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摘要
最近20多年来，华中村治研究群体坚持田野调研，做从土地中长出理论的学问，被学界称为华中乡土派。大量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于强调小循环的对话式研究，而在对话式的研究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变成支离破碎的经验片段，中国经验的完整性无法呈现，社会科学研究既无法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需要解答的问题，又无法从中国实践中形成一般化的理论。要改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一困境，必须强调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立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提出问题并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只有真正扎根田野，通过饱和经验训练，形成研究者经验质感，具备在研究中的想事能力，从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吸取理论营养，才能真正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经验质感；饱和经验法
笔者20世纪90年代进入学术界，开始调查研究。在那个时代，中国思想界中关于主义的争论很激烈，笔者研究生阶段就读的专业是政治学，政治学中就有很多抽象的大词，比如民主、正义、人权，大多是超越具体地域条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真理。研究生毕业后回到老家工作，有较多机会接触三农问题，开始在全国做调查，调查后发现实践中的问题与学术界的想象和思想界的争论不大一样。笔者可以算是最早作村庄民主研究的一批学者。当时学界讨论的是如何从村一级开始民主选举，再到乡镇，一级一级向上发展直接选举。这是当时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的共识或期待。笔者在全国农村调研却发现，即使村民选举也不简单，不同地区村民选举的情况或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村庄民主受到村庄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因此，笔者开始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来理解村级治理，而不再局限于民主角度来理解。笔者通过大量调研发现，离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离开对中国社会本身的深刻了解，脱离时空条件的抽象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一、问题的提出
世纪之交，邓正来等人在中国学术界发起学术研究本土化和规范化的运动。本土化是针对食洋不化，规范化是针对大而无当。如果邓正来先生还在世，他一定既对本土化感到失望，又对规范化感到失望，因为当前中国学术研究恰恰走向了精致的对话式研究的泥潭，用项飙的话说就是，学术研究变成了最内卷的工作，没有本土化却过度规范化了。
出于对学界既有研究的不满意，2001年笔者执笔撰写了《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一文，提出“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以此作为对华中村治研究团队的共识，此后也就成为华中乡土派学者的共识。田野的灵感是指学术研究的问题要来自实践，中国学者要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为使命，前提就是要深入中国现代化的田野中，从实践中提出问题，认识实践，理解实践，并指导实践。野性的思维是指学术研究不能只有对话，还要丢掉拐杖，直面问题。学科、理论、方法都不应当是束缚我们认识中国的障碍，而应当是解放我们认识的工具。我们把所有可以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当作资源来认识中国，而不是或不只是用中国经验去验证理论。直白的文风是指学术研究不应当人为筑起壁垒，要将问题说清楚。直白的文风为多学科交流、为与经验本身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条件。只有用平实的语言就能讲清楚的问题，才是具有确定内涵、对读者友好、并可以引入多学科理论资源来讨论且因此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直白的目标是真正地对实践的深刻认识。
当前时期，中国学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几十万人，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大量专著，中国学界却对中国本土实践中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学术研究脱离实践的典型表现就是通过不断的自圆其说，将清楚的问题变烦琐。在三农研究中，盲目跟风、似是而非、自娱自乐，很多所谓的研究没有抓到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更不用说指导三农实践。学术研究倘若脱离实践，则既不能认识实践，更不能改造实践。甚至可以说，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大多数重大问题，学界都缺乏理解，甚至连实践本身是什么都没有厘清，遑论为实践提出建设性的理论指导意见了。
中国学界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复杂，除了学术功利化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与西方接轨，翻译西方经典，研读西方文献，学者丧失学术自信，西方学术刊物变成了顶级期刊，许多中国学者以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刊物发表为最高目标，研究丧失了主体性，这方面尤以经济学为甚。二是学术研究分科过细，过度专业化，缺少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整体理解。
20余年来，笔者在主持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期间，在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办法。在学生培养方面，笔者一直坚持“两经一专”的培养办法，“两经”即经典和经验，“一专”即专业化。读经典主要是指读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以学习理论和方法，提高社会科学分析能力，具备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将理论内化为一般化的个人能力。做经验则是让学生花大量时间到经验中浸泡，形成对经验的一般化的感知能力和把握能力。经验训练的根本是到田野中浸泡，通过前期的田野浸泡，学会具备思考问题的能力，习惯于从事情本身的逻辑出发思考问题。因此，经验训练特别反对到田野现场搜集资料。做经验的根本是改造研究者思考问题的方式。“两经”所训练的都是一般性能力，只有具备了一般能力，才能真正做好专业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经验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笔者称之为“饱和经验法”，即一个学者应当长期浸泡到经验中，不断获得经验的意外，从而改造自己对经验的认识。经验一旦到了饱和状态，就会有理论成果析出，这就是学术创新。长期饱和经验训练会形成我们所说的“经验质感”，这种经验质感就好比语感，骑自行车的平衡感，是通过长期训练所获得的一种身体本能，是学术悟性，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经验还原能力。
经过饱和经验训练，学者具备了经验质感，就具备了将田野中的各种偶然性还原为内在机制的能力，就可以从经验的土地上长出社会科学理论来。社会科学研究并非是一次性完成的，需要有一个正反合的阶段，从经验中提炼出理论性认识，再回到经验中检查，不断反复，就可以形成比较全面、深刻也比较能够解释实践且能改造实践的理论，这个过程就是“经验—理论—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与以对话为目标的“理论—经验—理论”的小循环是完全不同的。
只有坚持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持续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获取理论营养，中国社会科学才能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才能变成真正的中国的社会科学。
二、关于社会科学的主体性
