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别塔”

12月的北京，北风清冷，丰台一家奶茶店里人们却笑语盈盈。我推门而入，聚会的热烈场面并没有被打断——屋子里时而寂静，时而爆发出大笑。所有人都或快或慢地打着手语，伴着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这样的交流让我一时无法适应。他们在很短时间里察觉到了我的局促，纷纷转头，用手语和微笑向我打着招呼。

“你们有人听得见？”我问。

“是啊，我们都是‘听人’，那两位是‘聋人’。”有人热情地介绍。“这是杜老师，旁边站着的是她先生。”她抬手指向人群中一位短发、大眼睛、面带微笑的女性。

几年前，杜银玲以“DuDu老师”的ID在网络上开设手语课，专门教健听人学习手语。她的学生从64岁的退休老人到初中生不等，互帮互助、轻松平等的学习气氛，让大家成了现实中的朋友，他们亲切地称自己为“杜家班”。而我无意间闯入的，正是“杜家班”一次常规的线下聚会。

“在没学手语之前，我一个聋人朋友都没有。学了之后，我才发现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多聋人。”一个学生感慨道。

“沟通，沟通，

真正的困难只有沟通”

“聋人”其实并非严谨的称呼，更准确的说法是“听障人群”。听力障碍（dysaudia）是指听觉系统的各级神经中枢发生异常，导致听力出现不同程度的减退。只有听力严重丧失、双耳均无法感知言语时，才称为“聋”。据统计，全世界有超过4.66亿人患有听力障碍。

对普通人而言，沟通再自然不过，但对于听障者来说，它是一座由于生理限制而断裂的桥梁。而对杜银玲来说，沟通不仅是工作，更是她一生的课题。

“为什么要教健听人手语？”我问。

“听不见意味着交流中断，信息受阻。如果大家都懂手语，就能更好地交流。沟通最重要！”杜银玲比画着手语，嘴唇的开合很大，发音稍显迟缓，但每个字音都带着努力。

杜银玲“杜家班”学员们从线上走到了线下，时常聚会。右四为杜银玲

圣经故事里，人类因语言不通而无法再建成通天的巴别塔。语言的障碍带来了隔绝，人们无法交流，就注定无法相互理解。也正因此，巴别塔成为最著名的关于沟通意义的文化隐喻。

巴别塔意味着分裂，重建意味着聚合，我看着一字一句努力说话的杜银玲，觉得她正在努力地重建这座沟通的高塔——至少她用手语课努力连接聋人与听人，为彼此搭建起沟通的渠道，成为“造塔”的有生力量。

“聋人其实很孤单。”聚会中有人在分享故事。“我在公园里看到过一个聋人老大爷，旁边是妻子和孩子们，像是孙子孙女，春天了，他扒拉身边的人，想说眼前这朵花好看，根本没人理他。他那么有表达的欲望，他们明明就站在他旁边，但像一堵墙，我当时忽然觉得好悲伤。”

正在上课的杜银玲

杜银玲深知这种隔阂的重量。但我心中也生出疑问——如果没有这些学生在，我又该如何与杜老师沟通？杜银玲一副让我见见世面的表情，拿起了手机，打开了vivo听说程序，“你对着它说话试试。”她示意我。在她的屏幕上，手机同步转译着说话内容。如果没有特别拗口的字眼儿，转译准确度完全可以应付生活中大部分的日常对话，而且支持离线状态下的方言识别，还有正在不断升级的手语翻译官。

“我们无法靠耳朵听见，但可以靠眼睛‘看见’语言。”她指了指手机。“我们还给手机厂商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通话需要加字幕。还有就是能不能让手机识别孩子的声音？在孩子喊‘妈妈’的时通知我。”杜银玲自豪地说道。“他们真的做到了。”

“唯一的问题是当孩子多的时候，大家都在喊妈妈，我的手机会一直狂震，要是能识别我自己孩子的声音就完美了，不过慢慢来，不着急。”杜银玲说完，所有人都笑了。

朋友的交谈，孩子的呼唤，健听世界的声音投影到听障朋友无声的宇宙中，这大概是人与科技最诗意的互动了吧？

“不要老说用技术拯救，

我们完全可以共同成长”

与聋人杜银玲一样，盲人蔡聪在生活上并不消沉。乐观，爽快，思维敏捷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过比起杜银玲，蔡聪更忙。他是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的合伙人，日常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还要参与vivo等品牌的无障碍开发的测试。眼下，他正在社科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满满当当的工作和学习日程，证明这是个不服输的人。

