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以西是故乡

甘肃山丹军马场风光:山丹军马场最早是西汉霍去病将军打下河西走廊后，汉朝政府建立起来的一个军马场，至今仍是亚洲第一大、世界第二大的军马场。草场辽阔，风光壮美。

自西汉定都长安以来，长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因此，在中国人的心中，长安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个精神上的故乡。

长安往西，是汉代开疆拓土的主攻方向，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最早的方向。长安以西的道路，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是伟大的丝绸之路，但实际上不仅限于此，还有政治之路、军事之路、文化之路等等。在这些道路上，两汉期间，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前赴后继，开拓奋进，将传奇持续不断、深入谱写。

我们自西安出发，数次踏上往西的道路，追寻两汉英雄的遗踪，足迹遍布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当我们的足迹印在他们足迹之上的时候，我们领悟到了这样一种深刻：这些走在开创之路上的英雄们，他们的心中，既有对未知辽阔世界的渴望，又有着对故乡长安的深深眷恋，他们将故乡先进的文化、文明的生活习惯带到了他们去过的地方，他们不仅仅是有着将天下收编为自己故乡的雄心壮志，而是，他们站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他们埋在哪里，故乡就永远定格在哪里。

所以，长安以西，还是故乡！

长安，是最初的故乡。生活在今天的西安城，每转过一个街角，都可能与一段光荣不期而遇，对于初到者，常有一种略带晕眩的幸福感，久居之后，便领悟到这是一种日常。中国精神对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润泽，在此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柔，在日常生活的喧嚣和沉静之中，不知不觉就完成了传承。

西安城中心地带，自和平门至文昌门之间，有一处名叫下马陵的地方，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的归葬之地，这位为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发挥过

重要作用的思想家，既有读书人兼济天下的理想和天真，又有某些儒家学者特有的狡黠，他一方面对汉武帝说君王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另一方面又想借“上天”来制约汉武帝，结果落寞而死。不过，汉武帝终究觉得董仲舒是有本事有贡献之人，因此，某日经过董仲舒的墓地，下马而行，以示尊重，下马陵名字即由此而来。在西安话里，“下马”二字与“蛤蟆”同音，所以几经流传，便被民间称作了蛤蟆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的句子，蛤蟆陵由此闻名遐迩。董仲舒墓如今在下马陵路兰州军区干休所院子里面。

西安城南郭杜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里，有西汉酷吏代表人物之一张汤的墓冢遗址，张汤在历史上名声不太好，但实际上他不仅是西汉政治舞台上、也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西北政法大学校园里发现其墓，这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张汤一生所作所为，不为个人私利，彰显的恰恰是国家公共理性。史载张汤为官廉洁，死后薄葬，现经发掘，其墓果然不大，墓内几无陪葬物，今天张汤墓遗址旁，立有一座“廉亭”。

西安长安区的杜陵和少陵，是西汉汉宣帝和他第一任皇后许平君的归葬之地，汉宣帝的少年时光在民间度过，此地曾是他经常游历之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曾在这一带居住，所以自号“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如今的杜陵，有大片树林，风景优美，尤其是秋天，落叶满地，是怀古抒怀的好去处。

在西安，汉代的遗迹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西安北郊的汉长安城遗址便是。

西安杜陵遗址风景:杜陵是西汉汉宣帝的陵墓所在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杜陵原上，此处风景很好，其中有一大片树林，是发怀古幽思的好地方。

自西安出发西行，往西北方向前行大约40公里，到达陕西咸阳兴平市，这里有汉武帝的陵墓——茂陵。今天，广义上的茂陵，不仅仅指汉武帝的陵墓，还包括周边的一系列陪葬墓，比如卫青墓、霍去病墓、金日磾墓、李夫人墓等等。

从兴平市再往西行到宝鸡扶风县，扶风县城西的伏波村，是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的归葬之地，今有马援墓留存。马援本是兴平人，但出于种种历史或现实的原因，现在陕西杨凌、扶风多地都在争“马援故里”的名号，其中的是非曲折，马援的第五十二代孙、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马正林教授在本期《马援故里刍议》一文中有详尽的介绍和考证。马援将军的事迹。

陕西扶风县伏波村的麦田风光:拍摄于2013年5月。扶风县伏波村，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归葬之地。

扶风县杏林镇太白乡浪店村，有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之墓，位于浪店村一条公路旁，夹于民居之间。班固墓规模不大，笔者去时，了解到班固墓刚由后人培完新土，乍一看像是一座新坟，除墓前有一块文物保护碑之外，并无其他任何保护措施。

陕西咸阳武功县，有苏武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者、西汉外交家苏武而建的，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十九年，然持汉节不失，他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伟大精神资源的一部分。

咸阳市往北方向的淳化县，是汉代遗迹颇多的一处地方。淳化县铁王乡有汉武帝的避暑行宫甘泉宫遗址和汉武帝的妃子钩弋夫人的陵墓汉云陵。汉武帝一生多次来到甘泉宫，在此避暑、接见外国使者、处理重大军机要务等。晚年时期，汉武帝为了避免“巫蛊之祸”的惨剧再度发生以及防止他死后母后专政，把年幼的刘弗陵（即后来的汉昭帝）立为太子之时，在甘泉宫赐死了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葬于甘泉宫附近，汉昭帝继位后，为母亲修建了汉云陵。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也反映出了汉武帝的公共理性，读来让人百感交集。

