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小说
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诞生与众不同，尽管这一文类本身的起源是通过翻译的西方舶来品， 但中国出版界采用“科学小说”一词来指代特定小说体裁范畴（1904），这一现象实际上早于英文出版界。在中国，科学小说一词最早用于描述梁启超 《新小说》杂志目录中的一部小说，该杂志于1902年11月首次在日本刊印。与大多数文类标签一样，这一术语与其说属于分类学衍生的范畴，不如说是为了新兴城市出版业营销便利所创设的标签，而且这一文类与其他文类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叠，特别是幻想小说、旅行叙事和未来乌托邦小说。“科幻小说”这个类别在西方出现之前，便已经可以算是中国一个具体的出版类别，尽管它以翻译西方作品为主。科学小说这个词，本身是两个源自日本的新词组合。“科学（kagaku）”一词逐渐取代了格致，即“格物致知”，也就是中文中“科学”的对等词语。词汇的变迁也标志着认识论上的转变，从宋明理学实证主义转向以分类和可实验验证的数据来作为物质世界的知识基础。与此同时，散文范畴内的“小说”也开始取代诗歌，成为社会政治批判的主要写作方式。因此，中文最早将“science fiction”译为“科学小说”，实则概括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主要发展——西方科学的引进和小说重要性的不断提高。
其他杂志也很快仿效，将科学小说作为文类标签印刷在热门连载小说杂志的目录和头版故事标题旁边。最初被定位为科学小说的作品，包括对英文作品的翻译和创造性改编，比如儒勒·凡尔纳的冒险故事或卡米伊·弗拉马利翁（Camille Flammarion）的《世界末日》（La fin du monde，1893；中译为《世界末日记》，1903）。清末，在小说这一广义的散文类别中，出现了文类标签名称的爆炸式增长，它们都明显忠实于大众教育和民族复兴事业。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梁启超列举了十种小说类型：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Wu Xianya，43）。梁启超特别受到政治小说的启发，他认为这是推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现代化和政治实力提升的驱动力，并在别处提出文学有能力将读者提升到与其所阅读的虚构英雄的同等水平高度（Lee，146-147）。在出版中，一些其他文类标签出现在《月月小说》这样的小说连载杂志的目录标题上，包括虚无小说、理想小说、哲理小说、社会小说、国民小说、滑稽小说和短篇小说。尽管这些类别的区分可能显得很具体，但在清末中国纷乱的知识地带，这些类别之间的叙事和形式的差别却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清末政治危机
20世纪初，中国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战败，结束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就是“中央王国”的看法，中国不再是世界秩序的中心， 而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上最重要的地区实际上受到外国控制。一场持久的政治和认识论意识危机，见证了最后残余的政治合法性从财政和军事方面愚昧的清政府手中滑落。中国无法击退外国的入侵；儒家思想、科举制度、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理论，以及对世界秩序和中国在其中地位的理解，都被动摇了核心。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 带来的长期影响，又因日本在甲午战争（1894—1895）中获胜后的政治纷争而加剧。百日维新（1898）的失败、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义和团运动（1899—1900），以及随之而来中国被迫接受赔款条约，这些证实了面对外国入侵时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政治破产。在这一系列国内外政治失败之后，中国的思想体系突然显得不甚完备，与现代全球政治格格不入。人们对传统哲学的信心渐弱，认为必须同时掌握科学的实践和精神，因为这才是使西方进步的原因（Kwok，6）。这种危机感是如此强烈，以致湖南知府痛心道：“殆不国矣。”（转引自Murthy，56） 接二连三的危机使人民得出这样的结论：投入研究西方科学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来说将会变得至关重要（Reardon⁃Anderson，9）。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紧接着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以及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再次说明，除了政治和物质改革之外，中国社会本身也需要根本性的重组（Kwok，8）。
受权刊发，本文选自《清末想象：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起》，[美]蔼孙那檀 著，王丁丁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12月。
