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2日，此时的成都到处一片混乱，就在两天前，深知大势已去的蒋氏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仓皇登机，自此飞逃台北。
正所谓树倒猢狲散，蒋氏跑了，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国军上将王陵基自然也慌了。
不过，王陵基的逃跑之路显然没有那么“顺利”，虽说他想尽了办法，比如把自己伪装成盐贩子，还甚至不惜把成根成根的金条都扔了，但最终还是成了俘虏。
这一路上，王陵基都经历了什么呢？得从1949年的12月12日说起。
一、
王陵基绰号“王灵官”，他在川军中的资格很老，包括刘湘、杨森等人，见面都要尊敬的叫他一声“老师”。
抗战胜利后，王陵基先是被蒋氏委任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省保安司令，到了1948年，由于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邓锡侯惹怒了老蒋，所以其被免职，而王陵基则在老蒋的一纸调令下，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
刚上任时，王陵基信心满满，并着手实施安川应变计划，试图顽抗到底，但仅仅一年后，解放军大军兵锋直指四川，因此，王陵基想负隅顽抗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了。
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想着如何逃亡了。
而为了成功逃亡，王陵基是煞费苦心，他觉得省政府目标太大，所以先行解散了四川省政府，这么一来，他就成了光杆司令。
到了12月初，王陵基觉得成都也太危险，于是心一横，带着几个亲信坐上汽车就准备出逃。
但此时的程度早就乱作一团，毕竟老蒋都已经跑了，所以，在王陵基出门后就发现，到处都是溃兵，局面根本控制不住。
就这样跌跌撞撞走了几天后，王陵基一行才勉强走到了大邑县。
而在大邑县城住了一晚上后，王陵基就听说解放军要来了，这下他更慌了，干脆车也不要了，大大小小的行李也扔了，并且遣散了身边的人，只带了三四个随从，开始步行抄小路逃跑。
但有道是岁月不饶人，当时的王陵基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所以步行没多久，他实在是扛不住了。
思前想后，王陵基就觉得，在这么慌不择路的跑下去，不等脱身，怕是自己这把老骨头都要跑散架了。
所以，王陵基就决定，还是返回成都再做打算。
之所以回成都而不是去别处，主要是当时胡宗南还在成都，所以王陵基就认为，有胡宗南在，自己应该会安全脱身。
但他没想到的是，等他又跌跌撞撞回到成都后，胡宗南已经走了。
1949年12月中旬，随着川康将领刘文辉等人的通电起义，西南局势大变，因此，觉得成都不敢久留的胡宗南，迅速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转移至了西昌。
不仅如此，在抵达西昌后没几天，他就私自乘坐飞机去了海南，而他这一走，其留在四川的三个兵团尽数宣布起义。
所以，王陵基在千辛万苦回到成都时，刚赶上胡宗南飞去了海南。
得知胡宗南跑了，王陵基气的是破口大骂，但骂归骂，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最终无奈之下，王陵基只得低眉顺眼的给远在台北的老蒋打电话，希望能派一架飞机来接接他。
若是在平时，王陵基的这个要求还有可能会被满足，但此时是啥时候？所以那边接电话的只是随便敷衍了几句，告诉王陵基去凤凰山机场等，“肯定”会有飞机来接他的。
在听到有飞机来接，王陵基很高兴，派人马上去了凤凰山机场，但不出意外的，这架他心心念的飞机并没有来。
一直等了一个晚上，王陵基才算是终于明白，不会有人来接他了，要想逃跑，还是得靠自己才行。
没办法，接着跑吧，再不跑就真的没机会了，于是，在1949年的12月22日凌晨，王陵基带着几个随从，又一次仓皇离开了成都。
如惊弓之鸟一般跑了快两天后，王陵基走到了蒲江县城以北的五面山附近，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熟人，谁呢？国军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
李文指挥的第五兵团，是胡宗南集团的一支王牌部队，在1949年11月，李文奉命率第五兵团入川，并在入川后担负起了掩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机关逃亡台湾的任务。
由于见到了自己人，王陵基顿感放松不少，毕竟这可比他单枪匹马逃跑安全多了，但李文却告诉了他一个令他心沉入谷底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原来，李文准备投降了。
二、
从当年的12月23日开始，李文就指挥第五兵团向解放军发起猛烈攻击，试图在打开一个缺口后南逃，但在我军的英勇阻击下，李文始终未能如愿。
并且，在当时前有前有阻兵、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胡宗南也跑了，这就更让留在成都附近的国军军心涣散。
所以，当时的国军军官，基本上是完全没了斗志。
因此，在见到王陵基后，李文就告诉他自己准备投降的计划，这下，可把王陵基给吓坏了，他深知自己干过太多坏事，要是跟着李文投降，必然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在经过思想斗争后，王陵基最终决定，还是偷摸赶紧跑吧。
就这样，王陵基趁着当晚的夜色掩护，带着几个心腹又踏上了逃亡之路，而就在他离开的一天后，也就是12月25日，李文宣布投降，自此，成都解放。
