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牺牲于山西中阳三交镇。4月24日，中央在瓦窑堡为刘志丹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毛主席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给予了刘志丹崇高的赞誉。在历史上，刘志丹和毛主席可谓心有灵犀，尽管有地理上阻隔，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正确的历史方向。
我们都知道，中国革命能取得胜利原因，在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条致胜的法宝：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发动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终夺取全国胜利。
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而非城市，这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总结出的经验。而刘志丹正是这一经验的践行者，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关键，就是农民战争，要想获得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
刘志丹立足农村，把分散弱小的群众武装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再发展成正规红军，这种建军办法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是一致的。他力主巩固根据地，反对盲目向大城市发起进攻，当临时中央的“钦差大臣”向刘志丹宣布，要集中力量，积极出击，实现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使陕甘根据地和川陕苏区、新疆、甘肃、青海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时，刘志丹批评他们这一套完全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为此
刘志丹重视农村的土地改革，将它视为最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的土地外，还积极向往发展，到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开始分配土地。刘志丹坚持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给富农留一部分土地，给他们生活出路，这让他受到了一些人的错误批评，说他犯了“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错误。而恰恰是在不久前，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毛主席也接受过相同的错误批评。
刘志丹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他曾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他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不同的民团和地主武装采取不同的政策，打击发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坚决和“关门主义”作斗争。这一点，和中央苏区的毛主席也是遥相呼应的。
以1932年的福建事变为例，当时蔡廷锴、李济深等人以十九路军起事，反对将蒋介石，王明等人却认为此次事变是“非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并指“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取第三条路者，必然失败”。这和1935年朱理治等人批评刘志丹说的：“西北和全国一样，是两个政治前途的决斗，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条。”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拒绝向十九路军发起施以援手，最后，福建事变失败，十九路军被遣散，蔡廷锴、李济深等人被迫出走。毛主席后来曾严肃批评说，关门主义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刘志丹能坚持以游击战的战术和思想指导部队的行动，他反对固守某一块游击区，反对“死守国门”，反对被动防御。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陕北红军采取避强打弱，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灵活出击等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他所运用的这些战略战术，正是毛主席一直以来力主的。
但是，从上海和北方局来的“钦差大臣”们，在没有搞懂西北的革命形式的情况下，就武断地做出结论，说“26军是逃跑主义，窜山林路线”，“捎山主义”……这种被误解的情况，毛主席在上了井冈山后也曾经历过，体会过。
出身陕北红军的贺晋年将军后来说，中央来到陕北后，他进入红大学习，听了毛主席讲战略战略，他这才意识到：刘志丹过去有许多重要的东西，都和毛主席讲的相同。那时，虽然没有明确的讲出，但是有许多的东西都和这个相同。因此，也说明了刘志丹的领导之下，陕北红军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这个正确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许多实际打仗中搞出来的。
在1942年西北高级干部座谈会上，经过3个月的认真反思和热烈讨论，中央指出，在1935年及以前，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这个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