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的一天，乾隆皇帝第一次下江南路过杭州，独自前往南宋德寿宫遗址凭吊时，突然在荒草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国宝芙蓉石和梅石碑。只见昔日宋高宗赵构所喜爱的芙蓉石早已长满了青苔，而梅石碑也碎成了两半，但字迹依旧能清晰辨识出来。很快乾隆下旨杭州地方官修补芙蓉石和梅石碑，然后经运河运往北京，安置在圆明园长春园附属园林茜园。至此尘封达数百年的德寿宫遗址浮出水面，向世人揭示了南宋小朝廷不可言说的临安往事。
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
圆明园的建筑群包括大量精美的西洋风格建筑，这些独特的结构在火灾后虽然有部分幸存。
但民间的盗匪和不法之徒在园区内肆意破坏，不仅盗走了大量文物，也将一些建筑残余进行拆除。
即便在清朝末年，部分被盗的文物仍然未能归还。
至今，圆明园究竟流失了多少文物，依然没有确切统计。
在这些流失的文物中，一些流落至北京大学的珍品至今仍在校园内存在。
圆明园的安佑宫华表便是其中一例。
这对汉白玉雕刻的华表，原位于安佑宫的宫门前，分别为四根。
1925年，在燕京大学建设校舍时，美国牧师翟伯将三根华表搬走，其中两根被安放在北京大学主楼前，而另一根则被京师警察厅带走，后来被运到天安门前。
后来，这些华表被转移到其他地点，其中一根华表被放置在国家图书馆分馆。
除华表外，圆明园的一对石麒麟也流失至北京大学。
这对原本位于圆明园大宫门前的石麒麟，高度达到174厘米，座高98厘米。
圆明园被焚毁后，麒麟遗留在安佑宫的遗址上，直到民国时期，燕京大学将其移至校园。
圆明园的园林设施同样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遗物。
海晏堂西喷水池的水槽便是其中之一。
瑞典人喜仁龙于1922年拍摄的照片中，水槽依旧完整地存在于海晏堂遗址上。
后来，这些文物被转移到北京大学西门南侧。
另一个被盗走并最终流落至北大的文物是“谐奇趣翻尾石鱼”。
这尊石雕原本位于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的谐奇趣喷泉中心，口中喷出的水柱可达到十余米。
圆明园被毁后，这座雕像在遗址上遗留了多年，最终被清朝皇族的亲属所盗，并转售至北京大学。
圆明园的西洋建筑也未能幸免于破坏。
方外观原为圆明园一座重要的西洋楼建筑，主体结构在1860年的大火中幸存下来，但由于后来的人为破坏，现存的仅为四根石雕方柱。
民国年间，这些残留的石刻被转移至燕京大学，今天，这些历史遗物依然散布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流落至北京大学的“半月台诗碑”。
这块碑石本属于圆明园的海岳开襟岛，原本矗立在“半月台”上，碑上刻有乾隆皇帝的五律诗。
圆明园被焚毁后，这块诗碑未曾被毁，随着燕京大学的建立，碑石被移至校园内。
1992年，碑石旁的“青莲朵”石也被恢复。
圆明园的另外两件宝物是芙蓉石和梅石碑
南宋皇城宫殿和园林继承了北宋的某些特点，尤其是在后苑区。
高宗赵构在这一区域的设计上，吸收了徽宗赵佶的艺术风格。
梅花在南宋皇宫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高宗对梅花的喜爱，甚至达到了对古梅品种的“专业”级别。
他特别推崇的梅花品种有两种，一种源自宜兴张公洞，花香浓郁；
另一种则生长在越地，上面的苔藓细如绿丝，且生长迅速。
高宗曾与太上皇赵构一同观赏这些梅花，谈论其不同之处。
除了梅花，芙蓉花在南宋皇宫的园林中同样占据了显赫位置。
徽宗赵佶在他的名作《芙蓉锦鸡图》中，将芙蓉花与锦鸡结合。
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德禽”锦鸡的评价，寓意着文武双全、仁勇俱存。
在这些园林景观中，徽宗对山石非常喜爱，尤其是在《祥龙石图》与其他画作中。
在德寿宫内，高宗仿照徽宗的审美趣味，设计了一个微缩版的“飞来峰”，并将一些天然的石景命名为“芙蓉石”。
德寿宫的园林，明显承袭了徽宗的艺术遗风。
然而，南宋的政权逐渐衰弱，德寿宫也在一次大火中被摧毁。
德寿宫的一些遗存，尤其是其中的梅花碑和芙蓉石，依然在元代、明代乃至清代的文人笔下成为了题材。
乾隆三十年，乾隆帝再次踏上南巡之旅，途经杭州时，特地前往梅花碑所在的德寿宫旧址。
此时的梅花碑，因岁月侵蚀，石身破损，原本清晰的图像几乎无法辨认。
乾隆帝对这块碑的历史价值感到惋惜，但也意识到自己长期误以为碑上的梅花图是蓝瑛所绘，实际上，这幅梅花图的作者应是孙杕，而蓝瑛的作品则是刻画湖石。
为此，乾隆命令工匠根据原碑的残迹重新刻制了一块梅花碑，并将其安置于原碑位置。
他下令依据梅花碑的拓本重新刻制一块新的梅石碑。
随着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但这两件文物幸运地逃过了劫难。
直到1914年，随着北京大学前身燕京大学的成立，梅石碑被重新发现。#MCN微头条伙伴计划#
参考文献：[1]金平,陈进.关于《梅石碑》[J].东方博物,2011(3):8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