2011年前后，笔者及团队提出建设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目标。之所以提出这个目标，是因为我们感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失去了目标与方向，将社会科学研究与发表论文画等号，发表论文的期刊又分出高下，在所谓国际顶刊上发表论文，就可以获得学术地位与荣誉，在体制内占据重要位置，在学界复制这套学术标准，结果就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丧失主体性，中国经验变成了验证西方理论的材料。在这样的学术标准和制度中，中国自己的经验变得支离破碎，认识中国变得更加不可能甚至没有必要了。这显然是不妥的。
之所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会出现丧失主体性的问题，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重建有关。重建社会科学的过程也是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同时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持续了几十年的西方经典著作翻译运动。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学习西方经验社会科学理论，这个过程中，从事西方经典著作翻译、研究、阐释和教育的研究者化身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权威的代表，他们是最深刻、最权威、最具有社会科学理论素养的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这些主要从事翻译工作的研究者很可能并不研究中国，甚至不了解中国，他们的职业兴趣使他们更关心古希腊和欧洲中世纪，因为这些是他们翻译西方经典作家著作所必须要具备的基础知识。在脱离中国经验基础上翻译阐释西方经典作家著作，久而久之，就可能忘记了学习理论的目的，西方经典作家的理论可能就不再是做中国研究的资源与启示，而是束缚。二是进入西方具体研究中，以大量阅读文献为基础的对话式研究，将西方标准尤其是美国规范当作唯一正确的标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建立在之前已形成共识的基础上，或者说美国已有成熟的学术体制，中国学者学习美国规范，钻研学术对话却对于对话的前提缺乏了解，对国情缺乏了解，社会科学脱离了具体时空条件，中国经验变成碎片材料。问题是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评判标准也是美国的，那么能不能在美国办的所谓“国际顶刊”发表论文就只能凭运气了。运气好的那部分能在美国期刊发表论文的留学美国学者，成为美国大学教授。其中，部分美国大学教授回中国来创造一套体制，培养对话式的学术人才，强调社会科学无国界，反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当然也反对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是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正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完全不同。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学界的强烈要求，也是中国学界理应承担的光荣使命。中国是大国，大国建设必须要有理论，学术应当理解中国大国国情，应当为大国建设贡献智慧。大国建设的经验需要及时总结，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理论支持。
同时，正因为中国是大国，中国有足够多的大学研究岗位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体制支持。建设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不仅有强烈的需要，而且有最好的基础。放眼世界，也许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能建设有主体性的社会科学。
建设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当然要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同时我们必须明确，学习西方理论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中国，西方理论不能变成教条，不能束缚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包括西方理论在内的古今中外一切智慧都是我们认识中国的理论资源，只有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深刻认识中国实践，形成对中国实践的理论认识，并有助于改造中国实践，这样的理论才是我们需要的理论，才是活的理论。这个过程也就是将西方理论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本土化并非一定要发展出一套与西方不一样的概念体系，而是将从西方产生出来的理论拿到中国检验，西方理论不是抽象的普遍真理，而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面进行的理论总结，因此，都是有前提和预设的。西方理论对不对、好不好，都要经过中国实践的检验、消化、吸收和改造，本土化或主体性从来都不排斥将西方理论和方法当作认识中国的工具。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问题意识必须来自中国实践，必须要回答中国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并非每一个来自实践的问题都是社会科学要研究的，必须要有好的实践中的问题，正如常说的，提出好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好的问题需要深入中国实践中去提，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呼啸着奔向田野”，从纷繁复杂的经验表象中清理出最为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经过饱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具备想事的能力。有了从中国实践中提出来的好问题，又有想事的能力，还具有理论素养，就可以运用合适的理论来进行分析提炼，找到影响实践的内在结构，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提供理论解释，提炼理论观点。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开始，要找到事物本身的特殊性，找出决定实践性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真正具有经验质感的学者才能在对中国实践的研究中抓住要害，而不是将所有可能影响实践的要素进行主观的排列组合。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必须反对“繁琐哲学”，反对形式上的精致；写作要顺其自然，调查研究必须认真；要“调查三年写三天”，而不要“调查三天写三年”；要保持开放性，因为没有人能掌握终极真理；要允许百家争鸣，正是通过百家争鸣才可以用事实说话，才可以用逻辑说话，取长补短，发展出超越具体研究的带有一定抽象性和一般性的中国社会科学。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一定要打破学科界限，要反对圈地自娱，将学科和理论服务于认识实践，并在认识实践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理论认识，才可能从实践中长出中国社会科学。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对美国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必须打破所谓国际顶刊的幻觉，认识到中文学术期刊和中国人民大众才是中国社会科学主阵地，必须从对话式学术中解放出来，从内卷的、烦琐的、自说自话的学术中解放出来，从学科和理论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呼啸着奔向田野，以认识中国实践为第一责任，在认识中国实践中形成理论认识，在百家争鸣中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基于中国实践的、可以为全世界提供理论智慧的层次不同、极为丰富又相互竞争的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有“211、985工程”以上重点大学一百多所，有文科学者几十万人。如此众多的中国学者奔向田野，就一定可以在每个领域都提出有趣的、有价值的问题，就可以有各种令人意外的解释，就可以有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辩论，就可以逐步透过经验现象看到本质，就可以发现实践的规律，就可以总结出一般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就可以重建各个社会科学学科。
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呼唤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应当从无趣的高度内卷的对话式研究中奔向广阔的田野，“野蛮”成长，创造新时代的社会科学奇迹。