在陕西探访汉代遗迹，笔者有这样一个发现，除汉武帝的茂陵等处保护得比较好之外，其他遗迹的保护都不是很到位，比如马援墓、班固墓等皆如此。究其原因，或许由于陕西历史太丰富了，历史遗迹太多了，保护不过来所致。

甘肃，是汉朝往西开拓的重要地区，汉朝正是在拿下河西走廊，在此设立河西四郡之后，从根本上扭转了汉匈战争被动的局面，而领兵打下河西走廊的，正是汉武时期杰出的将军霍去病。据传，霍去病在拿下酒泉之后，将汉武帝赏赐给自己的美酒倒入一眼泉水中，与众将士痛饮，这便是酒泉名字之由来。今天在酒泉市内有“西汉酒泉胜迹公园”，公园内有霍去病征匈奴群雕。山丹军马场，也是在霍去病打下河西走廊后，汉政府在此养军马而建立起来的，至今还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军马场。

甘肃酒泉市酒泉西汉胜迹公园:图片中展示的是公园内的“酒泉”和霍去病西征群雕塑像。

西汉时期，甘肃天水出了两位著名的将军，一位是李广，另一位是赵充国。李广是今天天水市人，至今天水市内还有一条“飞将巷”，传说李广出生于此。天水还有李广墓，不过是一个衣冠冢。在李广墓祠里，笔者看到诗人赵立坤写的名为《李广》的一首诗：“挽弓飞将守城头，听惯胡儿喝马牛。壮志无非图报国，雄心岂只为封侯”。意思是千百年来人们过于纠结“李广难封”这件事情，而忽视了李广作为一名军人，一直为国征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相比前者，后者更值得赞美。笔者欣赏这样的见解，觉得理应如此理解李广将军。

甘肃天水市下辖的清水县，是著名屯田大将赵充国的故里。赵充国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他在今天青海的河湟地区屯田，而不是一味地对反叛的羌人进行镇压，为汉朝处理与“四夷”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政治经验。清水县是一个偏远、美丽、有些落后的地区，县城有赵充国陵园，是当地百姓休闲的一个好场所。我们在清水县城见到过一座天主教堂，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在如此偏远地区看见教堂，但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外表是颇为时尚的橘红色，一层开着几间商铺，其中一间卷闸门半卷，招牌上书有“鲜蛋直销”几个大字，两名妇女正在门口卖鸡蛋。此情此景，让笔者忍俊不禁，同时又感慨中华文明的包容之处，任何外来文明到中国后，都会被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最终成为自身文明的一部分。汉朝也正是由于自身文明的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才得以席卷天下，建立起帝国的。

自长安往西，到达甘肃河西走廊后，历史画卷与眼前的绵延祁连、千里戈壁交相辉映，金戈铁马之声，犹依稀可闻，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吸引着我们继续往前走。

于是，便到了昔日之西域、今日之新疆。其实古代之西域范围远大于现在的新疆。辽阔的大地之上，我们看到了这些矗立着的、高大的身影。

在美丽的巴里坤草原和巴里坤湖畔之上，我们看到了东汉时期窦固、窦宪两位将军的身影。东汉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域有“三通三绝”，窦固、窦宪正是一通西域、再通西域的关键人物，汉明帝时期，窦固在巴里坤，击败匈奴，拉开了东汉重新治理西域的序幕。汉和帝时期，窦宪领兵，在西域等地彻底击败了匈奴。窦固与窦宪，这两位永败匈奴的将军，今天人们了解得并不多，因此有必要拉近历史的焦距，让他们的身影离我们更近一些。

在喀什疏勒县，我们看到了西汉著名外交家张骞的身影。张骞是通西域的第一人，也是丝绸之路最早的开拓者。今天喀什疏勒建有张骞公园，内有张骞纪念馆。我们曾去陕西城固县张骞故里拜谒过张骞墓，这次在新疆见到这座张骞纪念馆，感觉完整地经历了一段历史，有了一番完满的感受。

在喀什市区，我们看到了东汉班超的身影。自跟随窦固出征西域以来，班超在西域活动斗争了三十多年，为西域内附于东汉，立下了盖世之功。班超之所以能在西域艰苦卓绝斗争几十年，来自于他对祖国的坚定信仰，晚年时，他深感自己体力精力不济，担心无法胜任在西域的工作，为了西域的长治久安，同时他又深深怀念着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因此他上书朝廷，请求回去，哪怕不回到长安、洛阳，只是进到玉门关内也行。笔者读班超这封上书，被深深感动。最终，朝廷准许了班超的请求，班超回中原后不久就去世了，葬于洛阳，其墓位于今洛阳孟津县朝阳镇张阳村西北的麦田之中。新疆人民并没有忘记班超，班超在西域斗争的主要根据地盘橐城，至今遗迹犹存，当地政府正以此为基础，修建班超纪念公园。

我们还看到了汉代烽燧的身影，在新疆库车，我们参观的克孜尔尕哈烽燧，是至今保存比较完好的汉代烽燧。所谓烽燧，夜里点火为烽，白天放烟为燧，烽火狼烟一起，警报一路传递下去，从西域直达长安城，它作为汉代的警报系统，是长城体系向西的延伸。

在新疆，我们看到的还有很多，比如西域各国的遗迹，又比如丰富的资源、今天为祖国的伟大复兴正在奋斗的人们，这些奋斗者，他们是张骞、班超精神的继承者，为祖国的安定统一，奉献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