无论给蔡聪打电话还是发微信，总能很快收到回复，偶尔还会发来一个表情。

蔡聪

蔡聪左手举着手机，右手拿着盲杖，在天桥上走得飞快，熟练地躲开障碍，适时转弯，打消了我时刻想帮助他的念头。“盲人的生活总要自己完成，不能依赖别人。我们同事这样总结，科技应当‘主’残，意思是使残障人更自主，而不是科技‘助残’。毕竟科技不能替代全部的事情。”

曾经的他也灰过心，认为“人生完蛋了”。但今天的他讲起往昔，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失明的人生“不过是换了一种活法”“伤残是特点，并非缺陷”。从始至终，他的讲述里没有出现过“抗争”“坚持”这样的词汇。

在常人眼中，残疾人通常是脆弱的，残疾是不能当面谈论的。但事实上，他们从不惧谈论残疾话题，相反他们会选择站在台前展示自己的生活，阐释自己的观点。在蔡聪看来，这是公益活动的一部分。

2017年，蔡聪上了一次《奇葩大会》，7分钟的视频流传网络，一讲成名。“我原意是希望在节目里呼吁一把，提升人们对残障的认识。其实对残障的认识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提高议题的可见性，就是所谓的被看见。第二层是要打破今天残障故事仍是励志和慈善的叙事框架。放在今天来看，我更能理解意识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着急不来。”蔡聪语速飞快地说道。

几年前蔡聪在《奇葩大会》上的分享

“我们有个无障碍电子图书项目，招募志愿者扫描图书，校对错字。很多志愿者不愿意做，觉得工作枯燥。他们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用自己的声音读出来？这样不是才能更多帮助视障人群吗？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志愿者没能真正理解视障者的需求。”

蔡聪的博士研究课题是“边缘群体如何使用技术改善生活”。他谈到无障碍技术时，认为“不要总以‘技术拯救’的框架来看待。”“你看，在今天人工智能火热的当下，AI和视障者应该是共同成长的伙伴，成为辅助生活的得力助手。”蔡聪说道。

蔡聪的夫人肖佳也是视障者，现在通过网络平台教授盲人女性化妆。“看不见不是追求美的障碍。”肖佳说。

肖佳

在肖佳最消沉的时候，蔡聪鼓励她走出了狭小的生活圈。肖佳在北京学会了用盲杖独立出行，学会了如何一个人出差，肖佳觉得“太自由了”，人生从此和“没得选”说再见。再后来，爱情的种子发芽，他们组建了家庭。

肖佳喜欢化妆。“我们其实是可以给自己画很精细妆容的。不仅如此，给别人打个粉底、画个眼影、擦个腮红也都没有问题，所以有不少盲人妈妈跟我学习如何给自己化妆，同时也学习如何给孩子化妆。”肖佳说。

面前的肖佳就化了妆。涂了口红，打了很合适的眼影，脸上的粉底也很均匀。“化妆最重要的是获得心理能量，这也是我为什么教人化妆。以前我做很多关于残障权利倡导，我们要有权利，我们要自信。没有经济基础，没有更好的教育，没有更多机会，她怎么自信？就算你跟她喊你有这个权利也会不断被挫败。化妆是小事，但可以告诉盲人姐妹，你可以做到你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那么，她会有下一次尝试‘不可能’的勇气。”

今年九月，肖佳参与了vivo 声声有息公益计划，与多位残障梦想导师一同以梦想导师的身份走入了校园，以职场形象管理与软实力提升为主题，鼓励视障和听障大学生获得更多的自我认同。那时很多视障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第一次知道盲人也可以做化妆师。

蔡聪和肖佳在去接孩子的路上

至于生活的琐碎，肖佳觉得比起过去，现在已经很方便了。肖佳拿出了手机，“我现在觉得我很离不开手机，比如说我掉个什么东西我需要寻找，我就冲着地上一拍，对着地上，我就可以直接对话，知道它的位置，摸一摸就可以捡到。”

说着肖佳打开了一个类似拍照的app，她举起手机，对屏幕说：“我的面前是什么。”几秒钟以后，手机开始说话：“你的面前是一张金属桌子，你似乎在一家咖啡厅里。”“桌子上有咖啡吗？”“是的，桌子上有两杯咖啡，在屏幕的左下角。”