社会政治重组的必要性是数十载改革困境斗争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为了避免灭亡的灾厄，中国必须以一种深刻而激进的方式来改造自己，以致和知识分子最初打算守护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朝贡体系的瓦解，标志着中国失去了亚洲世界的中心地位，也代表着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现。随着欧洲新兴工业生产网络以及相关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网络的出现，急剧变化的全球环境中产生了一套全新的体制结构和关系，于是“中央王国”突然成了“边缘王国”。清末的改革危机，导致了长期以来对科学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
两个关键问题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欧洲科学的接触和明朝与晚清其他时期区别开来：
第一，直到清朝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战败，洋务思想以西方思想和技术起源于中国为由，为引进西方思想和技术辩护的论调或多或少还能站得住脚，而直到19世纪最后十年，西方科学才真正受到重视（Wright 1996，2）。在科学研究领域，人们常常误认为欧洲具有优越的物质优势，但这其实直到工业革命后才出现。中华文明在近半个世纪，经历了一个吸收外来认识论并同时重新审视本土传统的过程。甲午战争结束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不管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多少思想技巧，采用欧洲科学技术都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在军事军备领域。这种共识促成了观念的转变：这个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不管人们对科学技术有什么疑虑，运用科学技术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第二，在19世纪末以前，皇室严密地保存着欧洲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确保这些信息始终属于皇权领域的一部分，并用于展示君权和神权之间关系的仪式；这些知识没有被普及，也没有迫切需要这么做。在欧洲工业革命中，技术知识的普及源于大规模生产过程中对更多专门知识的物质需要——科学教育的普及不是为了其本身，而是为了工业资本的既得利益。而在中国，最初科学知识并没有被普及，直到当地的国家/帝国利益显然无法维持，才开展这样的实践尝试。
科学和帝国
几个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往往掌握在耶稣会传教士手中，这注定成为对皇权产生重要政治影响的工具。自明末起，耶稣会数学家在帮助宫廷数学家纠正测量和制图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统治者很快把科学和宗教区分开来，并且善于把原本象征教皇和（基督教）神权的东西转变成中国（帝王）神权的象征。17世纪初，耶稣会士向中国介绍了格里历法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宇宙预测模型，在维护皇权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分享数学预测能力、各门科学和实验可证的数据，同时提出宇宙是神圣造物主的产物，而只有基督教才能理解人类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17世纪初，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发现，他们在明清宫廷中的被接纳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天文学和地图学知识，以及历法的精确性。耶稣会影响的兴衰与清朝的命运息息相关。清廷对耶稣会士的恩惠，导致非满族文人不满（Elman 2006，63-149）。这些因素限制了耶稣会士的影响范围，也相应地限制了科学知识的普及。
对于明清两个朝代来说，对天文学、地图学和测量学知识的兴趣，取决于它们作为帝国工具的潜在用途，特别是在界定君权与天人关系的农业仪式方面和界定地理疆域的制图学工作方面。预测与农业生产和不规律天文事件有关的周期性事件的能力，受到朝廷的严密监管，并被用作君权神授的依据（Elman 2006，15-35）。利玛窦等传教士认为，欧几里得数学等原理的引入，“将使中国人准备好接受基督教的更高真理”，但清朝知识分子善于将耶稣会士们传授的数学、天文学和制图学技术的科学内容与基督教内容分离（Elman 2006，26，107）。利玛窦的钟表、地图和地球仪帮助其获得在广州西部开办教会的许可，他尝试着逐步北上北京，而他带来的西洋钟表很快取代了中国本土的计时设备。这些技术优势的展示是为了向朝廷显示欧洲技术和精神文明优势（Landes，40-45）。这样看来，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吸引新的基督教信徒，扩大教会的影响。科学就像宗教或利剑一样，都是帝国扩张的工具。钟表装置是利玛窦软实力武装的一部分。
