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衰败从嘉靖年间就已经埋下了祸根，当时的严嵩父子把持朝政，以权谋私，贿赂成风。这种腐败之风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朝廷运转，更是在整个社会上掀起了一场道德沦丧的风暴。
在那个时期，官员们不以贪腐为耻，反而以清廉为耻，形成了一种极其扭曲的社会风气。即便是在清正廉明的张居正当政期间，这种歪风也只是暂时得到了遏制。
到了万历年间，皇帝的怠政让朝廷陷入了半瘫痪状态。朝廷大事无人决断，各地官员各自为政，整个国家机器开始慢慢失控。
天启年间，党争达到了白热化阶段，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几乎成了朝廷政治的全部内容。这两个党派为了争权夺利，把国家政务都抛在了脑后。
等到崇祯继位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天灾，彻底摧毁了明朝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经济基础。从旱灾到水灾，从蝗灾到瘟疫，这些灾害轮番上阵，让百姓们苦不堪言。
为了维持辽东战线的军费开支，崇祯开始了疯狂的敛财行动。三饷的征收让本就贫困的百姓雪上加霜，许多人因此背井离乡，成为流寇。
裁撤驿站的决定更是火上浇油。大量的驿卒失去了生计，其中不少人选择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后来赫赫有名的李自成，就是从一个失业的驿卒起家的。
与此同时，明朝的军队体系也彻底崩溃了。国家无力支付军饷，只能优先保证辽东战场的开支。西北的边军长期得不到军饷，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兵变。
在历史上，李自成的农民军并不以战斗力著称，相反，他们多次在与明军的正面对抗中落败。但是李自成有一个独特的战术特点，就是善于利用诈降来保存实力。
每当战事不利时，李自成就会举起白旗投降，等到时机成熟后再次起义。这种战术让明朝官员疲于应对，也在无形中消耗了明朝的军事资源。
李自成还善于利用明朝内部的矛盾。当时的明朝将领之间互不信任，各自为政。李自成经常在不同将领的防区之间游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避免被围剿。
在军事战略上，李自成始终避免与明朝的精锐部队正面交锋。他更倾向于选择防守薄弱的地区发动进攻，或者趁着明军主力被调往他处时发动突袭。
到了崇祯十五年，机会终于来临。松锦之战中，明朝在辽东战场损失了大量精锐，包括著名的将领洪承畴也被俘虏。这场战役不仅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也让朝廷的财政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西北战场的明军将领之间矛盾重重，互不配合。即使是面对农民军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放下成见，形成统一战线。这给了李自成可乘之机。
当李自成最终兵临北京城下时，明朝还有两支强大的军队。一支是左良玉的楚军，另一支是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这两支军队的实力都足以对抗农民军。
但是这两位将领都选择了观望，没有出兵勤王。左良玉以生病为由按兵不动，而吴三桂则要求先支付军饷才愿意出兵。这种局面让崇祯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境地。
崇祯皇帝无力支付军饷，甚至连北京城防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城的陷落成为了必然。崇祯最后的几次上朝，朝堂上已经空无一人。
李自成的胜利，与其说是打败了明朝，不如说是捡到了一个烂摊子。如果没有明朝内部的种种问题，单靠农民军的实力，是很难攻下北京城的。
在整个过程中，李自成展现出了高超的投机本领。他抓住了明朝最虚弱的时机，利用了各方势力的观望态度，最终实现了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
清军的摄政王多尔衮在政治手腕上展现出了超人的智慧。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让明朝的将领为自己所用这个难题。
多尔衮采取了怀柔政策，给予投降的明朝将领高官厚禄。这种政策效果显著，不少原本抗拒清军的将领纷纷投靠。
起初，清军入关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掠夺财物。但是多尔衮很快发现，明朝的内部矛盾给了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追击李自成的战役中，清军主要依靠的是归顺的明军将领。这些将领对李自成的憎恨远超过对清军的抵触。
多尔衮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把追剿李自成的重任交给这些明朝降将。这不仅减少了清军的损失，还让这些将领在作战中与清军建立了互信关系。
如果没有李自成这个过渡，清军想要攻克明朝是极其困难的。单从军事实力来看，明朝的常备军数量是清军的数倍。
即使是在最虚弱的时期，明朝在全国各地仍然驻扎着数十万军队。这些军队如果能够统一指挥，形成合力，足以对抗任何外敌。
关宁铁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支军队即使在明朝末年也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在一片石之战中，他们就展现出了超强的作战能力。
但是李自成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他不仅消耗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摧毁了明朝的统治体系。
如果清军直接面对一个完整的明朝政权，即使再给他们一百年时间，也未必能够突破明朝的防线。光是攻克山海关这一个关卡，就足以让清军伤筋动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