肖佳使用的app叫做vivo看见，是由vivo推出的视觉辅助功能，由vivo自研的蓝心大模型赋能，可对周边环境进行实时识别播报、进行实时问答。

“这个问答的功能特别好，把主动权交回给了视障者。更重要的是，vivo看见让我们看到了品牌做这件事的决心，每一次我们提的需求与建议，都能得到良好的反馈，也保持密切的联系。做无障碍事业，坚持比什么都重要。另外vivo把它们的AI能力开放给了所有的屏幕朗读软件，这点真的非常了不起。”蔡聪说道。

科技在改变视障群体的生活，是切切实实正在发生的事。

“他们有办法生活，

我们想办法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这个世界从开始构建时，就由视觉者主导。”见到张军军时，他拿着盲杖，清瘦的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科技的发展其实并不友好。手机没有了按键，宾馆的空调没有按键，消费没有了现金，以触摸学习世界的方式已经改变了。”张军军说。

从中学时代就利用读屏软件自学计算机编程，获过奖的张军军，工作以后一直从事盲文信息化的工作，也正因为这样的职业背景，张军军能准确地发现软件的技术bug。也正因此，张军军的职业经历，几乎就是各大app和各大平台无障碍系统升级迭代的全过程。而所有的开发者，也都必须与各大专业机构、残疾人志愿者群体通力协作才能不断完善自己的产品。

vivo为做无障碍联系中国盲文图书馆时，张军军作为工程师已经参与了好几年的用户测试。

“说实话，vivo不是最早做的。国内无障碍的产品层出不穷，但是vivo的实时性比较强，一直都在投入做大模型，速度非常快。现在经过了几年的迭代，在一些生活场景下特别好用，我用得最多的是找东西、出差的时候按遥控板、调空调。还有筛选照片发朋友圈，vivo看见会告诉我这里边有几个人，可以读到这个人是什么表情，他穿的什么衣服，是不是戴着眼镜。”张军军说道。

张军军正在使用vivo看见功能拍摄公交站牌

图片来源：凰家评测《看见》特别栏目

视障朋友最需要的信息，其实是一个视觉者通常会忽略的“异常”的东西。比如地上有个杯子就是个异常状态。又比如按钮的颜色并不重要，然而它是圆的还是方的，上面写着加号还是减号，是对视障者最有用的信息。这也是张军军的主要测试的内容。

“生活中还有一个大分类就是家用电器。比如我的洗衣机是旋钮的，而且旋钮可以一直转，液晶屏幕上的信息也非常杂乱，以前我完全没办法自己使用，只能寻求别人的帮助。vivo看见可以让我完全可以自己使用洗衣机，也因为特别好用，今年我又买了一台半自动咖啡机。”张军军说。“大模型更好用的是，当我去博物馆这样的场景，它可以描述得很生动，历史事件与图片都会描述得很清楚，从而代替志愿者。”

对未来张军军非常有信心，不过他更希望能有穿戴式设备，“这样看得更准，也能解放双手。”

残障人士有自己生活的办法，但是AI大模型的的确确正在为残障人士的生活带来改变。谢伟钦，vivo AI解决方案中心总监，谈到无障碍技术时，显得尤为专注。“2018年我们成立了vivo AI全球研究院，初期就发现，AI技术擅长做一系列的信息转换。语音识别技术，语音合成技术可以将文字转成语音，视觉技术则能够将图像转成文字。多种信息转换的能力，使得AI在为残障群体提供帮助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vivo AI解决方案中心总监谢伟钦在需求交流会上

说起几年前在听视无障碍方面的探索，谢伟钦滔滔不绝。“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从用户的需求出发的。”谢伟钦说道。

需求说起也简单，视障者看不见，听障者听不见，今天科技可以辅助他们看见、听见。但是具体生活的场景是那么多元，需求是那么具体而繁复，仅靠工程师想象而做出来的功能容易陷入到自我感动中。

谢伟钦和团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一方面要带领团队在技术上完成超越，另一方面要深入到用户端，去搞清楚用户需求，让技术能够真正地应用到视听障用户的生活场景中去。

大大小小的线下沟通会与交流大会经常举办。残障人士群体非常热情，尤其是面对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功能时，收集需求与反馈并不难。“难的是有人愿意听到我们的诉求，并且长期投入，长期开发，长期完善。而且手机系统的完善比具体某一个app的开发要难度大多了。”张军军和蔡聪在这一点上持相同的观点，他们都经历了太多雷声大雨点小的项目开发。

