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杨的主动示好被视作“小军阀”自保，“投机的成分很多”
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党”反共之时，杨虎城作为冯玉祥部队中的“小军阀”，其本人还是比较同情中共的，甚至在反共声势高涨的情况下也并没有跟随蒋介石“清党”。据1927 年冬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太和杨虎城军现状时说：“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都欢迎。”
然而，由于中共在“清党”中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对所有的军阀都持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对杨也不例外。
1927年11月22日，中共河南省委明确认定杨虎城“主观上认识革命的理论，坚决地实行加入工农的队伍而革命的成分是很少的。杨军官佐少数革命和反革命外，大多数都是浑浑噩噩。杨军系款项和民团凑合而成，内部非常复杂，各自成一系，每一小部分中地域观念很盛”。
192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给皖北特委的指示信更是明确称杨为“小军阀”，指出“皖北现在高（桂滋）、杨（虎城）、方（振武）、柏（文蔚）一班小军阀杂色军队统治之下，他们利益冲突，是明争暗斗的”。
基于这种判断，192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委：皖北“如果有款项领袖因偶然的投机而倾向我们，我们的工作应该一面通过他们的线索到群众中去宣传，一方面公开叫他们怎么干，如果有真无条件的执行我们吩咐的，经过了相当的时期亦可以介绍入党。杨虎城的问题便应照此一办法应付，暂时不要入党”。杨虎城入党的问题就此被搁置了。
至于考验杨虎城的问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河南省委派于基“赴太和调查实际状况，于可能时向杨提出如下条件：
1.不附南京；2.赞成土地革命的武力；3. 淘汰一切犹疑和反动的分子，甚至铲除之……杨如能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即须坚决的执行：1.毫不客气的淘汰甚至杀死一切反派；……4.即开始土地革命的工作，杀豪绅官吏，没收土地分给贫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组织农协和农军，一切乡村政权归农协， 组织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
可以说，从杨虎城当时的处境来看，这些条件无疑是极为苛刻的。
然而，即便是杨虎城做到了这些，也并不意味着中共就真的信任他了，因为河南省委还提出：“在杨军中做工作的同志，多没有按照党的政策去做，如没有发展下层组织和当地工农运动等等……我们要很正确地认识，杨军即使能担任上列的任务，也决不是土地革命的主力，只是一个助手，最重要的主力，是全体农民起来暴动。”
1928～1935年，中共认为在杨虎城军队中的“唯一责任”，“仍应是破坏他们的力量”
在对杨虎城的示好持不信任态度的同时，基于“军阀皆反动”的判断，加上认为“杨虎臣（即杨虎城）勾结蒋介石将要清党，非常明显”。
192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军委在处理杨虎城等部队的工作问题时，应该“在此军队中的唯一责任，仍应是破坏他们的力量……决不要因为师长、旅长、团长中有了我们几个同志或者某军长某师长等倾向我们，便梦想我们可掌握这些部队随意欲为。或更幻想为我们的力量来巩固这些部队，以便掩护工农运动甚至发动工农运动，这都是机会主义的见解”。现在的任务“是时时准备一连一连，一排一排或个人拿起武器，到工农群众中去，帮助工农暴动”。
这样，1928年4月8日，皖北特委策动刘集起义，但很快遭到失败。但中共并没有放弃努力，之后针对杨部的暴动、兵变不断，计有舞阳暴动、靖远兵变、两当兵变、蒿店兵变、耀县起义等，以至到1936 年杨与中共代表谈判时明确提出希望中共“不要煽动他的部队哗变”。这些兵变和暴动无疑加深了中共和杨虎城之间的矛盾。
杨虎城“对中共当时政策接受不了”，转投蒋介石，中共号召“推翻杨虎城军阀统治”
随着入党被拒和不断发生的兵变、暴动，杨虎城对中共的表现很是失望， 杨自己回忆说：“1927 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一个长时间我对共产党虽没有失望，但对中共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
因此，当1928年秋中共派人游说杨虎城反蒋并希望杨带领部队靠拢苏区时，杨虎城权衡利害得失，便决定与中共保持距离了。（转引自《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此后，杨虎城先后依附冯玉祥和蒋介石，充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重要职务，成为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大员。
（杨虎城将军照）
这一阶段中共对杨虎城的基本判断始终没变，认为其在政治上是与中共对立的“小军阀”，在局部问题上与中共时有合作与妥协，带有很大的投机成分。
《陕西省军委报告》也指出，“杨虎臣对于革命本来是动摇不定的，当其困于太和无出路时，便想与我们接近，但土地革命的艰巨工作，他决然不能胜任，所以一经蒋介石派人拉拢、挑拨，感觉枪械没有出路，遂公开的向我们声明，要到南京去……（杨）普遍的在军中清党”。
《中共陕西省委为双十节告陕西民众书》（1931年10月10日）也曾宣传说：“去年国民党军阀杨虎城入关后，一切情形和冯玉祥时代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营业税、特种税、土地登记税、民团费、清乡费，各种压榨搜刮、摊派剥削、逮捕监禁，都是照旧。”
