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勇
来源：《涵变：清末民初的国家建构与现代困境
（1895-1917）》
各方面的变量都在促动中国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
中国资本家阶级的坚持终于打动了摄政王。1910年秋，国会请愿团策动第三次请愿活动，动员了国内外各种力量向朝廷施压。有请愿者拔刀剖腹以明心迹，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几乎都有类似活动，一些省区的督抚也被请愿运动感染，联名上书朝廷建议立即组织内阁，召开国会，尽快步入宪政门槛。
立宪党人和各省政治领导人的呼吁引起了朝廷的警觉。1910年11月4日，摄政王宣布将原定为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大致确定于宣统五年（1913）召集国会。
摄政王的答应显然是草率的，由此打开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潘多拉魔盒。江浙等经济发达、政治变革比较稳健地区的立宪党人尊重朝廷的稳健风格，但更多的请愿团体则不理解朝廷，反而认为朝廷的让步是胆怯，主张乘胜追击，逼迫清廷加快变革，要求速开国会，不必再等三年。激进主义在政治变革关键时刻总是容易赢得人们的追慕，但其结果并不必然美好，中外同理，古今如是。
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时，朝野认为九年预备立宪是一个稳妥的判断，九年走完日本二十多年走过的路，走完英国、法国走了几百年的路，这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现在因为外交危机加大，加快立宪进程，实际上就把步履打乱了，欲速则不达，提前了几年，结果引起此后百余年的动荡。
根据调整后的日程，清廷于1911年5月8日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理想。责任内阁成立，军机处不废而废；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以及各部部长，均不再强调满汉身份，也不再设置满大臣、汉大臣，每部一大臣，满汉蒙回诸族一视同仁，量才而用。这个原则当然不错，然而落实到具体名单则出了问题。庆亲王奕劻出任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梁敦彦、盛宣怀等十人分任各部尚书。这是巨大进步，不仅优化了行政机构，而且不再以族群身份为用人标准。然而，清廷想不到的是，细心的观察家发现，十三个阁僚中，竟有九个皇族或满洲贵族。很显然，如此人事安排，似乎还不如改革前的满汉均分，一比一。这是后来引发争议并最终导致清帝国退出实体统治的原因之一。
导致清帝国结束的第二个原因是新内阁精心准备的新政策“铁路干线国有化”方案。
中国的铁路建设在早期被人为耽搁，至甲午战后，方才因开放外国资本进入各通商口岸而开始铁路建设。不到十年，基本路网大致完成。如此快速的建设主要就是利用外国资本，基本上与民族资本无缘。
1903年，民族资本看到了铁路带来的巨大利润，因而要求朝廷向民间开放路权。朝廷于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但是不久，发现民族资本的进入让铁路建设出现标准不统一、融资不规范的问题，不仅有经济风险，而且弄不好会有巨大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事实上，清帝国的终结就从这项举措开始。
为防范风险，清政府进行了审慎的研究，于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成立第二天，郑重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化”新政策。这个政策一开始引起巨大震荡，稍后经过更细致的政策解读、疏导，大部分省份接受了这个安排。但是到了四川，却遇到巨大障碍，并最终将铁路干线国有化演变为压死清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川的情形太特殊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出川的路确实不那么容易修建，高山峻岭，长江大河，技术难度不用说了，而经济上，出川的路仅仅凭借四川人的融资显然也是杯水车薪。川汉铁路总公司在铁路建设大干快上的氛围中也融了一大笔资金，只是这笔资金修路显然不够，于是拿去保值增值炒股票去了。
但当时的国际市场并不稳定，川汉铁路公司保值增值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相反，待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公布，川汉铁路在股票市场损失惨重，无法接受清廷国有化的要求，于是发动“保路运动”，将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解读成国进民退，与民争利。于是有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事件，于是有湖北新军入川，于是有武昌空虚，于是湖北新军乘虚起事，引发我们通常所说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
武昌新军的政治诉求极为简单，就是稍后黎元洪在与袁世凯代表的谈判中所期待的，清廷重回宪政改革路径。然而这一点对于清廷主政者来说似乎又太难了，于是僵持不下。直至十四省宣布独立，清廷仍然不愿让步。于是，清帝国过去十年集中国力财力训练的中央军实在看不下去了，滦洲兵谏，终于冲开了一个缺口，宣统小皇帝下诏罪己，摄政王载沣退回藩邸，清代政治掀开新的一页。
重臣袁世凯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后不久就退出政治，回籍养疴。武昌起义后，即受命出山，收拾残局。稍后，接替庆亲王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全面负责与南方诸省义军的交涉，答应各省义军和滦洲兵谏中央军的要求，重回宪政轨道。清政府于是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然而稍后的南北谈判并不顺利，清廷内部的满洲贵族强硬派并不愿意如此轻易丢掉两百多年所享有的特权，重回宪政轨道，于是南方革命党和立宪派联合组建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推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逼清廷让步。
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加入，让问题的性质悄然改变：重回君宪改革路径、构建一个全新的美国式共和国家，成为两个并重的政治选择。
我们知道，十年前清帝国刚刚开始新政时，梁启超就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路径选择：君主专制必须改革，美国式的共和则不可取，中国的唯一前途在于君主立宪。这个选择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十年中国人的基本共识。现在，清帝国内部反对宪政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多，于是在君主专制还是共和的选择上，留给中国人的空间实在不多了。
而且，由于列强在武昌起义发生即宣布局外中立，至此几个月过去了，列强在华利益因为中立而受损，他们似乎也有了不满的意思。1912年1月20日，南方革命党、立宪党人策划了一个清帝退位的方案，给出了一个极为丰厚的退位优待条件，立宪党人、袁世凯这些老臣不愿太亏待旧主之孤儿寡母。但这个优待条件实在也害了清帝国。隆裕太后面对满洲贵族“战则不行和则不肯”的现实，依然选择接受这个优待条件，不是没有原因的。
各方面的变量都在促动中国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1月2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发布声明，赞成清帝退位，甚至有为退位协议背书的意思。1月26日，段祺瑞和那些新军将领四十七人联名通电，呼吁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从根本上化解持续几个月的政治危机。
在各方面压力的促动下，清廷在2月2日御前会议上决定退位。一个两百多年的帝国以和平的方式退出中国政治。这是中国历史的荣光，是中国的“光荣革命”。
本文节选自《涵变》一书之“导论：回望1895—1917”。注释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