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最高层。”建国以来的两次庐山会议——1959年和1970年的,都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尤其是1970年的。
70年庐山会议,周总理是最后一个上山的中央领导。那是8月20日下午,他乘专机从杭州飞来。据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的宋双来回忆:会议前他被两次告知,此次全会的三项议程很简单。因此,绝大部分与会者都感到轻松,周总理也不例外。
周总理在庐山上,常常笑着对来访者说:“会期不长,三五天就可以了。”不少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遗憾和惋惜:好不容易有个正当休息的机会,却因为时间太短,玩不完偌大的庐山。因此在会前,许多与会人员纷纷抓紧时间,四处游览合影。
谁能想到,这个事先想象的“惬意神仙会”,会拖半个月,还发生了一场“大爆炸”。
会议初期,两个“小人物”的发言,燃起了毛主席的熊熊怒火。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吴法宪。其中陈伯达遭到立即处理,吴法宪则暂时逃过一劫,只要写写检讨就行。其实吴法宪比陈伯达更早发言,陈的发言核心内容,还是照搬了吴的。
但为什么陈伯达被毛主席用雷霆手段拿下,进而处理掉;吴法宪却安然无恙呢?若没有“913”,吴法宪兴许能继续安稳下去。
大概原因有三;一,陈伯达进入中央,最早是做毛主席的秘书,陈的发家离不开毛主席的赏识,两人关系不一般,十分亲近,拿下他的影响不是很大;二,不少实权人物跟吴法宪同气连枝,牵一发而动全身;三,陈伯达比吴法宪更适合做“靶子”,陈的地位更高,拿下他利于扭转会议风向。
陈伯达晚年对此十分不能理解:“我确实不能料到,这竟变成了一件特大的大灾。吴法宪是空军司令,所以设想他能‘炸平庐山’,我却什么都没有、都不会,怎么能炸平庐山呢?”
这只能说是“文人之见”,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明显是在敲山震虎,不是单单找陈伯达一个人的麻烦。
若是毛主席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回忆属实的话,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都不是张春桥等人去告状后才写的,而是早就开始构思和动笔。
《我的一点意见》是毛主席生命的最后十年,写得最长的一篇文章。汪东兴说,毛主席整整考虑了三天,才挥笔写下。在考虑的同时,毛主席还在不停找人谈话,做思想工作。
毛主席指示暂停大会,然后不断找人开小会,连续开了六天时间。这段时间他每天都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工作地跟住所有一点距离。夜里的庐山浓雾滚滚,伸手不见五指,难看清路,所以只能让人提着马灯,站在车头两侧,跟车一块行进回家。
开小会那几天,毛主席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时常出来散步。散步的时候,毛主席跟随行护卫的陈长江说:“有好几年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写不行了,要写文章反击了。”
为了防止铤而走险、狗急跳墙的事情发生,毛主席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出,自己不在现在的住处美庐过夜了,秘密转移到一百多米外的175号房吧。175号房是原庐山普通人家的民房——大会前居民被安排下山了,房间很小很破,但毛主席不让工作人员调工匠来修理——目的就是防止风声走漏,被野心家、阴谋家发现。
这在后来看似完全没必要,实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斗争多年的敏锐性和谨慎性。阴沟里翻船的事,历史上层出不穷。平安无事,那当然最好,就只是个故事。若真有危险,提前防住,那这就是事故了。
庐山会议后半段,掌声不稀落但很少,大家明显对鼓掌谨慎了许多。只有毛主席讲话、周总理宣布开会和闭幕时,才有掌声。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闭幕会的主席台上,中央只放了一个座位——毛主席坐的;旁边是主持人的位置,坐着的是周总理。本该还有三个位置的,但被去掉了。
会是9月6日下午闭幕结束的,与会人员在7日陆续离开,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的毛主席,到9日才下庐山到南昌。吴法宪虽没跟陈伯达一个下场,但日子同样不好过,在他写好上交的检讨纸上,毛主席批示道:“作为一名党员,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这份批示,既是给吴法宪看的,也是给吴法宪头上的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