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大地风云变幻，国民党政府在三大战役后几乎一蹶不振，蒋介石的命运摇摇欲坠。而毛泽东则乘胜追击，思考下一步棋的落子。就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两位不同阵营的智者分别向蒋介石和毛主席献计，一人引领国民党退守台湾，另一个则建议解放军先拿下台湾。
这场智谋与历史的交织，究竟是怎样的“幕后对弈”？谁为蒋介石指明了最后的避风港？而毛主席为何未能立即执行“先夺台湾”的计策？
乱世中的智者：蒋介石的“军师”张其昀
1949年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国民党接连失去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军队元气大伤，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多次召开高层会议，寻找一条保住国民党命脉的出路，但始终难下决断。就在这关键时刻，张其昀的出现成为国民党命运的转折点。
这位学者型幕僚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建议——退守台湾。张其昀，浙江宁波人，字晓峰，学术背景深厚，早年曾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专攻地理与历史。抗战胜利后，他逐步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重要智囊，以地缘战略和历史研究见长。
与国民党其他军事将领的观点不同，张其昀的看法更为系统而长远。早在1948年底，眼见局势愈发不利，张其昀就敏锐地开始思考退路。他并未局限于传统的军事防线，而是将目光投向地理位置独特的台湾。
张其昀并非毫无根据地提出台湾作为退守之地。他详细分析了地形、资源、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因素。他指出，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与大陆隔着宽阔的海峡，在军事上具备天然屏障。即使当时解放军锐不可当，海空军力量的薄弱使他们短期内难以跨海作战。
正是台湾海峡的天险，能够为国民党争取喘息之机。此外，他对台湾的资源优势了如指掌。台湾岛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给自足能力强。农业生产可满足军民的粮食需求，而日据时期留下的工业基础也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
他坚信，只要合理规划，台湾可能转化为东山再起的基地。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也是他提议台湾的原因之一。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经过镇压和整肃，岛内的反抗力量被削弱，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日据统治使得台湾居民与大陆有一定心理距离。
张其昀认为，这些因素对蒋介石整顿内部、重建秩序大有助益。
一场抉择：西南、海南还是台湾？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军的战斗力愈发强大，国民党节节败退。面对局势的全面崩盘，国民党高层不得不开始考虑转移中央机关，以保存最后的力量。然而究竟退向何处，成为蒋介石和其幕僚们激烈争论的核心问题。
当时摆在蒋介石面前的选择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海南岛和台湾这三个方向。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也伴随着各自的局限性。许多高官提出撤往西南，理由在于西南地区地势险峻，屏障众多。北有绵延的秦岭，东有长江三峡，南有复杂的横断山脉，易守难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正是依靠西南地区作为后方基地，最终战胜了日本。因此，西南被认为是较为稳妥的选择。然而张其昀的判断与众不同，他认为西南并不适合作为国民党的最后退路。他的理由非常明确。
西南与大陆腹地紧密相连，尽管地形复杂，但在解放军强大的地面部队面前，这些屏障无法形成足够的阻隔。解放军很可能采取从北向南、从东向西的逐步推进战术，对西南形成全面围剿。此外，当地地方实力派态度暧昧，对国民政府的忠诚度不足，这些都让西南难以成为可靠的后方。
海南岛也曾进入国民党的考虑范围。作为一个独立岛屿，它与大陆隔着琼州海峡，在地理上有一定的屏障作用。海南岛的面积和人口也具备一定的承载能力。然而，琼州海峡相对狭窄，无法真正阻挡解放军的攻势。
同时，海南岛经济基础薄弱，农业和工业发展水平都不高，难以支撑长期的防守和战略储备。因此，海南的劣势很快被显现出来。在一番分析对比后，张其昀将目光锁定在台湾。他指出，台湾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它天生适合作为防守的屏障。
台湾海峡宽阔，波涛汹涌，即使解放军意图跨海作战，其尚未完善的海军和空军都难以完成大规模渡海行动。此外，台湾岛上土地利用率高，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也有助于农产品的稳定供给。
岛内的交通网络在日本统治期间已建立起基础，铁路和公路连通主要城市和港口，有利于部队调动和资源运输。
黄金、文物与人才：国民党的“大迁徙”
1948年底至1949年初，随着大陆局势逐渐失控，蒋介石为实施退守台湾的计划，开始了一场有条不紊的“大转移”。这次转移包括人员、文化遗产和金融资源的全面迁移，为国民党在台湾的重新起步打下了重要基础。
1948年年底，国民党内部已初步确定台湾为最后的退守基地。随后，蒋介石下令启动物资的转移，最先运走的是上海和南京的黄金储备和外汇资源。当时，中央银行与中国银行负责运送的大批贵金属被装上船只，从黄浦江码头运往台湾。
这批黄金总计七百七十四箱，重达两百多万两，另有数千箱银元，一同成为日后台湾经济运转的重要后盾。与此同时，伴随这些贵金属转移的，还有大量珍贵文物。故宫博物院及其他文物机构从南京和北平（今北京）陆续将部分馆藏装箱，运往台湾保存。
这些文物数量庞大，种类涵盖青铜器、书画、瓷器等国之重宝。据统计，首批运往台湾的文物多达2972箱，其中一些国宝级藏品至今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除了财产和文物，蒋介石同样看重对人才的保护。
