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生笔耕不辍的琼瑶,以一篇处女作从上海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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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6日,上海《大公报》第9版“现代儿童”栏目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陈喆”的短文《可怜的小青》。
文章聚焦了一个10岁的穷苦人家女孩小青:因为父亲失业,连累她早早辍学,郁郁寡欢的她为此一病不起。为了救治小青,父母倾其所有,不惜举债求医。未能完全恢复健康的小青大病初愈,就不得不外出帮佣以补贴家用。在劳碌的工作中,她再次一病不起。这次父母再也无钱买药,最终小青早早夭亡。她的父母爱她,遇到的主人也喜欢她,似乎无人可以怪罪,可这个美丽、善良的生命却过早消逝。
一个这么好的孩子,“一点过错也没有,为什么会死呢?”光看文章的主题和立意,或许很难想到,发出这声“无语问苍天”的作者“陈喆”,自己当时的年龄也不过9岁。这是陈喆的处女作。
此后,这个关注人间疾苦、始终饱含感情的作者笔耕不辍,于60余载写作生涯中,创作出70余部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吸引了一代代读者,在华语文化圈产生深远影响。她后来使用的笔名更为人所知——琼瑶。
而在9岁的这次发表,琼瑶将自己的处女作永远留给了上海。
翻阅这一期“现代儿童”的“小读者作品特辑”,经历战火的那一代孩子们的心灵令人唏嘘。本该是最无忧无虑的儿童们的笔端,展现的本该是可爱的生活场景和与同伴相处的趣事,但除了《可怜的小青》,同一版面还同时刊出了《妈妈死了》《爸爸失业了》和《农夫苦》等作品。光看标题,便知都是对沉重社会现实的叩问。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琼瑶一代人所经历的现实。
琼瑶1938年生于成都,于战火纷飞中度过童年,父母带着孩子们从四川逃难到父亲老家湖南。当战火烧到衡阳时,躲在山洞里的一家人被一个日本兵发现。日本兵当着琼瑶父亲、爷爷以及孩子们的面,差点强行掳走琼瑶母亲。
在逃难路上,琼瑶目睹过路边的尸体,乘坐过拥塞了难民的车厢。而在他们的小家庭里,弟弟的失踪一度让父母绝望心碎,目睹母亲步入水中没顶的场景成为琼瑶挥之不去的梦魇。虽然最终全家死里逃生、侥幸团圆,但琼瑶坦承:“我的成长,一直是坎坷的;我的心灵,经常是破碎的。”
直到琼瑶的父亲陈致平被迁至四川宜宾郊区李庄古镇的同济大学“公共科”延聘为讲师,并在附中兼课,此后抗战结束,随校从李庄迁回上海后,琼瑶才度过了一段平安的日子: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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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始于1907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沪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初创时期校址在今凤阳路,后来校方在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南、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西购得12亩土地,建起校舍。学校将校舍外一条新辟筑的马路命名为宝隆路,即现在的陕西南路。
随着淞沪铁路建成并方便了江湾到上海市区的通行,同济大学选择在吴淞建校园,从1919年开始动工兴建。但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淞毁于兵燹,同济大学只能一路搬迁,先后辗转沪、浙、赣、桂、滇等地,1940年迁至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办学。
1943年6月5日,同济大学学生在禹王宫校本部听课(李约瑟拍摄)
1940年代,长江边上的李庄码头。《发现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曾是剧变年代的中国名片》,学人微信公众号
1946年迁回上海以后,因吴淞的校舍已毁,校方只得为师生另觅他处。
当时,为解决教师住房问题,陈致平一家入住学校租用的外滩礼查大楼(即浦江饭店,今中国证券博物馆)附楼金山大楼内。这里的部分房间被当作教师宿舍使用。
外滩礼查大楼(即浦江饭店,今中国证券博物馆),视觉中国
琼瑶记得:
“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上海生活水平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地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
琼瑶母亲出身大家,“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即陕西南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
父亲固守清贫和骄傲,对孩子们的教育一点不放松。琼瑶被送到上海第十六区国民小学,即如今的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就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被分配到三年级。”
虽然天资不错,且从小被母亲口授唐诗,阅读能力也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而且因为讲的是一口四川话,与说上海话的师生格格不入。敏感的琼瑶记住了,孩子也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地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
种种不适应,让初来乍到的琼瑶直呼“真是苦极了”。只有站在学校走廊上,观赏那些高年级学生的壁报时,她才觉得雀跃。她迷上了写作,并为《可怜的小青》的发表欢欣鼓舞。
一年后,琼瑶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会一个人逛书店,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和落日”。(《我的故事》,琼瑶著,作家出版社)
1949年,琼瑶一家迁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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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年,也是在上海,22岁的平鑫涛准备离沪赴台。
临行前,平鑫涛的母亲把二两黄金“密密地缝在我一件外衣的垫肩里,又细心地为我整理行装,含笑地说:‘等日子平静了,就可以回来啊。等事业有成了,可以接我们去啊。’”当时,平鑫涛觉得也许两三年,最多三五年,就可以回来。但没有想到这是永别。(《逆流而上》,平鑫涛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1927年,平鑫涛出生于江苏常熟,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迁居台北后,他在台湾肥料公司任职,1954年创办《皇冠》杂志和皇冠出版社。
青年时在上海大量阅读的经历,或许是平鑫涛决意投身出版行业的一个动因。在自述中他提到:
“中日战争后期,我在上海读高中,正进入所谓的‘吞咽期’,疯狂地吞咽着大量的文学书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从《万象》和《西风》等杂志上读到了许多张爱玲的作品。时光荏苒,辗转流离,我到台湾办起了《皇冠》。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那时,张爱玲已旅居美国。《怨女》很快出版,彼此合作愉快,从此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
平鑫涛提到的《万象》,其背后还有一个人——他的堂伯平襟亚。
《万象》,上海图书馆藏
平襟亚,一署襟霞阁主,1915年到上海,靠写作为生,以小说《中国恶讼师》一鸣惊人,成为小说家。1927年,在山东路创办中央书店,出版《人海新潮》《名家书简》《书法大成》,后兼律师。
1941年,平襟亚创办《万象》杂志,由陈涤夷、柯灵先后主编,辑《万象十日刊》,风行一时。上海沦陷后,书店被查抄,人被宪兵逮捕,关禁数十天,课罚巨款,一蹶不振。1949年后,平襟亚进入上海市文史馆,并为上海评弹团编剧,作品有《人海潮》《人海新潮》《人心大变》《上海大观园》等。
1950年,上海召开首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代表共531人,其中文学界94人中,赫然就有平襟亚的名字。1951年,上海市戏曲界春节戏曲创作竞赛评奖中,平襟亚一人以评弹作品《三上轿》《弃暗投明》《翟万里》三部作品,同时获得一二三等奖,功力可见一斑。
作家唐吉慧曾读到平襟亚的一封信,并由此提到平襟亚在年事已高时,“每逢星期天下午和郑逸梅、陆澹安等一起在襄阳公园里……郑逸梅爱带着新搜来的名人信札给大家看,若瓢和尚常常泡了茶拿在手里,不喝不坐不和人说话,挤在几个下棋的边上呆呆瞧半天”。1980年8月5日,平襟亚病逝于上海。
8年后的1988年4月,琼瑶在离开故土39年以后第一次从台湾抵北京,展开了为期40天的大陆之行。翌年,《我的故事》在《解放日报》开启连载。此后,平鑫涛、琼瑶夫妻俩多次到访大陆,见证两岸文学交流的许多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