三、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和小循环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就必须要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提出问题，而不能从美国经验和实践中提出问题，也不能只从理论中提出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是改革开放后重建的，重建的中国社会科学要向西方学习。经过几百年发展，西方社会科学早已从刚开始的草创阶段进入具体的学科化、专业化的细致分科研究阶段。西方社会科学在“野蛮”成长阶段，是不分学科、更谈不上专业的，之所以会形成社会科学理论，是要回应工业化时代的各种重大实践问题。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何况社会科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社会科学从最初的与实践全面直接互动（相互吸取营养）走向共识越来越多，并越来越精致专业，分化出具体学科与专业，学术研究也逐渐变成对话式的。
重建之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向西方学习，恰恰是按学科和专业向西方学习的，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直接从西方社会科学中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共识和当前正在开展的分学科分专业的具体研究。作为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和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与西方工业化和发展方式以及发展阶段是十分不同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还需要有一个直接面对中国实践，不分学科不分专业，整体理解中国以形成对中国总体认识的阶段，而不能直接进入学习西方分学科分专业的具体研究中去。
先总体认识，百花齐放，再经过激烈的理论竞争，形成理论共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开展具体研究的前提。形成理论的过程也是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性吸收的过程。只有在中国经验与实践的语境中形成对西方一般理论的批判性认识，将西方一般理论具体化中国化，才能让西方理论变成资源。倘若没有在中国经验中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共识，那么按照学科产生的具体研究就会变成盲人摸象。
将研究一开始就局限在学科和专业上，甚至刻意建立学科壁垒，就不可能形成关于中国整体的理论共识，就缺乏对中国整体的深刻理解。照搬西方理论只会产生教条主义，如果直接基于西方现有的学科和专业开展研究，不仅会让研究的问题变得琐碎，而且会脱离中国实践。
因此，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先经由社会科学的大循环，再进入分学科分专业的精致的具体研究，进入以对话为特征的小循环研究中来。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没有真正进入一个艰苦、混沌和开放成长的社会科学大循环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就接受了已高度成熟的分学科、分专业的对话式研究的小循环。
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的基本特征是从经验与实践开始，经由理论提炼形成理论性的认识与判断，再到实践中检验。在大循环中，理论的目标是认识经验，一个理论好不好，关键就在于这个理论能否深刻认识实践，是否具有对实践和经验的解释能力。在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中，当然会有包括西方理论在内的古今中外的各种智慧作为理论资源，这个理论资源却只是启示而非教条。
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同时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具体的研究，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逐步形成对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的认识与判断。二是借助大量具体研究，对中国总体经验展开思辨，在更加一般的层面认识中国。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理论指导所形成的对中国实践的一般化认识，相互竞争，相互补充，有些会发生融合，有些则独立发展，这就形成了几套都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符合逻辑的一般化理论。这些理论可以为具体研究提供指导。
从实践中开始，直面实践与经验的社会科学大循环，必须是大胆假设的、粗糙的、没有答案预设的，是需要完善的。只有经过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允许各种理论竞争，才可以在理论竞争中形成具有深刻性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论体系是可以解释经验、认识实践，使人们可以更好地改造实践的。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补直面经验“野蛮”成长这一课，因此，要反对精致的平庸，反对机械的对话，反对学科与专业壁垒，要让中国学界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深刻的片面远比精致的平庸要好，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是稀缺品。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小循环的特点恰恰是，学科、专业、对话、繁琐、平庸、无谓的细枝末节研究，等等。
小循环就是“理论—经验—理论”的循环，这其中的理论，实际上是指从既有的西方理论中提出问题，然后用经验去验证，以证实或证伪相关研究。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小循环，也就是对话式研究。当前中国学术界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在没有进行一场深刻的大循环的学术运动前，就进入了对话式的小循环。这必然造成当前以小循环为特点的对话式研究没有方向、精致平庸，真正的重要的实践中的问题却被排斥在小循环之外，研究脱离中国实践，也无法回答中国实践中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小循环中存在的显著问题可以简单列举如下：与西方对话的中国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当前中国学界的主流，是中国学界中具有典型性。与西方研究对话，按西方学界设定的问题做研究，研究西方的问题，在西方刊物发表论文，还可以对西方的具体研究提出挑战，这似乎成了当今中国“最顶流”的研究。因为能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能赢得西方学者的认可，这样的中国学者就很可能成为中国“最顶流”的学者，也很快就能获得体制身份，在学术上和体制上“引领”中国学界与西方研究对话。在这种研究中，问题意识、研究目标和发表期刊都不是中国的，只是用了中国经验，但中国经验不是研究目标，而只是手段、论据和素材。
目前中国学界以对话为特点的研究大多是以西方标准为标准的研究，往往也是内卷而平庸、脱离中国经验的研究，且已成为主流。这种脱离中国实践的对话式研究形成了内部循环的力量，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成为“繁琐哲学”的代表。对话式的小循环研究很容易通过打补丁的方式弥补理论解释上的漏洞，但其结果就是，一件本来简单的常识，在无穷理论补丁下变得无人能识。或一个本来缺乏解释力的理论，也可以通过打了无穷理论补丁，因而可以自圆其说。这种所谓的理论不仅没有让事实变得更加透彻澄明，反而遮蔽了事实。
显然，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没有经历过一个大循环的运动，没有通过“野蛮”成长与中国经验与实践产生足够丰富、全面、深刻互动的情况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就无法真正有效地进入社会科学理论生产中去，小循环就变成了无病呻吟、自说自话，这样的小循环研究不仅没有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实践透彻而深刻的认识，反而遮蔽了常识。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应当是以大循环为主流的时代，是社会科学扎根中国经验、呼啸走向田野、“野蛮”生长的时代。理解中国不分学科专业，包括西方经典作家在内的古今中外一切智慧都是服务于理解中国实践的理论资源。扎根中国经验，批判性地借用理论资源，形成对中国经验的丰富认识，形成经过深刻辩论的批判性共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精致的分学科、分专业的对话式研究才具有可行性。
