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3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沧怒女神沙壹，在“创世”哀牢王“九隆”之后，滇西澜沧江和怒江流域中的九隆族人遂以“十男娶十女”的方式迅速繁衍和强盛起来。他们散居溪谷，往往邑聚，世世相袭，并以数代“小子”哀牢王继承并率领众邑王、众邑王再分头管理聚落的社会组织构架，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之间迅速建立起奴隶制部落联盟——哀牢国。这一时期，因史料鲜少和滇西横断山系的特殊地理环境，导致哀牢国的历史疆域向来具有争议，并至今成谜。
争论
现代哀牢山何以谓“哀牢”
关于哀牢国历史疆域的界定，史家笔下的“九隆神话”开篇即说：“先有妇人沙壹，居于牢山。”后又说，九隆兄弟又与山下一夫一妇所生之十女对结夫妻，而后散居溪谷，得以繁衍。——这一叙事记述明确指出，“牢山”及依牢山顺流而下之区域即为“哀牢国”所处位置之具体地望。
而在众多历史资料及现代考古中证明，哀牢国的疆域大致在澜沧江中下游和怒江中游及其以下的“爪”状延展面积之中，而九隆传说的诞生地应该位于今澜沧江之西的保山坝，其族群繁衍则沿保山东河及澜沧江而下散居溪谷而繁衍生息。可奇怪的是，在现代域名意义上的“哀牢山”地名却直接向东南横向游离出近千公里，以至于从楚雄向南延伸直至抵达今之玉溪区域——这一地理意义上的命名，史书中却鲜有解释。
百里长河——澜沧江 杜小红 摄
求证
隐藏于史料中的零星陈述
诚然，我们还得回到历史史料中去小心求证。早先，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博望候张骞出使西域以归，始知有南方丝绸之路，贾人“或以奸出焉”。此后，汉武帝雄心勃勃地开拓西南，先降夜郎、征南越、服滇国，并在滇池地区设益州郡，再往西则置益州西部都尉，并抵达博南山、渡澜沧水而在澜沧江之西置嶲唐、不韦二县，以致“哀牢转衰”。这样算来，从公元前109年西汉设治不韦县到公元69年东汉“柳貌归汉”时，共有178年的时间是汉朝不韦县与古代哀牢国在滇西地区同时期并存的历史阶段。因而，杨终有公元69年时所作之《哀牢传》中所记述的“哀牢山”位置应当与当时的不韦县地域相邻或者接近，即亦当为“澜沧水”至“耆溪”之间。——这一结论，在明清以来的多条史料中得以充分佐证。
先是明代谢肇淅《滇略》中载：“永昌龙泉门有九龙山，相传哀牢夷九隆兄弟世居此山下。”明代李元阳《云南通志》又说：“哀牢山，在府东十五里，孤峰，状如坐人，有穴水出其中。”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又载：“哀牢山，府东二十里，本名安乐，夷语讹为‘哀牢’。”这些词条准确地记述了史书中所说的哀牢山的位置即为澜沧江之西、保山东河以东——今之保山坝东侧的河图镇大官庙之哀牢寺所在位置。因此，我们认为，此“哀牢山”地名的界定是辨识哀牢国历史疆域的关键所在。
昌宁大甸山古哀牢国遗址发掘现场
佐证
哀牢国人口数据与疆界划定
通常而言，在古代，“招诚纳降”时必须呈报疆域地图和人口户籍，其数据应当是按册清点的，因而，史载的数据当为当时的在册实数。由此，关于哀牢国的疆域“四界”，我们可以从另外数条史料中找到更多佐证。
先是汉代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载：“昆明之属无君长，无长处，善寇盗，辄杀略汉使，道终莫得通。”此词条介绍了汉代时期的洱海地区尚属游牧群落而非“国”之定义。由此可以勘定，哀牢国之北界当为洱海地区至澜沧江的交汇之处，即以澜沧江为界。再读晋代佚名所著之《南中八郡志》载：“永昌，古哀牢国也。传闻永昌西南二千里有剽国（亦称骠国或滇越），君臣、父子、长幼有序。”此词条则清楚证实，穿越怒江及高黎贡山之西即为古代滇越国界，怒江和高黎贡山即为哀牢国之西界。
就现实而言，当我们放宽视野，俯瞰滇西高原广袤的山川大地之时，这里溪流与湖泊共生、山峰与江河相伴，众多的山川水系形成了无数个“横断”奇观。这些至今仍“横亘”在眼前的山川水系，对于现代交通和信息流而言确实不足挂齿。但，对于古代人类社会而言，既是天然的保护屏障，更是局囿古代人类种群和聚落之间互通或交战的闭环。——古代哀牢人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能自给自足又能适度对周遭征战的“横断”环境中，因而他们的栖息区域也只能是沿着江河而下散居溪谷。
事实上，现代地名中的哀牢山也正是云南山川地貌中的滇西南与滇东北的天然分界线，即为古代滇国与哀牢国之间的划界区域，这里正是中原视野下对哀牢国认知的最东端起点山梁。我们由此而得出了结论，哀牢国创世神话的源头“哀牢山”正是怒江第一大支流“耆溪”——即今之保山坝东河以东的“耆老祭祀之所”哀牢寺。
（作者单位：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
作者 蒋开磊
责任编辑 猫恩泊
责任校对 何丹
主编 严云
终审 编委 李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