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美国的出生率明显下降，但自杀率却在飙升。
从纽约到芝加哥，城市街边随处可见丧失了抵押赎回权的漂泊农民和失业之后居无定所的工人，然而他们却根本得不到关注，很多人奄奄一息、自生自灭；华尔街的高层酒店，则成了银行家们和炒股大佬们跳楼的最佳地点，每天都会响起“砰、砰”的声音。
请问，您是来住酒店的还是跳楼的？酒店前台经常会这样询问。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美国的历史书如此记录道。
5000多家银行倒闭，8万多家企业破产，1400万工人失业，200万人成为流民。1930年到1933年的美国，是现代人所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形之一。
流民游走在不同的城市和小镇，但所遇到的情况却无一例外：没有哪里能给他们提供工作，合口的食物则更是难寻。从宾夕法尼亚到肯塔基，野草成了人们普遍青睐的食物；在城市的货物装卸站，家庭主妇们与野狗争抢腐烂菜叶；在暗街小巷，曾经体面的白领们在餐厅垃圾桶里扒拉剩下的带肉骨头还有面包渣。
食品救济处排队的人群中，一个失业工人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一位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一位建筑工程师。他们面色麻木，混迹在人群当中，甚至连哀叹一声的资格都没有——毕竟还要期盼今天能领到救济食物。
在以前，这种工人都是两位精英不会多看一眼的人群，但如今，他们毫无区别。
工作、工作、工作，整个美国都在呼唤这个词。
然而没有、没有任何工作。没有企业再愿意投资，甚至农业生产也失去了意义，经济断裂了，没有人能修复它。
无论政府如何刺激、想什么办法，都没用。经济成了一具尸体，心肺复苏和强力药物全部失效。
投资家们在领取救济食物的时候，仍然无法理解那个周二究竟发生了什么：1929年10月29日，那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二，但股指突然暴跌40%，无数人的财富在一瞬间被清空。
然而就在前一天的周一，报纸上的头条还是：新的牛市即将来临。太阳照常升起，人们继续做着美国梦。
然而谁知道，从周三开始，太阳不再升起了。
“黑色星期二”仅仅只是全部故事的开始。经济下滑的连带效应需要时间，才能一步步展现出它的残忍。从1930年开始，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骤减一半还多；即便那些能保住工作的人们，收入明显下降的也为多数。
人们不知道钱去哪了，反正钱就像是消失了一样，你挣不到，就是挣不到。
那个著名的关于资本家倒牛奶的故事，其实不能怪资本家——因为通缩导致牛奶价格太低，农场主们将牛奶运到售卖点，就会倒赔，那还不如就地倒掉，至少不用赔钱。
倒牛奶怪资本主义？那些年，斯大林的苏联确实不倒牛奶，但是军队会上门收走你最后的一瓶牛奶，不交？拿枪顶你脑袋。
总之，1930年代初的美国，没有人能解释经济为什么停转，反正就是停了。昨日的繁华成了旧梦，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只为能吃一口饱饭、穿件正常的衣裳而忧虑。
答案究竟在哪里？谁能来解救美国人？不是胡佛总统甚至也不是后来的罗斯福，而是忍耐、痛苦和煎熬，让经济周期自己过去。罗斯福采取的一系列拯救美国的新政，并非消除了经济危机，只是减缓了它所带来的痛苦。
经济停摆，恐怕是人类目前为止最难以解释的谜题之一。但其实，它又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就是危机之前过度的疯狂和贪婪，以及这种贪婪所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
对于那些政府权力很大的国家来说，在每一次大危机之前，则通常有着一个国家对追求某种目标的过度迷信。
但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政府角度，危机的成因都有一个共性：贪婪。
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往往都是市场上流通的钱，远远超过了其真实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本面。
1929年之前的美国，没有人相信房价会跌，事实上，从1925年开始房地产就陷入了新一轮的超级狂热。人们笃信，美国将不断地从繁荣走向繁荣，在这种时候，没有人愿意相信那些关于经济过热的提醒，领导人更是讨厌那些“挑刺儿”的经济学家，继续推高资产价格。
从1920年到1927年，纽约曼哈顿地区的房价上涨了38%（当然这个数据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还是小巫见大巫）。1929年，大纽约地区的房屋建造量已经远超其真实需求，已经可以为600万人口提供住房，相当于当时纽约人口的两倍。
讽刺的是，大萧条发生时，还有大量的摩天大楼修建计划，正在实施中或者设计中。
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最为疯狂，在这个海滨度假胜地，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疯狂的炒房热潮，报纸上每天都是连篇累牍的房地产广告。
然而背后却有一个问题，被所有人忽视了——美国人的收入，其实并没有随着资产价格的上升而等比例上涨。
1920年代，资产泡沫上涨了4倍，但普通人的工资只涨了10%，人们的真实收入，远远没有跟上市场上流通的热钱数量，经济的漂亮数字成了一个“虚拟数字”。
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华尔街的银行家、投资家们，通过资产泡沫赚得富可敌国，但普通工人、农民，并未分享到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他们仍然只拿着极低的收入。
那时候的美国，也尚未形成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普通人毫无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一旦遇到大病和投资失败，往往就意味着万劫不复。
在那个年代的美国，企业主们只知道疯狂而贪婪地赚钱、想尽办法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和压低工人工资；政府则做了企业主们的帮凶，不仅不试图均衡民众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反而帮着资本家们压榨工人，成了资本剥削的助手。
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一头是极端的投机泡沫和产能过剩，另一头是大量低收入的底层民众。在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之下，最终所有人都受到了惩罚。
在1937年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罗斯福这样描述：
我看到成千上万个家庭试图依靠微薄的收入生活，每一天对他们来说都是折磨。
我看到千百万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对半个世纪以前的所谓文明社会来说都是不体面的。
我看到千百万人被剥夺了教育、娱乐，以及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的机会。
我看到千百万人没有购买农具和工业产品的资金，由于他们的贫困，不能给其他千百万人提供工作或效益。
我看到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住不好，穿不暖，吃不饱。
这个世界最糟能糟到什么程度？大萧条永远在启示人类。
后来，罗斯福和凯恩斯主义给最糟糕的美国续了命，再后来美国又重回自由经济的繁荣——这是最糟糕的美国之幸运。
但并不是每一次类似的危机，都能有同样美好的故事结局。其实，最糟糕的事情并非经济危机本身，而是面对危机却无所作为，甚至掩耳盗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