四、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
笔者于2001年提出村治研究中的“三大共识”，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这已形成华中乡土派的共识，也是华中乡土派学者研究的显著标识。
（一）田野的灵感
田野的灵感是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要从田野中来。田野即中国经验，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田野当然也可以包括历史的田野和正在发生的现场。长期浸泡在田野中，经过饱和经验训练，才能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好的问题是引导好的研究的前提。
田野的灵感不只是可以提出好的问题，而且具备突破既有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学术研究关键在于创新，思维突破不仅来自逻辑，而且来自想事的能力，来自社会学的想象力。经过饱和经验训练，具备经验质感，就可以形成想事的能力，就容易突破一般思维常规，就有了社会学的直觉与悟性，就可能凭借只言片语而一通百通，妙手偶得。因此，田野的灵感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借助经验进行思考，是长期浸泡在田野中所形成的经验直觉、思考本能，是当前已被过度规训的理性思维所不具备的能力，是一种有灵性的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有极好的深入田野做调查的传统。毛泽东所做的经典农村调查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一生坚持调查，志在富民，也为中国学者树立了榜样。中国社会科学对于田野调查的执着，与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不得不接受西方理论指导有关。来自西方的理论究竟是否符合中国实际，能否指导中国实践，理论前提与边界在哪里，都需要在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检验，田野调查因而变得极为重要。
田野调查不仅是回答中国实践问题的需要，而且是培训一个合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需要。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学者，必然是有学术悟性的，有社会学想象力的，有学术直觉的。这种一流社会科学学者的能力来自哪里？就来自长期浸泡田野所形成的经验质感。具备经验质感的学者可以凭直觉就找到经验中的关键变量，实践中的主要矛盾，然后就可以见微知著，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单刀直入，迅速找准关键点解决根本问题。
通过田野开展经验训练，最重要的是要将学者本身当作目的，也就是通过长期在田野中浸泡，通过田野来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形成具有田野灵感和想象力的合格的学者。如果进入田野过于功利，将自己定位于搜集资料、完成外在任务，这是不可能训练出一个具备经验质感的学者的。只有浸泡在经验中，不断通过经验的意外，清理既有认识局限，改造思维结构，长此以往，才能形成经验直觉，具有想事能力。经验需要训练，只有长期训练，才能将经验变成身体本能，才能具有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基于经验进行创新的能力，才能真正具有田野的灵感。
（二）野性的思维
与田野的灵感适配且同样重要的是野性的思维。野性的思维首先就是指思维不能在一开始就被完全规训，因为一旦被完全规训了，就会缺乏想象力、丧失直觉能力，就很难再有创新和创造能力了。
不被规训，不是说学者不需要进行学术训练。当前学者的学术训练是按学科和专业开展的，糟糕的是，当前的学术训练往往注重知识性训练，强调二手文献阅读，以既有研究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对西方社会科学未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和有主体性的重新阐发，学术研究分学科、分专业，以对话为主，以写论文为主要载体。这样的学术训练，无论是知识性的学习还是对话式的研究，都只是在消灭学者的主体性，规训学者的想象力，让学者丧失野性思维的可能性。
野性思维当然要有基本逻辑推理能力，有分析能力，有现代社会科学思维能力。要训练野性思维，就不能只背诵理论知识，只阅读二手文献，而要批判性地研读各家社会科学经典，要不仅知道是什么，而且要知道为什么。对任何经典，研究者都不要迷信，要不惧权威，因为没有永远正确的权威。自己没有认识的“真理”就不是真理，即使它以真理的样子耸立在人们眼前。我们必须要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权威和真理都只是自己思考的资源而不是障碍，权威与真理都不能成为照搬照抄的教条。长时间阅读各种社会科学经典，内化其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不拘泥于具体结论，要从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受到启示。
野性思维就是要保留思维的原始性，承认身体本能的重要性；就是要通过长期田野浸泡形成学术直觉，保持好奇心，胆大心细，敢于突破限制，思维不受局限，既不受学科局限更不受专业局限；就是要做到问题导向，灵光闪闪，让自己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可以从所有限制中解放出来，形成敏锐、轻盈、激发的思维状况，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实践背后的一般规律，从而形成学术创新。野性的思维，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怕出错，每次出错都是一次认识自己和认识经验的必要步骤。胆大心细，敢于创新，才可能创新。犹犹豫豫，不敢想象，就不可能创新。
当前学界存在的严重问题是过度规训，学术研究不敢想象，不敢试错，规范化变成了循规蹈矩，做研究变成了写论文，批判性学习理论变成了掌握最新方法技巧，从而将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变成了“码文字”、清洗数据的体力劳动。
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学科、专业、刊物等级中解放出来，不拘一格，呼啸着奔向田野，借用古今中外一切智慧来认识中国实践，并在此过程中重建经过批判性吸收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建立基于中国实践的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架构。
（三）直白的文风
直白的文风也是三大共识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共识。直白的文风首先是针对当前学界将主要精力用在写论文而不是做研究上的风气。其次是针对学界过于强调专业化，语言表述越来越“玄妙”，论文的受众局限在极小圈子，甚者变成了自娱自乐。社会科学主观性极强，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可以通过无限打补丁来自圆其说，这就使学界容易形成特定小圈子，通过不断打补丁方式来为某些理论续命，结果就是理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脱离实践，最后成为少数人的“繁琐哲学”，也成为学界所说的世界上异化程度最高的劳动。这样的“繁琐哲学”注定是要被时代抛弃的。
直白的文风强调做一流的研究而不是一味去写烦琐的论文。现在学界通行的做法是“调研三天写作三年”，而这样的研究，缺乏对经验的透彻把握，不可能抓住经验中的关键变量，只可能在众多经验变量中搞排列组合，久而久之，学术研究变成清洗数据和堆砌文字的体力活，甚至写作变成了如何通过复杂的模型和修辞掩盖实际上的逻辑缺陷。而直白的文风则强调，“调研三年写三天”，之所以写三天，是因为调研过程中已经将问题想清楚了，写作就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而“调查三天写三年”，写作成为世界上异化程度最高的劳动，是因为没有研究清楚，又希望通过写作来掩盖逻辑上的跳跃，这样的写作当然不可能让人愉快。
直白的文风是要展现出实践中的内在逻辑。真理总是简单的，一旦认识到了实践的本质，理论就会具有力量，就可以说服群众。真理必然是透彻的、简明的，可以抓住人心的。“写三年都写不清楚”的问题根本在于问题没有想清楚，想清楚了的问题就可以用最简单明白的形式写清楚。写清楚的根本就在于“一窍难得”的那个“窍”是怎么得来的。因此，写作就不是根本性的，用什么形式来写作就更不重要。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重视写作、重视期刊分类标准、重视论文发表，这肯定不是理想的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载体。这是因为，这个载体过于沉重，以至于挤占了学者的大部分时间，压垮了学者的身心。笔者认为，任何将创新性成果公开出来的文体都是好的文体，用任何形式发表的创新性成果都是好的成果。学术随笔、学术论文、演讲、著作等，都是学术创新的形式。倘若能用最低成本、最佳方式发表创新型成果，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形成交流、碰撞、融合，使学者有可能把主要精力用在调查研究上而不是在强行写作上，这将不仅是文风的改进，而且是学风的扭转。
