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宝塔山
1944年6月9日，革命圣地延安来了一批身份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这个参观团共有21人组成，其成员包括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外国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晚报》等中国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据资料，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参观访问了一个月时间，后于当年7月12日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但外国记者继续留下来参观访问。在众多外国记者中，作为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最引人关注。
左起：彭德怀、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和陈毅
福尔曼在延安期间拍摄了大量中共领导人、八路军高级将领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我们看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真实面貌，他们虽然穿着带补丁的破旧衣服，身材消瘦，可精神状态很好，浑身散发着伟人的光芒。
福尔曼很早就来到中国，他还深入西藏进行了大量拍摄。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福尔曼又来到上海。随着对中国抗战了解的深入，福尔曼逐渐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感兴趣。福尔曼说：“中国正在作着生死的抗战，以反抗致命的日本封锁。然而中国最精锐的50万军队，却据说正用以封锁他们自己的人民，北方的中国共产党。”
然而，国民党方面对中共、八路军等进行了疯狂封锁，福尔曼则渴望去延安参观访问。1943年11月，福尔曼向国民党提出申请，蒋介石委婉拒绝了。随着美国政府大力援助国民政府，他们也逐渐注意到中共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
1944年2月，冈瑟·斯坦因、爱金生等10名驻重庆外国记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联名信，公开要求去延安采访，结果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就在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去电报。
电报中，罗斯福表示，“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请蒋介石给予支持和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只能同意，于是就有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虽然参观团成立了，可蒋介石却提出了要求，“外籍记者前往延安必须逗留（至少）三个月。”
福尔曼等人起初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蒋介石的真正用意。蒋介石认为，如果让外籍记者在延安待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可能跟中共方面产生摩擦。最终前往延安的外籍记者共6人，福尔曼是其中一员。
毛主席和福尔曼
毛主席非常重视中外西北参观团的到来，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同时，在延安交际处的安排下，中外西北观察团参观了边区的机关、学校、工厂、乡村、八路军战士和民兵等。
福尔曼等人还采访了毛主席、朱德等人，并且拍摄了大量照片。比如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这样描述朱德：
“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相反，他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父亲，在干完一天艰苦而又令人满意的工作之后，回到家中，解开纽扣斜靠在椅子上休息，谈起话来面带安详的微笑，充满成熟而又淳朴的智慧。”
福尔曼则多次跟毛主席交流，两人还拍下了合影。除了采访毛主席外，福尔曼还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王震等人。通过近距离接触，福尔曼认为中共领袖们依旧保持着劳动者的角色，他们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即便破旧的衣服也难以遮掩他们身上散发的伟人光芒。
福尔曼还描述了毛主席的生活情况，他居住的窑洞跟延安当地老百姓居住的窑洞没有任何不同，窑洞里只有几件破旧的家具，地面铺着普通的地砖。晚上工作只有蜡烛，而招待客人的只有茶水、土制糖果和不同牌子的低质香烟。
另外，福尔曼还对毛主席进行了这样的判断：“毛泽东在延安并不是什么不可接近的神灵，也不是所有智慧和指导思想的唯一源泉，他的话也不是不可质疑的法律。不可否认，毛的观点和建议对政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这些只被看作是供共产党领导成员讨论和最终批准的基础，而这些领导人决不是些人云亦云的人。”
周恩来
随着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深入了解，福尔曼认为中共是真正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跟国民党的宣传是完全不一样的。1944年9月21日，福尔曼受邀参加了晋绥汾阳前线的八分区司令部欢迎大会。
福尔曼还在欢迎大会上进行了演讲，他发自内心地说：“过去有人告诉我：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讲这地方的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
贺龙和福尔曼
值得一提的是，福尔曼后来根据在延安地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后译为《北行漫记》)，他在书中把中共的真实情况向世界人民进行了客观报道。
1973年，福尔曼在时隔20多年后再次来到中国，叶剑英、王震等人接见了他，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8年，福尔曼在美国纽约病逝，中国方面派出人员向福尔曼家属表示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