“我还记得访谈的第一个用户是一个听障妈妈，她有两个小孩。一岁多的小孩晚上会哭，妈妈只能整夜把手放在孩子婴儿床上去感受震动。所以我们开发的第一个功能叫作婴儿哭声识别。”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谢伟钦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你看过《无声的鸡蛋仔》那个视频吗？一对听障的父母在长沙的街头卖鸡蛋仔，妈妈很想听到孩子喊妈妈，我看视频的时候很感动，后来惊讶地发现这个听障用户用的是我们vivo手机。”

谢伟钦又举了个例子。“一个用户的儿子在外地父母家，每天打视频却说不了话，我们就想要做无障碍通话。”也是基于声音识别功能的研发，技术团队前期调研与沟通中不断发现了无声场景，比如外卖骑手无法听见汽车喇叭声，于是团队开发了环境音检测提示，继而又做了烟雾报警提示，敲门提示……到了2023年，算法团队为了开发了识别手语功能“十几个伙伴全部都学了手语”，方便与用户交流。之后团队发现方言识别有障碍，特别是在三五线城市的听障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方言环境。于是“方言识别”就进入了技术解决的列表里。

不过即便所有的工程师都学习了手语，也并不能真的体验到他们的需求。“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我们的决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这是残疾人国际在 1981 年成立时确立的口号。一级听力障碍者李南加入了vivo的无障碍团队，负责听力无障碍相关项目，成为了一名产品经理，同时vivo发动了许多活跃用户并与盲协、聋协、盲文图书馆、深圳信息无障碍协会等专业的机构进行深度合作，培训、测试、获得专家支持。

听障人士，vivo听觉关怀功能产品经理李南

天长日久的交往，谢伟钦及团队成员和许多视听障用户成了朋友。谢伟钦每周四早上会和视障用户相约跑步，一起去地铁站和车站。“他们是有办法坐地铁、过马路，甚至还能和你一起跑马拉松的。而我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会尽可能地代入到他们的场景下思考，虽然不能替代，但长时间的相处，会收集到很多信息，观察到不少行为。”谢伟钦说。

谢伟钦和他的团队在和用户的交往中，不断地提升认知和理解，反思技术与生活的关系。比如视觉信息的丰富度相比听觉更高，所以在技术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谢伟钦一直想通过手机读图功能的交互，协助视障用户过马路。但识别红绿灯是个特别复杂的过程，环境的干扰因素又比较多，一旦出问题对于用户的安全有非常大的影响，算法研发以后迟迟不敢产品化。后来还是蔡聪博士卸下了谢伟钦的心理负担。“蔡聪和我说科技是辅助，你不能总用想着一个工程师要为视障用户做百分百的决定。视障用户会自己结合各种辅助工具来探索决策，科技发展也可以给到视障用户更多的辅助选择。”

科技可以成为辅助，但并不能代替视听障群体的生活

对于残障群体而言，技术是一个重要工具，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态度。科技的温度，来源于对这些群体的真正理解和关怀。无障碍技术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工具，它更需要融入情感，创造出让残障群体感受到温暖和关怀的产品体验。随着蓝心大模型逐渐成型，vivo无障碍产品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不仅仅是在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赋予每一个人更公平的机会。

有趣的是，在AI技术的不断进步下，谢伟钦惊讶地发现，这些无障碍功能可以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听力正在减弱的老人、老家不识字的长辈、视力减退的人群……人人都会面临障碍，科技用技术实践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带着“平权”的视角去理解人与世界。硬件与软件的升级，社交网络的普及，技术的创新，在谈论无障碍领域的未来时，无论是杜银玲、蔡聪夫妇还是张军军，我所接触到的任何一位残障人士都充满信心。

有温度的科技总是可以普惠更多的人，甚至远远超出了开发者的初衷和想象。“我们的目标是让技术成为连接人与世界的桥梁，让更多的人通过科技，看到一个更广阔、更便捷的生活。”谢伟钦说道。“有温度的科技是每个人都能受益的。它不仅仅是为了残障群体，更是为了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眼下，vivo已经达成了与残联战略合作，自研AI蓝心大模型赋能无障碍产品并且开放给行业生态的开发者们。同时，vivo也是国内首个用手机为障碍人士提供导览服务的科技公司，助力国家无障碍建设博物馆导览。

这是这家科技企业过去一年里交出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