随着钟表开始体现出对中国自尊心的蔑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包括计时技术在内的众多领域中，为曾经明显优于欧洲的技术寻找中国起源。中国学者认为，西方钟表起源于中国的水钟，这种方法后来在中国工匠中失传。其他人则认为，时钟只是玩物，没有真正的思想或实际用途。尽管有这些为自己目的而辩称的言辞，但在19世纪初，“钟表是中国人愿意为之付钱的少数西洋制品之一”，也是为数不多中国商人有兴趣用高价茶叶和瓷器等商品来交换的制品之一，这些贵重的中国商品给大英帝国带来巨大的贸易赤字，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Landes，46-50）。钟表、天文方法和测量技术的引进，被交易双方理解为帝国的工具。中国君主对科学产生兴趣，是为了利用科学的预测能力，通过引用自然世界的表达来重申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不同于此前的时代，19世纪的转变在于人们确实感觉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从而适当地反映出要求普及的意愿。19世纪末，西方科学的优越性日益变得不可否认， 再加上达尔文演化理论的社会影响，不仅给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对中国的宇宙观和自然观框架产生了影响。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8世纪之后，英法之间和它们与中国之间的科技差距日益扩大。这一现象体现在一些方面，包括：耶稣会反对将牛顿微积分纳入他们的数学体系，中国耶稣会士和欧洲耶稣会士之间的信息差，教皇眼中耶稣会秩序地位的下降，以及康熙年间开始的内收政策（Elman 2006，169，183-189）。“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年间，通过福州船政局的法国工程师和江南制造总局的英国机械工人，英法两国在物理学和工程学界经历的牛顿革命才传到中国。”（244） 耶稣会士对牛顿物理学的“糊涂”和清朝的内转向，同时阻碍了中国适应引发欧洲工业革命的工程和技术知识。
与此同时，18世纪中国数学和医学经典复兴，对外来知识体系的兴趣减弱。在熟悉的帝国建设过程中，清朝统治者监督着收集和吸收前朝历史、文学和科学成果的工程。对于清朝来说，这一努力往往需要一个重建和提炼的过程，试图从宋代理学学术传统中分辨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文本（Elman 2006， 225-280）。这些恢复性的努力最终导致了洋务运动，主张欧洲技术和科学方法起源于中国。在1860—1895年间，这一盛行的思想潮流表现得最为强烈。这一论点在安抚中国败于欧洲列强之手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正如一些人所争辩的那样，解释了为什么采用所谓的“洋务”是可以接受的。这一说法处于思想和政治矛盾的中心——为了作为一个民族而生存，中国必须放弃定义它自身的认识论体系；或者换言之，为了击退西方侵略者，中国将不得不采纳西方世界观中极大的一部分。赞成引进西方技术的论述经常诉诸这一观念，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出于真正的信念，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一思想来源于对一系列欧洲殖民侵略后惨败的回应，用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话来说，“国内外知识体系的关系，一直是决定现代中国思想走向最持久的问题之一”（Huters 2005，23）。
汪晖在《“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1995）一文中认为，工具主义倾向关注功能和进步，对追求知识本身的理想主义兴趣不大，这定义了中国帝制晚期的科学研究方法。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家们，尤其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一直在接触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神学。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重新评估自己的传统，试图揭开传入宋代学者之手前的汉学“真谛”。时至康雍乾盛世，当时的人们对中国数学再次萌生兴趣，同时重新审视了朱熹理学的普遍原理。19世纪末，中国语境中的“科学”开启了术语和意识形态的转型。起初，“science”一词的翻译和理解借鉴了对《大学》 词汇和哲学取向的理学阐释。“格致”“格物”“穷理之学”和“格物致知”等概念都强调个人经验和认知的重要性。格致是个体修身和认知的内在过程，从对知识的主观理解出发，进而获得把握普遍秩序的能力（Wang Hui，2-14；Qiu Ruohong，63-67；Meng，13-17）。最初，中国人在理解欧洲科学时，试图用理学术语来框定西方科学。与之平行的趋势则是文献学转向，人们对宋代考据研究进行重新评估，试图从宋代及之后出现的训诂传统中恢复古代中国的考据传统（Elman 1984）。这种翻译方式的余韵保留至今：中国的“物理”一词即为“格物穷理”的缩略，意为“研究事物，探究原理”，出自《大学》的同一章节（Kioka and Suzuki，35-51）。