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是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
五、经验质感与学术悟性
所谓经验质感，就是研究者对经验的直觉能力，这种直觉能力使研究者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迅速找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到社会实践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要素和核心变量。这种直觉能力使研究者可以快刀斩乱麻，准确地提出问题，深刻地分析问题，有效地解决问题。在经验研究中，具有经验质感的学者几乎可以本能地理解经验与实践，迅速形成对新经验与实践的解释，产生理论创新。经验质感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而获得的熟能生巧的能力，是一种身体本能［1］（P87-92）。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教育中缺少经验质感训练，也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缺少创新性成果。
经验质感不同于个人在自己生活中所形成的生活本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验质感和生活本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生活本能是习惯，是身体本能，经验质感是“实践感”，是具有理性的大脑直觉。研究者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反复穿梭，已经感知到的经验悖论加以整合，研究者与专门经验对象之间构成矛盾的结合体，研究对象主体化了，研究主体也对象化了，经验质感也就形成了。这是一种二阶经验的身体本能，是通过长期专门经验训练才可以获得的身体本能。
经验质感是通过经验训练形成的对经验世界的感知和直觉能力，但又不完全是一种直觉和身体本能。与个体生活经验中的文化本能不同的是，经验质感具有直觉性、反思性，既是身体本能，也是反思自觉。经验质感是通过经验训练形成的连接经验与理论、生活世界与现象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是通过训练形成的身体本能和直觉，也是认知反思和自觉，是一种本能与反思、直觉与自觉的结合体，是一种“觉悟”的能力。
经验质感的形成要通过饱和经验训练。饱和经验的核心是不断到田野中去发现经验的意外。这个意外并非是经验本身的意外，经验是客观的，因而就不存在什么意外的问题，此处的意外是指进入田野的研究者对经验的想象与经验本身不符合，研究者对经验的想象被意外所打破，从而改变了研究者对经验的认识以及改造了研究者认识经验的方式。长期、饱和的经验训练使得研究者思维结构中容纳了越来越多的之前不具备的经验意外，从而形成了对经验的想象力，也就是获得了经验质感。
在一个有经验质感的研究者眼中，处处都是田野，处处都有故事。同时，经验调查也并不显得神秘。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社会科学教科书上的田野调查方法顶多是资料收集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法。田野是特定时间和空间构筑的“现场”。田野调查最基本的原则是研究者“在场”，需要亲身体验现场中的社会活动。只有亲身体会才能掌握现场的诸多明面上或暗面的经验信息。并且，资料收集和分析不可分割，研究者既是资料调查员，也是资料分析者。“在场”的另一个含义是，一个善于反思的研究者需要和现场的人物、事件发生互动，在地化地理解经验现象。换言之即在田野内部提问题，在现象之间寻找关联。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和经验之间、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资料收集和分析之间，都在现场发生了密切互动。不是田野和经验本身而是田野和经验对研究者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启发，由此激发出学术创新。
当前社会科学界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研究远远不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培养出大量具有经验质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二是开展呼啸着走向田野的运动。通过呼啸着走向田野，通过饱和经验训练，让中国社会科学者具备经验质感，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改革，建设有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
六、饱和经验法
形成经验质感的不二法门是饱和经验训练。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就是饱和经验法。饱和经验法既是一种理论认识，又是一种调查操作技术。我曾在《社会学评论》发表介绍“饱和经验法”的文章，初步讨论了饱和经验法［2］（P4-12）。
（一）饱和经验法的含义
所谓饱和经验，是借用化学概念“饱和溶液”中的“饱和”一词，来形容学者进行大量调研达到经验饱和后，就会形成经验质感，就会具备想事的能力，就会对经验熟悉到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而达到会有晶体析出的状态。经验饱和，然后析出理论，提出创新观点，深化对经验与实践的认识。
作为一种理论认识，饱和经验法认为，经验具有生活性、模糊性、自主性、自洽性和总体性。经验是先验的，往往也具有全息性特点，经验的自洽是指，经验本身是有其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内在规律的。在认识上我们可能觉得经验之间存在矛盾与张力，而实际上，经验本身一定是自洽的，是有其自身运动规律的。表面上的经验的张力，不过是我们认识上的悖论。研究者认识经验的过程，就是不断通过经验来找出我们的认识悖论，并不断地解决包容新的经验来缓解以至解决认识悖论，从而推进理论研究。
经验的自主性是指经验本身是脱离理论而存在的。未认识的经验就好比一个混沌，学者对混沌的经验有理论上的想象，只不过这个理论上的想象可能远离经验本身。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需要亲口尝尝，只有深入经验之中，才能形成对经验的后认识。每一次深入经验，都会带有问题意识，带有理论想象。到了经验中，很可能发现经验本身超出了理论想象，因为在对已知A的深入了解过程中，发现B也很重要，且B与A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带着对A的想象到经验中去，发现B很重要，再带着对B的想象到新的经验中，发现C很重要，如此往复一直到Z，然后再回看A，此时的A就不再是第一次带着理论想象的A了，而是经由对与A相关的各种影响因素有了清晰判断与认识的A，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A。也正是通过对A的深入了解再来认识最初的经验，这个经验就不再是最初的混沌，而变成被认识的客体。
最初的A，也即饱和经验训练前的经验，只是一团混沌，是没有具体的抽象，是没有结构的整体。通过饱和经验训练，不断地深入经验中，经验的面纱就能被揭开，经验的本质就展现出来。一个有了具体的抽象，一个有了结构的整体，就是被理论所认识和驾驭了的经验。
正是反复认识经验的过程，构成了对经验认识者的饱和训练。反复多次由A到Z再回到A的经验认识过程，让进行饱和经验训练的人形成了经验质感。当然，世界上必然也存在无论经过多少次这样的反复训练也无法形成经验质感的人，但大多数研究者通过训练都可以做到。
（二）饱和经验法的原则
作为一项调查操作技术，饱和经验法遵循如下三个原则。
第一是不预设问题。这主要是指没有特别明确的调研任务，不刻意搜集资料和统计数据，在调研中保持相对自由的状态，开展半结构化的访谈，鼓励访谈对象自由讲述。调研者拥有自由的心灵是开展饱和经验训练的前提。如果调研者有很强的理论预设，明确的调研目标，顽固的价值偏见，调研者就只可能从经验现场看到自己想看到的结构，加强自身的偏见，纵使经验的意外如大山一般耸立在其眼前，他也无法察觉或者无意去察觉。
第二是具体进入，总体把握，重在体验。由于经验是未知的，或者说经验内部结构是未知的，因而田野调研就只可能进行各种尝试。我们不能论断哪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最好的办法是认真尝试。在不断地认真尝试过程中，会逐步理解细节，发现意外。浸泡经验的时间长了，就有了对经验的总体把握，在能对经验作出总体把握情况下再研究经验的细节，就会豁然开朗。进入经验的精髓在于全身心浸泡在经验之中，对经验共情，与经验共鸣，产生弥足珍贵的经验中的意外。
第三是不怕重复。要形成厚重经验，形成经验质感，必须要重复。一个做调研的学者，长期调研就会产生经验想象力，比如调研对象的陈述，99%的内容都能在调研者的预料范围之中。此时的关键是，调研者必须仍然保持全神贯注，因为未知的1%可能恰恰是关键，而且正是这个未知的1%重构了对之前经验的认识。对于一个高水平的调研者而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次偶然的陈述，就有可能让调研者获得重构整个经验的灵感。重要的发现往往来自重复过程中所偶然获得的意外。
