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都拉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种植香蕉，成为美国香蕉的主要供应国，但当时洪都拉斯的香蕉产业并不是由大公司主导的，出口主力仍然是广大的小种植园。根据1899年的调查，在一千多家种植园中，85%的种植园面积在14公顷以下。不过，当时最大的28家种植园已经占有1700多公顷，也就是不到3%的种植园占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种植面积，可以看出集中化的端倪。然而，这一阶段的主角并非洪都拉斯本地企业，而是美国公司。
早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商人基思就开始在中美洲国家投资铁路，在香蕉种植发展起来后，他又开始进军香蕉产业。1899年3月，他和波士顿果品公司的安德鲁·普雷斯顿联手成立了联合果品公司，成为一个包括从种植园到消费者的全链条巨无霸企业。普雷斯顿是当年提高运输标准的背后推手，他特别看重果品质量，因此力推大米歇尔。在联合果品控制的种植园中，普遍采用单一作物种植，只种大米歇尔。
在一个飞速增长而且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联合果品并没有一开始就在洪都拉斯站稳脚跟，还有标准果品和古亚美果品两大竞争对手，尤其是古亚美果品的老板，绰号“香蕉人”的萨缪尔·泽默里，后来更是反客为主，成了联合果品的控制人。为了争夺经营特权，果品巨头们经常需要动用“盘外招”，这就形成了“香蕉共和国”。
当时果品公司贿赂当地政府，甚至不惜用政变来争夺特许权，也就是用税收和关税优惠为条件，附加土地、矿产等资源，让美国公司负责修铁路，推动运输和出口。而果品公司们就以铁路公司的名义，沿着铁路周边获得的土地开辟香蕉种植园，继续扩大出口规模。最终，香蕉产业不断扩大，公司对政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政治影响力大，能获得的土地更多，形成循环。
回到20世纪初期，洪都拉斯正陷入保守党和自由党轮番政变的政治动荡中，给果品公司的介入提供了可乘之机。比如1902年代表保守派政变上台的博尼利亚将军，先把特许权给了泽默里，而在1907年自由党推翻了博尼利亚，泽默里的特许权转给了联合果品。于是，泽默里就找来美国雇佣军，在1910年帮博尼利亚又夺回了政权，获得了更多的特许权。光是20世纪头三十年，洪都拉斯就先后遭到美国牵头的7次入侵，大多都和香蕉产业有关。果品公司甚至会为了保护特许权土地，而操纵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比如古亚美控制的洪都拉斯就和联合果品控制的危地马拉有领土争端。被香蕉公司牢牢拿捏的洪都拉斯被美国人叫做“香蕉共和国”，也就不意外了。
随着果品公司获得越来越多特许权，铁路也越来越多，果品公司控制的香蕉产业也不断扩大。到1929年，洪都拉斯的香蕉出口量达到了2900万串，境内1500多公里的铁路将种植园与河流及港口连接在一起，不断地向美国供应着廉价香蕉。1929年美国官方的贸易数据也显示，香蕉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量的3%，其中一半都是来自中美洲。而在美国国内的香蕉市场中，由联合果品负责运输和分销的部分超过53%，在利润丰厚的纽约、波士顿等地甚至能达到80%。
但这一阶段，香蕉产业已经开始出现问题，香蕉即将开始报复。首先是环境破坏，在面向美国的洪都拉斯北海岸地区，河岸旁的沼泽湿地和原始森林被大片砍伐，取而代之的是只种一种香蕉的种植园。这些种植园需要配套灌溉和运输用的运河，为了防止季节性洪水淹没，还有密集的泄洪沟、排水沟和堤坝，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生态。集中种植快速生长的香蕉树也很快消耗了土壤的肥力，很多种植园产量都在不断下降。
更可怕的是，大约在1910到1915年之间的某一天，洪都拉斯的种植园中开始出现莫名其妙枯萎的香蕉树，这就是巴拿马病。早在19世纪20年代，巴拿马先发现了香蕉枯萎病，此后几十年里，枯萎病先后在古巴、牙买加等地大规模暴发，并在1919年确认由尖孢镰刀菌引起。正是铁路、港口和种植园扩建过程中的人员和物质流动，大大加快了巴拿马病的传播。在原先多物种、分散的种植体系中，巴拿马病并不会造成大规模传染，对单一作物种植法的种植园来说却是灭顶之灾。感染巴拿马病的种植园，不仅要将整片土地抛荒，还要把病树整根挖出来切成小块焚烧，然后换一个地方再种。可想而知，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当时也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但真菌没有特效药，其他新的抗病品种又不如大米歇尔，比如有一种拉卡坦蕉，就一定程度上能抗巴拿马病，长得也像大米歇尔，但问题是，拉卡坦蕉要果皮发黑才完全熟透，黄皮的时候看着能吃，但口感和味道都很差，市场反响非常糟糕。
因为各种因素，为了维持大米歇尔的供应，公司只能进行种植迁移，不断变换种植区域，而这一策略是建立在洪都拉斯政府不断颁布新的特许权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到了1929年，联合果品终于收购了古亚美公司，标志着兼并时代的结束。因为果品公司抛弃的闲置土地越来越多，却还在不断动用政治特权获得新的土地进行种植转移，激起了越来越多不满，预示着香蕉贸易的新时代即将到来，我称之为危机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