国民党在大陆掌控的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中，不少专家学者也被动员迁往台湾。他们中既有长期为国民党服务的政治和军事官员，也包括在教育、文化、经济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精英人士。这批人才为后来台湾的文化与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运输过程中，蒋介石亲自安排军舰护送，并要求相关部门将这场迁移列为“绝对机密”。早在1949年1月，蒋介石任命心腹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紧接着又派蒋经国到台湾主持相关事务。两人的任务包括协调这些物资和人员的安全抵达，同时组织台湾内部的行政接管与稳定。
另一位高人：杨杰与“抢占台湾”之策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共产党在军事上连战连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解放全国视为最终目标。就在这一年，一位特殊的人物提出了一项针对台湾的军事计划。这位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后转向共产党的杨杰。
杨杰，原为国民党中的少壮派军官，长期在军事战略领域有着独到见解。因对蒋介石的部分施政心存不满，杨杰逐渐疏远国民党高层。1949年，他明确选择加入新中国，成为解放战争中重要的谋士之一。同年，他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针对台湾的建议方案。
根据历史记载，这一方案核心内容是抢在国民党完全撤退到台湾之前迅速发起军事行动，直接解放台湾。杨杰提出的理由是，当时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军心涣散，组织力不足。尽管蒋介石已开始筹划台湾的战略防守，但相关部署尚不完善，解放军若能迅速出击，将占据主动。
相比之下，国民党海空军虽有一定基础，但短时间内很难全面调动，特别是在陆军全面溃败的情况下，解放军应抓住时机，迅速解决台湾问题，以防未来形成更大的割据局面。然而，这一提议并未付诸实践。解放军在1949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跨海作战能力不足。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运输船只、护航舰艇以及登陆装备的匮乏，限制了大规模渡海行动的可行性。同时，台湾海峡宽阔，潮汐复杂，即便调动足够的人力和物资，成功跨越的概率也不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将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大陆的残余战事，而将台湾问题暂时搁置。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国际环境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关注点逐渐显现，台湾因其重要的地缘位置，成为美国重点防守的对象。
毛泽东判断，过早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可能引发更复杂的国际干预，这也促使中共中央决定先完成对大陆的全面解放。
历史的分岔路：两位智者的结局与影响
1949年后，随着国共内战的终局渐渐清晰，两岸开始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而在这段历史转折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两位人物——张其昀和杨杰，也迎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他们的抉择与行动，为两岸未来的走向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张其昀，作为蒋介石的重要智囊，在国民党全面溃退前就积极规划台湾的战略布局。他的“东撤论”被蒋介石采纳后，他随国民党大批高层迁至台湾。抵台后，张其昀在国民政府内部的地位更加稳固，继续协助蒋介石进行各类政策制定，尤其是在台湾的社会稳定与教育领域贡献突出。
1962年，张其昀辞去所有政务职务，转而投身于教育事业。他在台北阳明山创办中国文化大学，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和培养新一代的台湾人才。张其昀的教育事业被认为是其人生中的重要篇章，他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
另一边，杨杰的命运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这位曾经效力于国民党的军事专家，在转投中共后成为新中国的一员。1949年，他为毛泽东提出“先夺台湾”的战略建议，试图让解放军抢在国民党固守台湾之前采取行动。
然而，由于当时解放军海空力量的不足，以及国际局势的制约，这一计划未能实施。杨杰随后投身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为解放军的现代化提出多项建议。尽管他的建议未能改变当年的历史走向，却为中国的军事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两人选择不同阵营，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都在各自的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张其昀的战略眼光使国民党在台湾站稳脚跟，而杨杰的军事思想则为解放军提供了跨海作战的理论基础。两人身上所体现的历史智慧与格局，让他们成为国共两党围绕台湾问题的象征性人物。
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系列之八：退守台湾
2019-10-15 05:34
博谈网
作者: 李小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