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何促进我国临床医学发展？对于这一问题，饶毅教授在12月14日召开的“2024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颁奖典礼”中分享了他的看法。
饶毅教授认为，中国医生的临床实践水平在20年内一定会超越美国的临床医生，但当前也存在“生物医学基础研究进步很快”的假象。本文根据直播视频整理，部分内容有编辑。
整理 | 黄思宇
责编丨汪 航
“我们的临床医生做研究（的能力）会超过美国。”12月14日，2024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颁奖典礼在首都医科大学举行，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教授在“如何促进我国临床医学发展”的圆桌讨论中这样说道。
韩启德院士、饶毅教授、马骏院士、翁建平教授进行圆桌讨论
这一观点源于饶毅教授的切身观察。
他表示，原来美国的医学研究做得好，首先是因为有一批医生不做临床，而去做基础研究了。其次，还有一批做基础研究的人去做了临床相关研究，例如与癌基因有关的发现。
“不过，美国的临床医生中，真正研究做得好的（人）数量很少，因为他们的临床收入太高了，导致真正临床做得起劲的人不再做研究。”饶毅教授说。
据他介绍，过去30年，美国临床医生中做研究的（人）与日俱减，很多人现在只做临床不做研究，“所以，实际上美国的临床研究水平在降低，看不出来是因为医学院有一大批做基础研究的人在工作。”
在中国，情况截然相反。过去30年，我国临床医生做研究的（人）越来越多，（科研）条件也越来越好。饶毅教授认为，中国临床医生做研究（的能力）会超过美国，对此他很有信心。
韩启德院士（左）与饶毅教授（右）
在圆桌讨论中，饶毅教授还介绍，临床医生从事的研究类型并不相同，包括以下三类：
一是基于患者进行的临床研究。这类研究属于临床统计，原创性不高，但非常重要，需要很多人来做，《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大部分都是此类文章。“相信在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中国将大批量出现这类研究。”饶毅教授说。
二是基于临床问题进行的临床研究。这类研究有探索性，需要的时间比临床试验更长。由于这类研究不是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顶刊）上，得不到业内的迅速认可，因此需要鼓励和长期支持。
三是基于临床问题推导出的基础研究。饶毅教授表示，这类研究目前中国可能从来没做过，关键在于今后是否有人愿意做。
“美国医学院有一批人虽然是临床系的系主任，但做的是纯基础研究，而且有些人做的基础研究和他们专攻的临床疾病没有关系。在中国，这类更基础的研究在临床医生（中）会如何发（展），需要很长时间去观察。”饶毅教授说。
此外，饶毅教授还指出，我国存在“生物医学基础研究进步很快”的假象。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发出第一篇文章，国内学者再跟着去做。
饶毅教授说，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不一样。后者卡着具体的问题，偏离后容易发现，但前者一旦跑偏，难以察觉，“临床研究最后都要进行临床检验，有质量保证，而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把握质量比较困难。”
“临床研究不管有没有推进、推进多大，都是有意义的。没有推进说明这条路（现在）走不通，有助于走另一条路。”饶毅教授表示，基础研究存在“坑蒙拐骗”现象，即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知道所做项目无意义，但依然继续做，等拿到钱、发完（文章）后，甚至自己也不记得做了什么。
以单细胞测序研究为例，饶毅教授称，其中可能只有1%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有些人发了3篇文章后，第1篇文章的研究结论都忘记了。其中有几个很有趣的基础问题，他们一开始就没做过，因为他们的目的就不是做研究。”
在饶毅教授看来，经济发展使我们能够很快引进国外的仪器、技术、设施，临床实践病例数也远超美国，“中国医生的临床实践（水平）在20年内一定会超越美国的临床医生，成为世界第一指日可待。”
但他同时指出，我国最难发展的是医学基础研究，“包括非临床医生做的基础研究，（赶超国外）需要的时间会长一点。”
*“医学界”力求所发表内容专业、可靠，但不对内容的准确性做出承诺；请相关各方在采用或以此作为决策依据时另行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