中共陕西省委视杨为反动军阀、刽子手，因此号召“暴动起来，推翻杨虎城军阀统治”，命令在杨虎城部队中工作的中共党员不断对杨部进行“瓦解兵变”，对于那些不愿意执行命令的党员就给他们扣上“叛徒”“托派”的帽子。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冲突，比如杨虎城入主陕西后决定兴修水利，召回了陕西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另外还从德国重金聘请了两位水利专家，但是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杜衡却派人刺杀了两个德国专家，并且宣扬这是反帝行动。
1933年，杜衡还固执地放火烧掉了具有千年历史的香山寺，说这是反封建。这些举动造成了不好的舆论影响，也对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西北岁月》剧照）
杨虎城虽与中共龃龉不断，但仍不愿与中共正面冲突，因此其在主政陕西时对中共仍是照顾有加。比如，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搞土地革命，杨通过杜斌丞资助刘部枪支和金钱。刘志丹在邻县被捕时，杨命南汉宸把刘接到西安秘密释放。
由于杨的保护，中共在杨部的组织一直秘密存在并迅速发展。如张汉民任团长的警卫团，1934年全团有中共党员200多人。
1935年成立的绥署特务第二团有中共党员近300名。国民党特务宋志先曾说：“江西是共产党集中的地方，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 这也可以看出杨对中共的确不错。
西安事变前后，杨虎城也未获得延安的彻底信任
1935年，杨虎城对中共态度冷淡，毛判断“杨怕蒋特甚，一时当难建立积极关系”。1935年，随着中央红军长征北上陕西，中共殷切希望与坐镇陕西的杨虎城部改善关系，以便自己在陕西立足。
同时，毛泽东分析认为杨虎城所辖“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南京。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有反蒋抗日思想。这支非蒋嫡系部队，受蒋排斥。蒋把他们驱上反共战场，是想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他们与蒋的矛盾不可调和”。
因而，联合杨虎城共同反蒋还是很可能的，为此中共采取了两大措施。
一是停止暴动。1935年2月，中共中央局派汪锋由上海回陕时指示说：在杨虎城部的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义，要留待将来红军进攻大城市时再行动。那时，搞里应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
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代表红军与十七路军谈判，指示说：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
1936年9月，周恩来指示汪锋：“抗日要联合多数。凡是同我党素有来往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就不在其中搞起义、搞兵变、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团结的工作……对杨虎城的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队伍合到阎（揆要）团来，我们绝不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队伍拉出来扩大红军。”而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动仅剩三个月。
二是利用杨虎城与蒋介石、张学良的矛盾瓦解他们的关系。毛泽东、彭德怀于1935年12月5日致信杨虎城说：
“张学良卖国成性……乃闻阁下之孙、冯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鄙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 张汉民之覆撤。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四十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炎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靖绥主任、地方权力，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发表演说的场景）
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密友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诫杨虎城说，陕甘地方势力，如果不跟红军合作，则必然完全受蒋、张控制，以致尽失容身之所：
“蒋、张势力布满陕甘，杨虎臣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形不可言论。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臣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历史图存之根本之计。日本军力现已发动平津，控制之后，转瞬即及山陕。蒋虽让出陕甘地方政权于张学良，但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的控制陕甘。张学良主力入陕，一面固为对付红军，一面实欲对付虎臣先生。臣榻之侧，势浃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划， 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臣先生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宝珊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闻先生与之有旧，能为先容，曷胜祷企。”