19世纪的大西洋贸易网络，比起金融和资本积累方面，在扩大欧洲有限土地和能源供应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17—19世纪的欧洲，实际上包括欧洲、美洲和非洲殖民地（Pomeranz，23-24，264-297）。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欧洲帝国的扩张密不可分。范发迪（Fa⁃ti Fan）指出，在中国沿海殖民地租借区，各种利益集团、审美原则、园艺实践、自然历史、民间知识和汉学之间的协商互动，帮助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起英国自然史作为“科学帝国主义”的发展，并提出这是一种“科学和帝国主义计划之间的共生关系，甚至是必要关系”（Fan，4；另见Secord，37）。自16世纪起，欧洲的地理探索和科学知识的扩充往往相互依赖。科学机构在传播“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能源、人力和资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Brockway，6）。与经济作物相关的植物学知识，帮助殖民地企业家建立了新的种植园，为其成功提供必要的原材料和知识，从而有助于帝国的扩张。橡胶和金鸡纳（用于制造奎宁）是两个关键产品，从一个殖民地移植到另一个殖民地，在欧洲向南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渗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两种产品都是必要的战争原材料。在热带殖民地，以物质和知识为导向的资本遇到相对丰富的劳动力，对企业家来说成本很低，于是导致了各种形式的奴役和剥削。
全球商业网络利用对本土知识的广泛获取，以及对当地的观测，从而建立对天文学和万有引力等不同领域的普遍认知，试图对自然世界进行分类，也促进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建立。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研究正是由全球性合作者网络促成的，起先通过邮政系统、轮船和印刷技术，后来通过电报（Secord，32-37）。商船不仅运载货物；他们还运送致力于知识生产的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船上的商人本身也参与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Delbourgo and Dew，7）。换言之，对世界科学认知的扩展、大西洋和亚洲贸易网络的扩大，以及帝国的扩张，是同步发生、相辅相成的，这些过程往往发生在同一艘远洋船上，或者在同一个殖民地前哨。这些发展是殖民地管理者和当地合作者共谋的结果。认识到这些思想和物质交流的互惠性质，才有机会超越冲击-反馈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从全球关系的角度理解历史（Fa⁃ti Fan，5）。
殖民现代性
中国科幻小说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语境化处理，或许最适合以白露（Tani Barlow）所谓“殖民现代性”的角度观之。这个重要的批评框架可以用来探究20世纪初欧洲殖民主义扩张所带来的思想文化趋势和物质文化的跨国交流。这种启发性的观点阐明了地方发展与全球交流之间的关系，承认殖民主义对这些交流的普遍影响。白露提出：
“殖民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思辨框架，用于研究无限普遍的话语权力，它们在关键点上越来越多地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冲动联系在一起。因为这关乎一种提出历史问题的方式，有关于我们的共同存在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殖民现代性也可以表明历史背景不是一个确定的、基本的或离散的单位——比如民族国家、发展阶段或文明——而是一个复杂的关系场或线程的物质连接，在时空中成倍增加，可以从特定地点进行观测调查。（Barlow，6）
对殖民现代性的批判揭示了殖民地背景建立后出现的经济和知识关系的不平衡地带，以及这些交流所产生的文化混杂现象。
在全球政治领域中给中国的地位贴上标签绝非易事，尤其是在承认上海等港口城市文化独特性的方式上，这些城市发现自己已然处于殖民现代性的先遣位置。虽然与全球贸易有关的沿海城市被纳入了欧洲殖民计划，但中国内地的大部分地区仍在中国本土的统治之下。孟悦指出，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1989）中，人们可能会将上海视为一个边缘城市，为欧洲中心提供劳动力和资源。孟悦认为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2000）会将上海标记为全球“资本帝国”中的“节点”。作为对比，孟悦认为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98）、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和川胜平太（Kawakatsu Heita，1991）或濮德培（Peter Perdue，2005）对亚洲导向的世界经济的不同观点，可能会强调上海在许多方面是全球中心城市的地位，特别是在欧洲和日本崛起之前、帝制晚期的中国与中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方面，最后得出结论，“上海介于半殖民地和世界主义之间”（Meng，viii-xi）。
殖民现代性是中国、日本、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它对清末中国沿海城市特有的思想文化趋势和物质文化跨国作出了一系列兼收并蓄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反应。刘禾（Lydia Liu）和汪晖都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在将个人主义、科学、文学和现代性等概念译入汉语词汇的过程中，体现出了这种不平衡性。殖民现代性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其特点是帝国扩张、殖民存在及其伴随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话语的跨国交流，这些导致各地爆发出形形色色不同的反应，但它们往往具有相似的核心特征。这些反应反过来又受到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程度的财富和教育水平、相互冲突和偶尔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方法的制约，在许多情况下也产生了创造性的误解、误读和艺术创作。