饱和经验法强调，调查不能功利，调查时必须用心倾听、仔细思考。经验质感的形成不是从调查结果来的，而是在调查过程中慢慢积累形成的。没有过程，没有全神贯注聆听、思考，没有用心体会，也就不可能获得经验质感。
（三）饱和经验训练的要点
从华中乡土派学者20年来的研究实践来看，开展饱和经验训练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最好的饱和经验训练是田野现场，尤其是当前的村庄。村庄具有相对完整的结构，比较容易进入，且信息充沛，调研者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掌握足以构成反思认识悖论的经验现象。尤其在中国区域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在全国不同村庄开展村治模式调查，很容易形成对经验的一般性认识。从笔者团队的经验来看，在一个村庄调查20天，基本上可以完整把握住村庄内部结构；在全国不同类型地区调研10个村庄，基本上就可以具备相当丰富的提出问题进行想事的能力。或者说，如果到田野现象进行饱和经验训练，一年时间就可以大有成效。而如果通过阅读史料来训练经验质感，没有五年时间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质感的。第二，饱和经验训练一定要与搜集资料的调查区分开，与做问卷区分开。后者不是经验训练，只是体力劳动。前者在田野中主要是训练调研者自己，而后者对于调查人员而言只是手段。第三，在田野现场必须全身心投入。三心二意地开展调研是永远不可能形成经验质感的。第四，在田野中要特别关注经验的意外，不能忽视任何一次经验的意外。第五，经验训练的关键是现场，离开现场的资料是没有生命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效的。第六，经验质感的典型表现是经验还原能力。通过饱和经验训练具备了经验还原能力，实际上就是具备了想事的能力，饱和经验训练就完成了第一步。
七、想词的能力与想事的能力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学界应当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学术研究已变得极为内卷，写论文很难，学者绞尽脑汁、成年累月地写，却很少写出好论文。即使是写出论文也很难发表，尤其是在顶刊发表论文，更是难上加难。更糟糕的是，当前社会科学学界还存在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发表的论文多，出版的著作多，做学术研究的人多（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大学设的岗位多，社会科学类专业博士毕业生多），而学术研究的创新却不多。不少研究成为低水平重复，既没有推进学术研究，又无法解释经验，更不用说指导实践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当前中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割裂了学科专业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关系、割裂了想词与想事的关系、学术研究陷入以对话为主的小循环之中，且学科封闭自说自话，有着密切关系。
想词，是指运用概念和理论展开思考，这是必然的。离开了概念和理论，就不存在社会科学了，就很难认识到经验内部结构，经验就会缺少理论指导，就更多地呈现为表面现象。正是借助概念和理论，我们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正如借助显微镜可以看到微小的细菌一样。概念与理论的工具也有风险，即当我们对经验缺少深入全面的把握，缺少想事的能力时，或者说缺少经验质感时，概念和理论就可能过于强大，从而遮蔽了经验本身的逻辑，理论变成了自说自话、自我演进，经验则成为对理论的修饰。这表现在实践中就是众所周知的教条主义。
一位优秀的学者，必须要保持想词能力与想事能力的平衡。通过理论来更加深刻地认识经验，从而产生“深刻的片面”，是做好研究的一个步骤。正是借助理论，一位好的研究者可以看到经验的本质。同时，如果没有想事的能力，缺少对经验本身逻辑的把握能力，理论所产生的“深刻的片面”就变成了偏见，经验变成了偏见的装饰品，理论也就既无法从经验中吸取营养继续发展，又无法增加对经验本身的理解，更不可能指导实践。教条主义指导实践的结果必定是悲剧性的。
想词能力与想事能力的平衡，是借助理论来深入认识实践。理论是认识实践的资源与工具，而非教条和束缚，且理论总是在不断认识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借助理论认识实践，实践是本，理论是工具。实践本身有其内在的逻辑，理论不是真理，在用理论去理解和认识实践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理论的偏见或傲慢（即片面性），因而就需要运用多种理论资源，就允许不同学科、专业和理论来竞争对实践的认识。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又通过理论来理解和指导实践。实践是本，认识实践这个本体，尊重实践和经验的内在规律，具有对实践与经验内在规律的总体把握和判断能力，才可以更好地选择理论，认识理论的局限性。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缺少饱和经验训练，没有经验质感，想事的能力不足。中国社会科学不经过一个呼啸着奔向田野的突进阶段，不经过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不经过一个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经验进行批判性结合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会局限在自说自话的想词之中，就会脱离中国实践，高度内卷而脱离人民大众，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前途。
在主要来自西方的词与主要是中国的事相分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解决词与事分离的办法，首先是深入经验，通过饱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具备对经验完整厚重的把握能力，具备想事的能力。然后，通过长期的饱和经验训练，长期的大循环，将词与事对应起来。同时，通过对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的批判性认识，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在此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才开始具备建立学科和专业，进入以对话为主的小循环阶段的条件。
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是在缺少对来自西方的理论、方法、学科、专业批判性吸收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学术脱离经验，理论脱离实践，想词多而缺少想事的能力，必然产生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研究上的严重内卷。尤其有趣的是，学科和专业本来是认识经验的工具，经验与实践本身是不分学科和专业的，不同的学科专业都服务于对实践本身的认识，也就是要认识同一个实践对象。因此，学科和专业应当是在认识中国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而不应当在认识中国实践之前就固化下来。理论与方法是否恰当，学科与专业是否合理，要经由一个阶段实践的混战，或批判性尝试才能验证。学科和专业的合法性来自其认识中国实践的需要，而不能相反，这是一个基本原理。当前中国学科和专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未经实践检验并在检验中形成自身合法性的学科和专业不仅建立起来了，而且很快就自我封闭起来，不仅不愿意深入中国经验中去，甚至刻意建立学科壁垒。在不深入经验、缺少想事能力，以及在学科壁垒下，以想词为主要特征的对话式研究必然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
以想词为主的对话式研究必须要有“拐杖”，且是三个层次的“拐杖”，第一个层次是基本理论、哲学高度的“拐杖”；第二个层次是学科的“拐杖”；第三个层次是专业文献的“拐杖”。因为要借助这三个层次的“拐杖”来开展学术对话，所以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以上三个层次的问题。因此，做学术研究就变成阅读以上三个层次的文献，找到要对话的问题，然后再用中国经验去论证：证实或证伪。遗憾的是，因为中国学者太多，全世界学术积累过于丰厚，单一的学者要从海量文献阅读中找到可以填空的未研究问题，或找到已有研究的悖论，实在是太难了。读的文献越多，就越容易发现没有什么问题未被研究过，也就越发感觉到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问题了。这应当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学界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只有真正进入中国实践中，具有想事的能力，那些仅被当作“拐杖”的理论与方法才可以成为开展学术研究的资源。借助理论可以深刻认识经验，具有经验质感可以更清晰地辨别理论的局限。具有想事的能力，词才有具体所指。有经验质感，词就成为资源，畅通无阻；而没有经验质感，词就变成负担。正是因为有了想事的能力，在阅读文献时，学者就可以轻易地发现已有研究的局限；没有想事能力，则一切都似是而非，当然也不可能提出值得研究的问题。没有想事的能力，仅靠想词，经验就变成举例，而这只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具有想事能力，就可以在研究中还原经验，就可以抓住主要矛盾，找到关键变量，用经验去推导，就有预见能力。社会科学理论从来不是自然科学真理，没有想事的能力，社会科学理论就不可能成为启示，而很可能变成脱离时空条件的教条。