离开李文后，王陵基是提心吊胆，一来担心李文投降后告诉解放军他的去处，二来又担心身边的几个心腹会出卖自己，反正那几天，王陵基是睡觉都睁着眼，就害怕一觉醒来，自己被俘虏了。
就这样又跑了两天后，王陵基实在受不了了。
当时王陵基就琢磨，照这么下去，自己早晚会被解放军找到，毕竟身边带了几个人目标太大，所以思来想去，他就把几个心腹叫了过来。
叫过来干什么呢？第一，是命令他们把身上背的金条统统扔到附近的井里，毕竟当时的局势，身上带着几根金条，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第二，在金条扔掉之后，王陵基遣散了所有人，表面上他说的是让心腹们各自逃命，实际上，他是嫌人多目标太大，而分开之后，自己一个人也好逃跑。
而在安排好这些事情后，王陵基确定了没人跟踪自己，便带上墨镜，打扮成一个商人模样，朝着乐山方向逃去了。
此时成都已经解放，但没有人知道王陵基的具体下落，只知道他跑了，但到底跑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由于始终没有找到王陵基，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大概率是已经到了台湾。
实际上王陵基在哪里呢？一直到他被俘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宜宾，当初他遣散手下后，一路东躲西藏乔装打扮，辗转经过夹江、乐山等地，最后在1950年的1月中旬，抵达了宜宾。
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他的儿女亲家杨某家就在宜宾。
在找到杨某后，王陵基就住在其家中的阁楼上，而为了不走漏风声，王陵基每日里都不出房间一步，饭菜什么的都是杨某安排保姆送到门口。
与此同时，杨某也在积极谋划着如何帮助王陵基逃去台湾，并且，也确实让他找到了机会，把王陵基安全的送上了船。
但让杨某和王陵基 没想到的是，本以为计划周密万无一失，结果却被一个小保姆“坏了事”。
原来，杨某家里的这个保姆也是个细心的人，当王陵基住进杨某家中后，安排的就是她送饭菜，而送了几天后，保姆就十分奇怪，这房间里的客人到底是谁？干嘛每天都不出门，并且吃的饭菜还这么好呢？
所以，在杨某把王陵基送上去往泸州的船后，保姆找了个机会，马上跑到当地的公安机关报告了这件事。
不过在最开始，当地公安机关并不知道这人是王陵基，只是根据保姆的描述，认为应该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官。
恰好当时国军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因兵败而下落不明（已经被俘，不过混迹在俘虏中尚未承认身份），所以当地公安机关就认为，有可能是宋希濂。
于是，当地公安机关在得知船只已经到了过了南溪即将抵达江安时，赶紧致电江安公安局，并告诉对方，船上有“宋希濂”，务必别让他跑了。
接到电话后，江安公安局局长孙重远在第一时间布置了抓捕工作。
三、
由于江安不是大码头，所以按照常规情况，船只是很少在这里停留的，因此只能安排拦截，不然的话，若是船只通过江安那便会好很快抵达泸州，届时要想找到“宋希濂”就难了。
一番部署后，战士们分为三个小队，第一小队去上游的牛角坝拦截，第二小队去江安码头，而第三小队则是去下游拦截。
刚安排部署完毕，又来电话了。
来电的是宜宾专区军管会，他们得到情报，真正的宋希濂已经被俘，并且也确认了身份，所以这艘船上就不可能是宋希濂了，而根据那个保姆的描述，结合军管会的判断，认为此人应该也是国军的一名大官，大概率是下落不明的王陵基。
此时的孙重远已经来不及思考到底是谁了，他只有一个念头，先找到这个人再说，只要找到了他，答案自然会揭晓。
而就在他带队刚刚抵达指定拦截地点后，一艘船迅速朝着江安码头驶来。
由于船速过快，战士们根本来不及拦截，无奈之下只能鸣枪示警，看到战士们鸣枪，这艘船才不敢继续前进，在减缓速度后，终于停靠在江安码头。
一声令下，孙重远带着战士们上了船，在向船员和乘客说明要执行特殊任务后，开始一一检查，结合情报里关于嫌疑人的面部特征，最终找到了8个人。
把这8个人带走之后，孙重远安排战士们看守船只，告诉他们次日即可放行，随后，孙重远返回公安局，开始了对这8个人的一一审问。
但这8个人，哪一个才是王陵基呢？这就成了当时摆在孙重远面前的一个难题。
由于孙重远没有见过王陵基，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无奈之下，他只能找来见过见过王陵基的人来辨认。
当时在江安公安局工作的梁明光，参与了辨认工作，不过他只见过王陵基一次，所以也没有把握，看了一圈后，他发现其中有一个自称是盐贩子的人，鼻子上有戴眼镜的痕迹，而王陵基是高度近视，并且喜欢戴墨镜，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人有可能是。
有了具体对象，孙重远心里就有谱了，他把这个人单独关在一处，并在一次谈话中突然问“你是不是王陵基？”，只见此人先是一愣，随后赶紧说，“王陵基已经跑到台湾了，我不是王陵基”。
听到此人的回答，孙重远心里更有谱了，毕竟王陵基可是国军大官，他去了哪里，怎么会是一个小小的盐贩子能知道的呢？
而为了彻底确认此人的身份，孙重远又找来了两个曾是王陵基部下的人，经过他们对面容和笔迹的确认，最终得出结论，这个自称是盐贩子的人，就是王陵基本人。
由于证据确凿，王陵基也只得长叹一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至此，王陵基被成功俘虏，而在之后不久，他就被送往功德林接受改造，而有意思的是，曾当过上将的王陵基，是关押在功德林中级别最高的国军将领。
1964年，王陵基获特赦，此时他已经是78岁高龄，三年后，即1967年，王陵基因病去世，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