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全新的主席巨幅人物画像，在万众期待中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画中的主席双眼略微向上，似乎正在眺望远方，眼神充满力量与温和。负责此次画像任务的，是曾在延安鲁艺当过美术教员的辛莽。
此刻，他正满怀喜悦地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看着自己亲手绘制而成的巨型画像。突然，人群中传来一声疑问：“主席有一只耳朵看起来不太好看？”随即有人附和：“对对对，而且眼睛向上，看起来也有点奇怪。”
听到这样的评价，辛莽愈发觉得画像不够完美，赶紧叫人撤下画像，重新绘制了一幅新的主席像，这一次，主席的整个面部完整清晰，眼神亦平视着前方。事实上，主席画像每隔一年就要更换一次，是为何呢？
七版主席画像，仅一版沿用至今
1949年10月1日，是所有中华儿女无法忘怀的日子，是无数人见证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在这样崭新的一天，毛主席的巨型人物画像，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砖红色的城墙上，远远望去，仿若大地上冉冉升起的一道曙光。作为开国大典上的“重要人物”，他耗费了周令钊一干人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此前，董希文曾为主席画过两次画像，分别是在2月的解放大会和7月的七七事变纪念大会，不过都未能充分地展现主席的人格魅力，还原其身上的那股精神气。所以，此次周令钊的任务艰巨，毕竟他所主笔的画像，将被全国人民给看见。
绘制过程中，周令钊广泛采纳同行、学生们的意见，就一个普通的衣领都经过了几番修改，最后画成较为板正严肃的中山领。
第二年，画像的主笔人换成了辛莽，经历了耳朵不美观以及目无群众的指正后，他才最终绘制出令大众满意的主席画像，受到一众好评。他所主笔的这幅画像，一直使用到1952年，每到国庆节前夕，就会由他亲手重新绘制一幅一模一样的主席画像。
1953年，正值国内掀起三大改造浪潮的新兴时期，主席画像的主笔人换成了来自央美的知名教授张振仕。这一年，张振仕已经59岁，绘制一幅高6米，宽近5米的人物肖像，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可在接到邀请的时候，张振仕先生几乎没有片刻地犹豫，立马就答应下来。
当时，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的城楼都必须要换上一幅全新的主席画像，以此作为庆祝节日的一种方式。只要接到绘画指令，张振仕便会马上着手准备，不舍昼夜地作画。
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张振仕小院里的灯光格外显眼，只要一推开门，就能看见他伏案桌前的身影，昏黄的灯光在他的脸上流过，能够让人窥见其专注的神情。
直到1964年，张振仕才将这份无比重要的工作，转交到王国栋手中，并郑重地告诉他，一定要好好画主席像，争取更上一层楼。此后多年，张振仕都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美术事业，1977年是还特意为周恩来画了一幅侧坐在沙发上的油画，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的夫人邓颖超。
至于接过衣钵的王国栋，则一直带领他的团队，承担着为主席画像的重任。时至今日，王国栋主笔的毛主席画像，依然高高地悬挂在城楼之上，一年一换从未有过例外。
主席画师：商人家庭里走出来的艺术家
王国栋，1931年生于北京的一个商人家庭，家里世代经商，从路边小摊到砂锅居饭庄，家族产业实力可观。自然而然地，王国栋的父母希望他能继续传承家业，将自家的商业版图进一步扩大。可惜，王国栋生来就没有经商的头脑和兴趣，反倒是一心一意地扑在画画上。
小时候，他总是会在自己的课本上涂涂画画，最开始并没有具体的形态和色彩感。老师、父母也不以为意，当他是小孩子无聊时的消遣和玩乐。等到长大一些，王国栋意识到自己应该是喜欢画画的，便想方设法地要求父母送他去画馆学习。
家里多年经商，画馆的学习费用压根不算什么大钱。没多久，王国栋如愿以偿进入了家附近的一个绘画班，每天放学做完功课，就直奔画馆。兴趣是最大的“老师”，王国栋对画画的热情并没有在日复一日地练习中消磨殆尽，反而愈发不可收拾，彻底走上了美术的道路。
由于常年累积而成的基础，王国栋成功进入了北京知名的美术学校。四年的大学生活，给予他更多的实践经验和创作灵感，不仅课业成绩十分优异，还受到了北京美术公司领导人的青睐，一毕业就去那里上班。
1964年，由于张振仕先生年纪大，对绘制毛主席画像这一工作渐渐力不从心。官方便决定广纳人才，在北京美术广告公司，选一个合适的人选接替张振仕的工作。
此时，而立之年的王国栋，正满怀一腔热血与激情，出于对自身工作的热爱以及对主席的爱戴，他报名参加了公司组织的画师选拔大赛。为了准备参赛作品，王国栋开始没日没夜地描摹主席的画像，有时还会结合主席的照片加以参照对比。
十年磨一剑，王国二十多年的刻苦绘画，让他在一众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绘制主席画像的首席主笔人。
很快，王国栋迎来了他的第一个任务，为主席绘制一幅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新画像。在动笔之前，王国栋需要解决多个难题，首要的就是颜料的选择。主席画像要挂在室外长达半年或一年的时间，需要经历风吹、日晒和雨淋，颜料的质量尤为关键。若是颜料不合格，挂上去的画像可能支撑不了太长时间，重新绘制又将耗费众多人力物力。
