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作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派遣大批干部奔赴东北。1945年10月,王铮奉命同郭峰、高扬等7人从太行根据地出发,于11月到东北局报到。刚到时,住在沈阳郊区的马三家子,后随东北局到本溪。

当时东北局集中了来自各根据地的200多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成立了战地工作团,王铮被任命为副团长。后因形势变化,王铮先到安东工作,后由安东省委派赴通化,任中共安东省委委员、通化地委书记。



王铮

1946年2月,东北局根据形势变化,决定成立通化省分委,他被任命为通化省分委副书记。此间,他协助省分委书记吴溉之领导通化军民粉碎了通化敌特武装暴乱。

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热辽军区李运昌所部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于1945年9月6日占领沈阳。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从秦皇岛登陆进占山海关,企图占领全东北。鉴于国民党的兵力在东北的优势,中央决定从沈阳等大城市撤退,到农村去开辟根据地。通化地处斗争前沿,形势异常尖锐复杂。



通化曾是伪“通化省”省会,日伪统治达14年,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抗战胜利时,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云集通化达1.6万余人。不甘心失败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与汉奸国民党特务相勾结,阴谋发动武装暴乱。



1946年2月2日,正是大年三十,王铮在省分委机关值班,支队司令员刘西元急忙赶来,向他报告一个重要情况:原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孙耕晓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相勾结,从沈阳密派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携款来通化,收拢日军残部和通化周围的零散土匪,计划在2月3日发动暴乱,妄图消灭共产党在通化的党政机关,成立中日联合政府。

我军是如何提前知道暴乱的情报呢?其实历史就是一系列偶然的事件组成的。1946年2月2日,辽东军区后勤部兵工部供给股股长兼警卫连连长沈殿铠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亲戚,这个亲戚恰巧就是日军通化暴乱指挥部财务处长刘敬儒,他是沈殿铠的二姨姑父,当时日军暴乱苦于没有武器,而沈殿铠负责警戒的军校仓库里有800多条枪支,刘敬儒就想策反沈殿铠得到这批枪支,于是就拉到他家喝酒,酒后委婉的透露了暴乱的信息,并试图策反沈殿铠。



沈殿铠虽然加入我军才几个月,但在大义面前没有丝毫的含糊,他将计就计打入敌人内部,了解到敌将暴动的消息后,立即向军械部长吴云清报告了详情,就这样我军提前一天知道了暴乱的详情,为平定暴乱赢得了时间。沈殿铠也成为平定通化暴乱的第一功臣。

当时叛军主力以通化市内3000多关东军为主,在通化支队内还有400多名内应;外围则以日军残余部队和国民党地方武装为主,总人数达5万余人。

而当时我军主力分散在山区剿匪,通化城内兵力只有两个团的人民自卫军,两个连的朝鲜义勇军和军政机关、军事院校的部分干部战士,总计500人左右。



王铮立即向省分委书记吴溉之作了汇报,迅速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会议果断决定:

一、立即逮捕首要分子;
二、迅速肃清内奸;
三、紧急调动部队,军事指挥由支队司令员刘西元负责;
四、武装干部和工人自卫队,进入战斗状态,坚决保卫通化。

会后,部队连夜行动,抓获了11名匪首和10余名暴乱分子。省分委领导吴溉之、王铮、刘西元等连夜进行审讯,弄清了敌人的暴动计划。敌人的暴动时间是2月3日凌晨4点,进攻的主要目标是省分委附近的通化支队司令部。



省分委机关干部紧急动员起来,由副书记王铮、组织部长张益民率领120多名男女干部守卫省分委机关,每人发一支手枪。在敌众我寡、激战将临的情况下,王铮指挥若定,身先士卒。他令人抬来了两箱手榴弹放在二楼上,他和爱人刘军(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带两个警卫员守住楼门口,居高临下打击来犯之敌。有的同志劝王铮到支队司令部去,那里有武装人员保卫被他谢绝。大家看到王书记与他们并肩战斗,人人勇气倍增。



凌晨4时,全市突然停电,电灯三明三灭,枪声大作,敌人的暴动开始,市公安局一度被敌占领。专署大楼战斗最为激烈,省分委领导命令必须守住大楼。激战中,驻二道江的我军部队回调增援,敌终于不支。

由于我军提前准备,在短短两个小时就打败十倍于我敌人的进攻,取得歼敌5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机枪5挺、步枪500余支、手枪100余支的辉煌战果。但是在红十字医院,153名我军战士却惨死在了400名日本女护士手中,令人发指。

天亮时,省分委领导指示用大喇叭喊话,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清理战场时,市区百姓自发拿起棍棒、锹镐搜捕残敌千余人。

在省分委书记吴溉之、副书记王铮、专员蒋亚泉、支队司令员刘西元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在全市军民的有力打击下,经过一场生死搏斗,这场反革命暴乱被镇压下去了。



“参加反革命暴动的头目,经我公安局审判后,被人民政府处决,30名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3月9日,《解放日报》头版用通栏大标题刊登了题为《辽宁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勾结敌寇举行通化大暴动,人民武装予以镇压,两小时悉数扑灭》的新华社电文。

通化暴乱的果断镇压,震慑了当时国民党搜罗的各类土匪武装的士气,彻底扑灭了日军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日后日军俘虏再也不敢发动如此大规模暴乱。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日军战俘暴乱成功与国民党相互勾结进攻我军,而当时我东北民主联军刚刚进入东北,立足未稳。如郭东满南满被国民党和日本人占据,我军也就丧失了基本的根据地,日后扭转整个东北战局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更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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