具备了想事能力的学者，学术研究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经常可以在理论与经验之间穿梭并时常有蓦然回首、恍然大悟的惊喜。学术研究是一场有趣且有用的探险。通过深入研究，建立可以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无疑是一番让人激动的事业。
不具备想事能力的学者，缺少对经验的理解，面对理论中的经验意外，其最常用的办法是打理论补丁，从而让理论仍然可以自圆其说。一个脱离了经验本身内在逻辑而靠不断打补丁来续命的理论，必然会越来越复杂烦琐，也就必然会越来越丧失对实践的解释作用，当然久而久之就会被抛弃。
八、以区域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中国辽源广阔，不同区域差异巨大，要认识中国，就要先认识中国的区域。笔者在长期的教学中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询问学生的籍贯。每一个区域的学生都会带有本区域的文化基因，而通过区域来认识人，不失为一条捷径。同时，区域又是一个学者开展经验训练的最佳办法，因为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不一样的常规，同样的国家政策法律制度，在不同区域很可能有相当不同的实践，这对于曾相信普遍政治哲学真理的笔者本人所产生的文化震撼，是笔者从对一般性制度研究转向对影响制度实践的社会基础研究的起点。正是通过区域比较而形成的经验质感，可以让人具有超越区域的经验还原能力。
更进一步讲，全世界每个地区或国家也都只是特殊的区域，看起来普遍的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甚至基本道德规范，都是区域的、具体的，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发生的，是有前提条件的。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科学也是舶来品。不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区域的（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区域），同时也是世界的，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上非西方国家提供了另外一种现代化的可能途径，中国社会科学也为世界上非西方国家提供了另外一套理论可能性，甚至可能与西方社会科学产生竞争，揭示出西方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也会因时空变化而改变。不存在普世的社会科学，也没有所谓社会科学的国际顶刊，因为这些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表学术论文的期刊，本质上是区域研究的产物。
2002年，笔者提出的研究目标是理解“中国80%的农村中80%的现象”。之所以说要理解80%的农村，是因为当时笔者感到边疆地区情况过于复杂，且每个地区情况都不一样，因此将自己关切的重点放在汉族主要居住地开展调研。30多年来，笔者几乎到过所有的汉族主要居住的省市自治区。实际上，汉族内部情况极为复杂，内部也存在显著区域差异。而之所以研究“80%的现象”，是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到一个地方做调查，笔者一般不会限制只做某方面的调研，而是希望尽可能多地拓展。一个地方尤其小至一个村庄，其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以及历史、种植结构等，都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具体调研中，总是由A至B再到C，无限拓展下去，就能形成对这个村庄或地方或区域的整体认识，这种整体认识中最重要的是从表面现象层面进入内部机制层面。
在接下来的马不停蹄的调研中，笔者逐步发现中国虽然很大，却可以通过分区域来进行认识。笔者首先发现的是南北差异，即同为汉族居住区，却因为历史、地理等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具有显著差异的南北中国；华南地区至今仍然有大量聚族而居的团结型村庄，华北和西北地区农村多为小亲族占主导地位的分裂型村庄，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农村则大多为高度原子化的分散型村庄。在我国汉族居住的主要地区中，因为村庄内村民之间血缘连接而形成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不同，形成相当不同的村庄社会结构，并因此对内影响村民心理与行为模式，对外影响国家制度进入方式。这是一个特别重要而有趣的发现。
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加速，农民快速进城，农户越来越多的收入与活动都离开了村庄，村庄社会结构所塑造出来的南北中国的差异，在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的双重影响下开始淡化。因为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不分城乡的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尤其在浙江这类主要靠家庭作坊开始乡村工业化的农村，就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产生了村庄内的严重的经济分化。熟人社会中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分化—社会排斥—政治竞争—边缘反抗—价值排斥机制，就是中西部农村地区难以想象的。当前时期，中国区域差异集中表现为城乡差异和东西差异。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农村实际上是城市内在有机组成部分，不应当再作农村对待，更不应当将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来的农业现代化、美丽乡村、集体经济建设等所谓经验盲目推广到中西部地区，如果强行去推广，则很可能出大问题。
如果从文化上来讨论中国区域差异，最典型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区鲁、豫、皖与中国传统文化边缘区云、贵、川之间的差异。在传统上，鲁、豫、皖地区的许多父母有强烈的必须完成人生任务的心理压力，他们勤工苦做，为娶回儿媳妇而拼尽全力，不少子女向父母索要高额彩礼，而父母为了儿子结婚买车买房、支付彩礼，代与代之间出现了严重剥削。相对而言，在处于文化边缘区的云、贵、川，子女成家是子女自己的事情，父母没有必须为儿子娶媳妇的人生任务压力，代际剥削也就鲜见。云、贵、川父母生活轻松与鲁、豫、皖父母生活沉重，形成了鲜明对照。
20多年来，笔者和笔者团队的同仁不断在全国调研，试图理解“中国80%的农村中80%的现象”，现在当然也不只是关注农村，而是关注所有值得研究的实践问题，并因此形成了很多有趣的判断。如果中国几十万社会科学的作者都奔向田野，都来尝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我们就可以有成千上万的理论进行交流，就可以相互批判吸收，从而形成对中国实践的深刻的认识与共识。
通过区域认识中国的过程同时也是通过经验训练成为具有经验质感的一流学者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这是日用而不知的未经反思的一阶经验。通过反复进入中国不同区域，体验不同经验，就必然会产生强烈文化震撼，并因此对包括生活经验在内的所有经验进行反思，因此形成二阶经验。借助长期的二阶经验浸泡，就可以形成经验质感、具备经验还原能力、具备学术想象力和政策想象力。
立足经验认识中国，应当超越具体经验并形成“总体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要搭建“区域”这一“结构”作为桥梁。作为方法的区域，不仅在经验领域呈现出丰富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中国经验的重要乃至关键性结构。对区域结构的认识是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致力于理解与阐释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通过区域比较展开学术训练，在经验与实践的沃土中生长出自己的学术议题，再分门别类地开展深入研究，从而突破从理论到经验的小循环，并建构中国本土的社会理论和现代化理论。
通过区域来训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经验质感，以及通过区域比较来认识中国实践，都是区域研究极为重要的功能。将区域作为方法有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通过区域比较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复杂中国经验的整体把握能力，抓住问题的要害，作出一流的研究；第二，通过区域比较来认识中国，避免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时以点代面、以偏概全。
