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蒋介石因跟胡汉民发生“约法之争”，在南京软禁了胡汉民。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一次大分裂，并促成了反蒋联合阵线的再次形成。为此，各方反蒋代表人物云集广州。5月25日，粤方以唐绍仪领衔，汪精卫、林森、古应芬、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张发奎等联名致电蒋介石，历数其篡党祸国之种种罪状，要其48小时之内下野。孙科也致电蒋介石，附和唐绍仪等人的通电，劝其下野。
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两广势力于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28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由此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党内部最大的反蒋地方实力派——西南派，宁粤对峙正式形成。
西南派此时最大和最主要的任务便是组织与发动国内的反蒋运动。为此，他们转向日本寻求支援。6月下旬，汪精卫、孙科及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通过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蒋运动的请求，并表示要派人赴日本。
在一番磋商以后，陈友仁（化名“外山友三郎”）在7月26日携刘纪文（化名“广田文雅”）、甘介侯（化名“南介吉”）秘密前往日本访问。至8月13日离日前，陈友仁在东京访问过陆军省、参谋本部等部门，以及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且跟币原进行过多次会谈。
会谈中，币原代表日方提出的要点有：在广州政府成为中国被认可的政府后，可以跟日本缔结协定或条约，且以此结成同盟。除了一般性条款以外，还必须规定不侵略条款以及日中两国正纠缠或尚未解决的所有问题与事项，其中须特别规定解决“满洲问题”，包括赋予日本在满洲的诸多权益，确立日本国民（不论内地人或朝鲜人）在满洲的安定居住及和平从事商、工、农等职业的状态；上述条约须经中国国民的承认。陈友仁表示，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能够通过国民党等机关来实现，还能够通过全国大会批准此种条约。
币原当时判断：陈友仁访问的真意在于以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为代价，换取日本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但陈友仁秘密赴日的行踪泄露，反而被南京方面披露，广州方面极被动。
此时正当“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跟南京政府紧张交涉万宝山、中村两事件之际，它允许广东派派代表赴日，并向其直接提出关于满洲问题的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日本对西南派反蒋活动的支持和更大的期待，也是它对解决“满洲问题”的一种外交上的配合。
在日本政府允许陈友仁访日前，为牵制张学良的兵力于关内，以利于在关外发动事变，日本军部已派遣土肥原贤二来到华北，进行“石友三工作”。而石友三7月至8月间发动的反张、反蒋叛乱，也受到了广州政府的支持，他被委任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广州方面还派遣邹鲁北上华北，跟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武力反蒋之事。邹鲁住在天津期间，土肥原及日本驻天津领事多次与他会面，土肥原甚至提出要邹鲁去主持东三省。这是日本同时插手华北与华南反蒋运动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介石一度动摇过同粤方的对抗，甚至表示今后要放弃内争，专心抗日。
9月20日，蒋介石跟何应钦、陈铭枢、熊式辉会商时局。蒋氏说：“日本侵我东省，如我内部能从此团结，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此时当谋团结为先。”21日，蒋返京后召开会议，商讨与粤合作办法，蒋氏主张：“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并提出三种方案：“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
不过，九一八事变在两广军阀眼中，是能够用以逼迫蒋介石让步下野的工具。就在同日，粤方唐绍仪、孙科、汪精卫、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等人联名通电，敦促蒋氏下野：“日剿共救灾对外诸问题，非执事下野无法解决；而推倒个人独裁，实行训政，造成民主政治诸根本问题，尤非执事下野无从开始进行”，并声称“执事下野，此间政府随以取消，另行组织统一政府”。粤方通电，显然要蒋氏先下野，后谈和平统一。
此后，虽然蒋介石步步退让，按照粤方的要求先释放了胡汉民，调动南京驻守部队构成以保证粤系代表安心不受控制，又连续举行了广州和上海两次和谈。但胡汉民离开南京后，先在上海，后长期居留香港，走向了彻底反蒋的道路，在他主持下，粤系更是一口咬死，任何方案都非蒋介石下野不可。蒋、胡矛盾与宁粤对立，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1931年底，胡汉民刚到南方，蒋胡对立的格局初现端倪，日本关东军就派土肥原贤二求见。自此之后，日本派到西南联络接洽的军、政、商、学各界代表先后多至百人，“作拉拢的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