因此，王国栋接连好几个天，都游走在各大颜料市场，却一无所获。最后，他决定大胆一试，自己亲手调制颜料。
依靠自身所学的知识和专业书籍，王国栋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顺利调制出了一款合格的绘画颜料，不但可以抵抗住自然天气的摧残，还能长久保持画像的原有色彩。
随后，王国栋开始着手人像绘制，他选择了一张主席平视前方的正面免冠照，并亲自见过主席本人后详细地记录其面部特征和细节。为了让画像更加的生动形象，贴合主席的真实面容，王国栋没有放过任何的小细节，就连泪沟、发际线都是完完全全地还原。
此外，他还利用光影和明亮的不同，尽力保证整个画像的纹路平整，减少灰尘的渗透。
最后阶段是组装拼接，由于当时的技术限制，主席的巨幅人像需要用几块画布拼接在一起，拼接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出现接缝的痕迹。
于是，王国栋再度四处奔波，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才在哈尔滨找到一家合适的工厂，订购了一张长6米、宽5米的巨型画布。崭新的画布挂上城墙，王国栋每天就在搭建的安全脚架上工作，画几笔就爬下来看成图效果，看完后又爬上去接着作画。
就这样，在王国栋的不懈努力之下，新画像大功告成，一幅栩栩如生的主席半身像出现了。最为传神的地方，莫过于主席的一双眼睛，传递着温暖而又直击人心的无穷力量。
代代传承，一生都在绘画中
或许是从张振仕手中接下了重任，王国栋早早开始培养起自己的接班人。他收了一批徒弟，带着他们成立了专门的画像小组，该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绘制主席画像。在教育徒弟方面，王国栋十分有原则，他致力于培养徒弟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希望能将这种精神发扬到绘画过程之中。
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徒弟们，跟着师傅王国栋来到了非常偏僻的山野农村。作为学美术的孩子，徒弟们的家庭条件普遍较为优越，几乎没有人干过农活，王国栋亦是如此。但是，既然是磨炼精神意志，王国栋毫不动摇地以身作则，每天带着徒弟们下农田干农活，对吃穿住行毫不挑剔，吃饭就吃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晚上就睡在硬板搭建的大通铺上。
整整三个月时间，王国栋和徒弟们都被晒黑了好几度，但他们乐在其中，享受着来之不易的每一份成果。
王国栋教徒弟们画画不说，还教他们亲力亲为准备画具、画架和画布，一概不许到市场上去买现成的。在他看来，只有亲手准备所有的工具和材料，才能挑选出最好的颜料、画布以及画笔等等，最终呈现出的整个作品才能真正达标。
同时，王国栋还教导徒弟们，一定要勤俭节约，即使是画错、画废的作品，也不能随意丢弃，可以将边角空白干净的地方裁剪下来，留着写生或随笔练习的时候用。
在这个严师的教导之下，徒弟们的绘画成绩都十分优异，经常跟着王国栋一起绘制主席像，有的出谋献策，有的到处找材料。多年以后，画像小组解散，王国栋的不少徒弟离散各地，可他们永远记得那个在城楼前奋力画画的身影。徒弟之一的刑秋成还回忆道：师傅一画起主席像就十分投入，有时候甚至会忘记还站在木架上，也因而好几次从木架上摔下来，浑身都留有疤痕。
其实，王国栋虽是商人子弟出身，平日的生活却十分朴素简单，完全没有所谓纨绔子弟的恶习。三大改造期间，王国栋积极响应国家“和平赎买”的号召，主动无偿将自家的砂锅居饭庄上交给了国家。国家当然不可能白拿一份产业，便提出用17套房产来换。
百般无奈之下，王国栋只好接受了这些房产，没过多久又将其作为党费交给了国家。他明白，国家刚刚成立不久，正是需要花钱、用人的时候，自己绝不能因为一己私利而加重财政的负担。
等到后来工作单位分配房子，王国栋一家人才得以搬进一套三居室。可是，他意外发现自己的一名同事，一家好几口人挤在狭小的一居室内，内心实在过意不去。秉持高度的奉献精神，王国栋在和一家人协商一致后，主动将三居室让给同事，他们一家则搬到同事住的房子里。
王国栋还教育孩子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发扬奉献精神，力所能及地为社会群众服务。正因如此，王国栋周围的同事、朋友以及学生，都对他的评价颇高，很是尊敬和欣赏他。
1992年，王国栋正式退休，曾经的画像小组由徒弟葛小光接手，他就此过上了普通老头的晚年生活。在每个不站在木架上画画的日子里，王国栋都会到家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喝茶，时常和同龄的几个老头儿们下下围棋，极少有人知道，他曾为毛主席画了一辈子的画像。
2019年8月23日，88岁的王国栋重病难治，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黯然离世。
看似寻常的一幅画作，见证了新中国成立至今走过的每一步。每当一幅新的画像挂上天安门广场之时，就寓意着新一年新的开始，是对过往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与期盼。
更具匠心的是，画作背后凝结着一代又一代画师们的心血与付出，他们身上有着独特的匠人精神，既不轻言放弃，也从不敷衍了事，将每一份工作都做到尽善尽美。
像张振仕、王国栋这样的匠人，数之不尽。他们的存在，筑成了新时代的中国，凝聚了新时代的精神力量，让东方雄狮以更为昂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之林。当下，新一代中华儿女，应接续传承，继续先辈们的伟大事业，为中国的未来注入新的力量活水，推动祖国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