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三星堆发掘90周年，12月13日至17日，由四川大学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协办的“欧亚大陆青铜时代中的三星堆：九十年后的国际省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博物馆举办。
其中，在14至15日的会议发言议程中，上台报告的学者们围绕三星堆技术、艺术、资源、信仰等一系列话题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与思考，而台下的与会专家们也积极提问和发起讨论，现场氛围热烈。
多位参会专家都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比如，三星堆的几个器物填埋坑里，都铺了密密麻麻的象牙。专家们对这些象牙的可能用途也做了各种研究。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朱凤瀚在他题为《三星堆器物坑的性质及相关问题》的学术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有关象牙的镇邪作用。
朱凤瀚注意到一个现象：象牙的填入，一定伴随着青铜器物的埋入。“那几个坑里凡是有铜面具、人像和铜容器的，上边皆要铺放象牙。像5、6号坑内没有任何铜器或人像、面具，也就没有填埋象牙。
三星堆3号坑叠压的部分象牙
朱凤瀚认为：象牙与其他锐利的兽牙有共同的功能，被作为古人心目中辟邪和镇邪的灵物，在这些坑里或许起到了一个“镇压”的作用——镇压这些祭祀圣物的“灵力”。
再联系到这些用于祭祀仪式的精美器物大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也就可能意味着：这些坑是三星堆的“敌对势力”所挖所填，目的是通过对三星堆祭祀物件特别是崇拜物的毁灭，从精神和信仰层面摧毁敌人。
这股“敌对势力”来自何方？
朱凤瀚告诉记者，早在三星堆1、2号坑的发掘报告中就提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敌国入侵，另一种是政权的更迭争斗。现在看来，三星堆文化衰落后，在蜀地并没有出现代表外来的敌对势力的文化遗存，只有广泛分布于蜀地的十二桥文化。从出土器物看，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关系密切。
朱凤瀚在研讨会现场
“我个人较倾向于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在族属上同源，但分属同一大的族团中两个分支，二者渐渐在宗教信仰与崇拜上产生分歧。三星堆衰落后，十二桥文化兴盛起来，所以十二桥文化代表的族群（或云其上层）有无可能即是三星堆器物坑的挖掘者呢？”朱凤瀚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黎婉欣则着重探讨了三星堆青铜艺术中的“怪异”元素——姿势奇特扭曲的人像、层层叠叠的人像、鸟、兽与容器的组合、差异甚大的器物体量……
“三星堆青铜器为什么给我们怪异之感？其‘怪’是否有迹可循？是工匠热爱创新？还是宗教观念十分独特？”黎婉欣在仔细观察之后初步推论：这些造型特别的人像，似乎也有着能突破物质世界限制的能力，而那些复杂组合的器物，其铸造过程则可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继续加铸——就像是让这些器物缓慢“生长”。
这种假设新鲜有趣，且巧合了现代人对古蜀人浪漫松弛状态的一种印象。
华盛顿大学艺术史学教授王海城在他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三星堆》报告中也提到：在拉丁美洲和欧洲，从古到今，人们都有在宗教节日抬着神像去游行的传统。
一些彩车上的神像造型和装饰，在不同的游行活动中也会有所变化，这从某个角度印证了黎婉欣有关三星堆“怪异”造像的猜想。
此外，王海城还进一步推想了神庙在三星堆古城中的地位：或许古代三星堆作为商晚期一个连结中原文明、长江流域和域外文明的庞大贸易网络之重要点位，其神庙也可能有贸易中心的功能，就像苏美尔的神庙那样，有仓库，可以储藏物品并进行再分配。神庙所祭祀的祖神可享用人们祭献的贸易所得珍贵舶来品。
著名的乌尔塔庙
在此前的发言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黎海超也讨论了资源网络视角下三星堆的兴衰历程，据他观察：三星堆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存在广域的交流网络，资源、技术、文化在网络中实现复杂流动。这一互动网络与三星堆的兴起及消亡均息息相关，其中贸易亦是重要一环。
“对比三星堆出土铜器所反映出的古蜀国与商王朝的密切联系，像金沙这样的西周时期重要聚落，其与西周王朝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减少。”黎海超说，“这背后或许与因改朝换代而造成的贸易网络中断也不无关联。”
法国国家科学中心副教授奥利弗·普莱斯分享了自己在东南亚做冶金考古的收获和思考；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教授杨斌，在对海贝多年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有关三星堆海贝“进口”路线的新想法；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傅罗文，则专门从中国内陆青铜时代的大象入手，透过物质文化反观古代大型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各种角度的阐释都精彩纷呈，一次又一次激起台下掌声。
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此次会议的举办对于系统梳理以往三星堆研究的成果，以及在国际视野下探寻三星堆研究的新方向将起到重要作用。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苏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