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创作本应是严谨的，为何宋人笔记中会有讹传和谬误？

宋代市民经济进入繁荣时期，文学创作也空前发展，尤其笔记创作的进入高峰期，笔记创作本应是严谨的。无论高堂学士还是民间雅客都喜笔记，有的是为了娱乐、有的是为了补史、有的是为了戒世、有的是为了书愤、有的是为了志博学、还有的是为了增广见闻以及备忘等。

宋人笔记或多或少的涉及到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疑是一笔了解宋代社会生活的巨大文学财富。但引用宋人笔记时也需注意和考校笔记中的有讹传和谬误。若究其错误的成因,首先是作者的创作态度密，文学创作往往出自作者的主观思想，其中的随意性和严谨性多因作者而异，就如史料相较娱乐性小说而言就偏严谨一些了。

其次，宋代党争直接影响笔记作者对人物的评价和材料的选取,多有趋利避害者在党争中有刻意歪曲事实。再次，是作者应用的资料本已有谬误，很多资料的来源有限制，由此使得许多笔记记载不甚明确。最后,笔记在收集刊刻中因疏于审校而出错。

一、宋人的笔记。

笔记文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今天也保留着随笔的文体写作方式，“笔记”的“笔”主要是指文笔，且主要在于散记、随笔、琐记方面。笔记文主要的主要类型有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这种文体，若是载向前追溯，最早在东汉时期就有雏形了。唐代笔记发展很多,到宋代又有发展。书名中开始出现“笔记”就是从北宋开始的。

宋代的文学作品中，史学较为昌盛，那些有名学者大家，多精于史笔，所以宋代的笔记文以史料笔记一类为最发达。其主要特点在于多就“亲历”、“亲见”和“亲闻”来记叙本朝的轶事与掌故，内容较为切实，不乏第一手材料。这一部分笔记，首先值得重视。

宋代以来，文人笔记的娱乐性有所转向。在宋人眼中，补史的功绩远远高于助闲谈的娱乐功能，这源于他们受理性和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宋人希望笔记创作能够有用于世人，起到劝诫作用，同时对于读者来说是否有所教化也作为品评标准之一。

宋人多借笔记以书愤，内容可分为一己之愤与家国之恨。此外，宋人也凭借博学相尚的价值观念，使其创作的笔记能够志博学、广见闻。宋人笔记皆非一时一地所作，随手记录时自然有备忘之用，且最后编辑成书也有备忘的目的。

二、宋人笔记舛误的四大成因。

1.创作态度

宋代文人之间应酬集会颇多，其间饮酒唱和，不乏诗词歌赋文章。源此，相聚闲谈之语的记录成为宋代笔记作品一个很重要的创作来源。然而居于闲谈记录的主观随意性，记录的很多细节没有详考，加之对某一史实的引述也会存在差异，其中常见的表现有失之笼统，或是以偏概全。

一般而言，那些倾向于娱乐化的或者搜罗趣闻轶事的笔记，如《清尊录》之类，创作态度就比较随意，而史学家为修史准备资料而写的笔记则相对严谨一些。当然史学家在修史过程中也易受到帝王权威的影响，多称赞帝王功德而少记录失德之处。另外，那些被视为“小道”的笔记小说之类则更加随意，以讹传讹中出现的偏差则更多。

2.二思想倾向

笔记创作的主观性即思想倾向对史料真实性的影响，在宋代笔记作品中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宋代党争直接影响着笔记作者对人物的评价和材料的选取。即如身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写作《涑水记闻》也不能避免。

元丰二年（1079年），宋代文学界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当时大文豪苏东坡受到御史何正臣的上表弹劾，弹劾的原因在于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的谢恩表中，有用语暗藏讥刺朝政的嫌疑，加之之前御史李定也曾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可以说“乌台诗案”是宋代第一起震动朝野、影响深远的“文字狱”。

当然这次案件是政治因素引起的，是北宋后期党争的一次恶性发作。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