帝国、科学和推动帝国扩张的虚构想象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亚洲和美洲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物质资源和网络，在现代欧洲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世界“只有在欧洲享有获得海外资源的特权背景下，才创造出19世纪的巨大变革”（Pomeranz，4）。欧洲不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塑造者”（Pomeranz，10）；20世纪现代性的地缘政治变迁虽然不平等，但也是相互作用的过程。
西方科学技术被挪用和本土化的方式是多方面的，正如中国本土文化和生活被改造、重新想象和重新创造的方式一样。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补充认为，这次相遇所带来的转变绝非单方面的：“然而，使用［中国人‘对西方的反应’］这一说法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倾向于表明这一过程中‘西方’思想对本土思想的取代是线性的；中国人在思想上扮演了被动的角色。”（Furth 2002，15）
欧洲军事霸权的挑战无疑刺激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但其反应远比二元对立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换言之，殖民现代性促成了一整套语言、象征和文化实践，它们可用于形成对自我和社会的看法。这些通常包括东方主义话语的内化或重复，也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下进行的挪用、抵抗、颠覆和过滤策略，它们各自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同样，由此产生的短期和长期结果已被证明比简单的替代或综合要复杂得多。由此可以想象，现代性的共同表达和个体的表达一样多，甚或更多。作为一种社会偶然现象，殖民现代性的本土表达往往是围绕着共同经验或理解而构建的；然而，它们既不是本质化的，也不是普遍性的。我们从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共同经历的现代化、城市化以及对西方化的反应中所看到的平行和交叉现象，决不能掩盖这些国家在遭遇这些力量时的巨大历史差异和个体差异。
殖民现代性是帝国扩张背景下边缘与边缘相遇的混合产物。哈特和奈格里将帝国定义为在边缘地区行使的虚拟控制力，它干预了“系统的崩溃”（38-39）。我认为，正是在这些边缘地区，帝国以持续性殖民秩序的形式而存在，其影响力最为直接。对于中国来说，帝国形式也已经呈现出哈特和内格里所认为的当代科技帝国注定要具有的扩散性特征，即通过国际条约来执行权力。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军事失败，从历史上来说是相对短暂的，但其持续性后果——香港和其他条约口岸的“租约”和台湾被占领——被认为是战争的长期影响，产生了知识和技术的混杂交流，尤其是在20世纪之交的上海。孟悦认为，上海是一个介于“重叠领土”和“重叠时间”之间的空间，其崛起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大清帝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失败（Meng，vii-xxix）。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与欧洲和日本帝国的崛起密不可分。在甲午战争前耶稣会士与明清宫廷的交往中，中国首次涉足科普出版、新材料商品的生产和分销、科学技术的图像呈现和科学机构的创建，在这个过程中，帝国是一个无处不在、令人烦恼的存在。科学、文明、技术、帝国、西方等术语，以及公民参与、政治参与、进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概念，通常被理解为“舶来品”，各种相互关联的概念重叠交错。这些关联概念围绕着民族危亡的话语核心，以及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的民族救亡的词汇。西方科学和科学小说一样，应被理解为一个有助于生产东方主义话语并由东方主义话语产生的知识体系。借用邵勤的话，我考察了“在西方，科学主要是由工业发展、商业利润、军事征服和知识好奇心所驱动，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科学则被帝国主义‘合法化’。它成为衡量个体在现代世界秩序中实力和成功的标准”（Qin Shao，694）。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反过来又是一系列制度形成的产物，这些制度是帝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巩固东方主义的本体论主张。如萨义德所述，现代科学是从殖民主义物质现实中产生的意识形态武器库中的一把利刃。
本文节选自《清末想象：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起》一书“导言：殖民现代性和中国科幻小说“。注释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