然而，杨虎城此时对中共虽然多有照顾，但对中共的这些示好举动却并不感兴趣。1935年底，毛泽东派汪锋去见杨虎城，杨似乎有意不与中共中央发生任何关系，表现得非常冷淡。1936年4月中旬， 毛泽东又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杨虎城，杨竟推诿不见。这些都使中共领导人对杨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毛泽东断定：“杨虎城怕蒋特甚，一时当难与我们建立积极关系。”
据中共特使王世英后来回忆说：实际上，杨虎城封存有两大疑虑：一是“害怕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还“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发觉而迟缓。杨胆子很小”。二是“因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与十七路军曾订有互不侵犯协议，红军片面毁约，杨恐共产党不能遵守信义”。杨虎城的态度与当时一批试图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的地方军阀相似，他们一方面到处给自己留下后路，愿意与中共保持接触，另一方面又不愿同中共明确合作反蒋的关系。
因此王世英评价说，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己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
杨虎城对中共的这种冷漠态度在1936年6月发生了改变，因为此时杨因发现部下几个团长被蒋收买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因而“表示极迫切与我方联合及求助”。
但中共方面显然已经对杨虎城产生了怀疑，一直负责十七路军交通线，对十七路军情况十分了解的梁明德明确认为，“对杨不要估计过高”。即使是这次杨主动找红军，看上去也“还不是十分需要，不过作一种不要断的声势”。
果不其然，在之后几个月的接触中，杨虎城与中共都若即若离，双方几经接触，秘密协定也成就了几个，具体落实的其实只有停战与交通两项，而交通还不能运货，只能过人。正因为如此，中共内部对联合杨虎城的结果多不乐观。
1936年7月30日，谢华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第一次报告中说：“上海中央派我到西北来发动西北抗日工作。在这半年当中，与十七路军谈判很多，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讨论……他们态度还好，但缺乏勇气，不敢发动。……我们现在还是耐心地进行讨论的工作，我们认为不到绝望的时候决不放弃这种谈判。”
杨虎城这种犹疑不定的态度让毛泽东很恼火，因此他在1936年8月亲自写信给杨虎城，要求其表明态度：
“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无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然而，杨虎城的态度并没有多少改变，直到1936年9月两广事变平息后，杨虎城担心蒋介石腾出手来对自己和十七路军不利， 害怕蒋调集大军夺取整个陕西的实际控制权，自己地盘全失，因而“甚觉形势急迫”。
蒋介石的压力终于促使杨决意与中共合作，他在9月上旬向中共代表提议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反蒋。中共代表叶剑英、刘鼎随后特别就杨虎城态度的突然激进电告中共中央说：“西安空气大有变动，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前此所谓落后分子已大有变动。”
这里所说的“前此所谓落后分子”，指的就是杨虎城（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此后，双方终于开始积极合作。
（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
然而，尽管双方开始全力合作反蒋，并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但中共对杨是“军阀”的固有印象很难轻易消除，并且杨在之前的犹豫反复也让中共难以完全信任他。在这种情况下，在西安事变中，尽管中共视张、杨为友军，但始终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评价杨虎城：“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尽管中共和杨虎城都对对方颇有微词，但西安事变的确对后来中共在西北立足居功至伟，随着杨虎城出洋和1937年11月杨虎城回国后被蒋介石囚禁，此后中共与杨再无利益纠葛。
西安事变后中共在与国民党缠斗中屡屡提及释放张、杨的事情。比如1946年1月14日，周恩来明确提出：“放人（指张、杨）这件事立即可做。……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不念旧恶， 是中国人民的美德，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张、杨始终给予极高评价， 比如1956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道：“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
晚年毛泽东在读《唐书· 徐有功传》时还想到了杨虎城，他在批注中说：“岳飞、文天祥、曾靖、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可见其对杨氏评价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