因为那段时间里他协助了邓小平，当然也有说法是“投降派”主要指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当然这并不矛盾，因为“投降派”可以不是一个人。
三
据说，在清查“四人帮”初期，纪登奎也曾经被作为“四人帮”派系怀疑过，但是，随着清查推进，纪登奎与“四人帮”关系的轮廓逐步清晰，他就被从“四人帮”的牵连中剥离了。
有力地廓清纪登奎与“四人帮”关系的，是清查“四人帮”过程中的一系列事情。根据河南省委党史办资料，其中关键是两件事情。
一件事是纪登奎在家里谈论当时的高层政局，被次子纪虎民（毛毛）说了出去。1976年春夏，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基本不能视事，高层政局动荡诡秘，纪登奎无法工作，在家养病。
7月初，纪登奎的二儿子几次到军委总参第一招待所看望一位来京治病的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问：纪副总理现在怎样？
毛毛说：“我爸爸从批林批孔时就看出了江青等人有问题，就挨了一次整。华总理当前工作不好开展，中央内部老派和新派斗得可激烈啦。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还有可能重新上台，他对造反派是很不感兴趣的，特别是对那些不搞生产的头头更恼火。我爸爸认为不管将来谁上台，都要镇压、都要稳定局势”。
这位副部长回河南后，将在北京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别人。结果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一个负责人给姚文元写信，告纪登奎的状。
姚文元看了这封信，精神极为紧张，他担心毛泽东去世后，他有“垮台的危险”，终日心惊肉跳。
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在审讯中交代说：“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看了以后百感交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
在清查“四人帮”问题时，这封写给姚文元的信，对于廓清纪登奎与四人帮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
还有一件事，也是纪登奎在家里谈论时局，清查“四人帮”中被披露出来。
1976年7月22日晚，纪登奎在家中接待了洛阳地委副秘书长任茂松（纪登奎任洛阳地委书记时的秘书）。纪询问了河南洛阳一些熟人的近况，拉了一会儿家常话。任茂松问中央内部情况。纪登奎说：
“主席病很重，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张（春桥）控制一切，他不听华国锋的。
叶帅、先念没有工作，在家休息，肚里有气，也不吭声。 华国锋很作难。
邓（小平）这次上台，还是他那一套，毛主席批评他还是黑猫白猫，不抓阶级斗争，把他搞下台。
但中央保邓势力很大，批邓搞不下去，斗争很复杂。北京气氛很紧张。
老干部并不服气，他们也没有闲着。哪有那么老实的，都在准备，现在时刻有掉脑袋的危险。将来看主席逝世以后怎么发展吧，还有一场斗争。”
从这些谈话资料中可以发现，在毛泽东去世前后，高层政局诡秘多变的时刻，纪登奎其实有一种看客心理，既非“四人帮”派系成员，也不支持“四人帮”的做法，但是，他与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系也有相当距离，不归属于老干部一系。
其他一些资料，也显示出纪登奎与“四人帮”的关系若即若离，或者说，在邓小平复出推行“全面整顿”期间，纪登奎基本上支持了邓小平的整顿工作。
当时的副总理谷牧，晚年曾在回忆录中谈到纪登奎与江青的矛盾。
1976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汇报工业交通系统“批邓”和生产情况。他的汇报首先受到张春桥的严厉指责。谷牧写道：
“因为这个汇报稿是经过纪登奎同志批准的，纪登奎在会上为这个汇报稿做了辩解。江青气冲冲地指着纪登奎说：你看过《画皮》吗！你就是在给他们画那张皮！”[2]
毛泽东去世之后，在讨论毛远新去留和江青具体工作安排上，纪登奎支持了华国锋。 但是，在对于“四人帮”采取强制措施问题上，纪登奎表现得又不够明确坚决。
根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初，华国锋在一次与纪登奎、吴德的谈话中，曾经说到过要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纪登奎当时的表示是：恐怕这几个人也要区别对待。
可能是华国锋由此认为纪登奎对于处理“四人帮”态度不明确，甚至要为某个“四人帮”成员开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对纪登奎心存芥蒂。
总体来看，在“文革”后期，纪登奎与“四人帮”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四人帮”更受到毛泽东的信任。纪登奎在高层行事更多地以毛泽东意志为依归。
从纪登奎言谈话语间可以听出，他虽然与“四人帮”关系近些，并不意味着他认同“四人帮”的思路和能力，相反，在经济工作和思想路线方面，纪登奎更认同邓小平代表的务实主张。
纪登奎进入中央领导层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在文革中下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共事。后来邓小平复出工作，很快又被打倒，所以，纪登奎与邓小平交往时间不长，似乎也谈不上什么交情或者友谊。
在日常闲谈中，纪登奎谈到邓小平并不多，尤其是很少说评价性的话语。他曾经不止一次提到邓小平的，主要是两件事。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纪登奎是内部程序的经办人。纪登奎说，1973年邓小平出来工作，是他根据毛泽东授意写的请示报告。这件事后来在别的文献里也有记载。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承认错误，并希望能出来工作。14日，毛泽东阅后批转周恩来，毛泽东说：“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写信给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这件事。
之后，纪登奎、汪东兴根据谈话精神，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
周恩来看了之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3]
邓小平复出不久，即开始全面“整顿”工作。其中，率先打开局面的铁道部长万里在徐州整肃“造反派”，实现了铁路畅通。
此后不久，纪登奎根据邓小平安排去解决浙江问题，在那里整肃了省里的造反派，扶持谭启龙等老干部担任新的省领导。纪登奎在浙江的整顿工作效果显著，受到邓小平肯定。他采取的整顿办法，特别是严厉惩处造反派头子的办法，类似万里在徐州的办法。
纪登奎说，因为整肃造反派领导人无法从正面下手，就从其他问题上的找突破口，如出身问题、男女关系问题和经济问题等等，通过这些问题把造反派负责人制服，为恢复生产秩序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纪登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邓小平的整顿工作。
邓小平报请毛泽东同意，把当时已经被毛泽东认为不适宜接班的王洪文，安排到纪登奎负责的浙江工作组，参加处理浙江造反派的工作。
实际上，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已经失势，在浙江工作组中成为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的属下。
但是，纪登奎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并没有配合邓小平。在晚年闲谈中，纪登奎多次提及这件事。邓小平复出以后，作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纪登奎作为副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协助邓小平工作，但是情况不那么简单。
因为，毛泽东还在，周恩来还在，“四人帮”还在，从多个方面讲，邓小平地位不稳，权威有限。 严格地说，纪登奎并不完全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
纪登奎说，在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让邓小平搞一个关于文化革命的文件，主要是对“文革”做出评价。纪登奎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放心，担心邓小平以后会翻“文革”的案，所以让邓小平做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邓小平显然不情愿做，但是又不能不做，就拖了一段时间。但是终于不能一拖再拖了，于是邓小平让纪登奎来搞这个文件，解释说，他在“文革”初期就不再工作了，对于文革的全过程缺乏了解，纪登奎来搞比较合适。
纪登奎并没有当场拒绝，但是也没有直接答应下来。纪登奎的办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