区域比较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全领域，需要更多社会科学研究者走出封闭而精致的小循环，加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中来。
九、结论
中国是大国，必须而且能够建立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中国必须建立有主体性的社会科学，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独特的，不可能按西方既有理论来解释，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而应当独立自主地经过几代人共同探索出来。西方既有理论实际上也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成功。不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我们就无法清晰地认识自己，也就可能继续在国际上挨骂，也无法为非西方的兄弟国家提供实现现代化梦想的理论参考。中国能够建立有主体性的社会科学，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特的且成功的，是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奇迹的。中国14亿人口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界。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很多一流大学的研究岗位，可能有接近百万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中国足够丰富、独特、重要的现代化实践需要理论总结，而中国正好有足够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开展这样的总结，无须依附于西方学术界。这就是中国能建立有主体性社会科学的重要原因。只要中国社会科学有了自信，有了建立在自己发展基础的基点，凭借几乎无穷尽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营养，凭借中国学者的聪明才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一定可以取得辉煌成就。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一要务，是中国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与西方对话的研究，以获得西方社会科学承认为目的的研究，以在西方“为中国争光”的研究，以及以西方刊物为主要载体发表论文的研究，都只能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支流。中国足够大，中国社会科学界可以容纳这样支流的研究，但前提是这些支流不能支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更不能成为唯一标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发展阵地是中文期刊及著作，主要读者对象是阅读中文的人民大众，主要评价标准是对中国实践解释的透彻性、创新性，而评价主体是中国学界及相关的各界。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路径是：首先，学者们呼啸着奔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田野，经由“经验—理论—经验”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将尽可能多的实践中的问题卷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中。然后，中国数十万具有深厚学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入实践中，从实践中提出问题，深刻地分析问题，有效地提炼问题，形成各种理论性认识，再到实践中检验。反复如此，以至无穷。如此一来，中国实践中的表面的、深层的、枝节性的、整体性的各种问题都会被充分讨论，每个领域都会有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学者讨论争鸣，相互启发，取长补短，很快就会产生大批关于中国实践的共识，并在这些共识基础上产生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百家争鸣。
先通过“经验—理论—经验”的大循环，将实践放在第一位，从实践中来，以理解实践为目标，将尽可能多的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卷入学术研究中，并在对实践总体认识的基础上检验理论，再经过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持续不断的学术争鸣，就可以形成若干理论共识，就可以进一步为以对话为基础的“理论—经验—理论”的研究提供前提。同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可以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逐步形成具有一定普适性形式的、看起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产生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
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有两个前置条件，一是具有社会科学研究分析能力，二是具有从经验中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借助经验进行想事的能力。这两个能力都需要通过训练才能获得，我们称之为“两经”训练，即经典著作阅读的训练和经验训练。
通过大量阅读社会科学经典著作，掌握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工具，具备社会科学分析能力，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科学者的首要前提。在社会科学训练的过程中，要防止通过教材开展训练。教材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只有结论，没有推导出结论的过程；二是教材往往是以真理的形式来传授知识的。往往通过教材的学习，培养出来的很可能是教条主义。笔者在培养研究生时特别强调由研究生自主阅读经典著作，从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笔者创设了一个公式：严格的学术训练=体系化的经典阅读。用2-3年时间读完一百多本社会科学经典，理论思维就可以形成。从20年来的教学实践来看，这种方法效果很好。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思维能力也是靠自己广泛阅读经典著作来培养的。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科学者的第二个前置条件是进行饱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经验质感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学者的学术悟性，社会学想象力，这种社会学想象力要靠长期的经验训练来形成，也可以通过正确的经验训练来形成。
中国辽源广阔，大学教研岗位多，做中国经验研究不能一哄而起，无序进行。在以大循环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就一定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集体或者学派，这个学派不是由当前已经高度体制化的学科和专业来定义的，而是在研究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学派是快速推进学术研究的集装器，学派之间竞争融合，取长补短，就形成了中国经验与理论的各种结合形式，其中有些结合以理论的说服力启发了更多学者，理论总结体系化了且达到了很高水平，具有广泛影响力。
从中国具体实践经验中形成的理论认识是区域性的，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滋养下，树立正确的目标，依靠正确的路径，依靠数十万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坚持不懈的持续努力，就一定可以从中国式现代实践的沃土中生长出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1] 贺雪峰.论经验质感.学海，2021，（1）.
[2] 贺雪峰.饱和经验法——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社会学评论，2014，（1）.
[3] 贺雪峰等.南北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