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穷途末路的最后时光里，做了一件照亮后世青少年前路的事

1933年7月国民党最高法院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并将他押解到南京执行。从此陈独秀置身囹圄，开始了生命最后历程中的又一段没有阳光的岁月。

然而，就是在那段黑暗的时光里，陈独秀却做了一件点亮后代青少年前路的事。可以说，没有陈独秀的研究，中国上世纪的扫盲工作将更加艰难。

陈独秀是南京老虎桥监狱建立以来最大的政治犯。国民党当局为了减轻舆论的压力，对这位颇受举国上下媒体及民众关注的焦点人物实行“特殊”待遇。

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是，陈独秀的牢房里有两个大书架，上面的书籍摆得很满，经、史、子、集样样都有，酷似一间研究室。陈独秀终于要研究学问了。

1933年10月13日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说：“……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有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尽管从他所读的书籍中仍能让人隐隐看到他那份对政治的留恋之情，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兴趣放到了对文字学的研究上。

对于中国的文字研究，陈独秀一直有着独到的见解。有人称他为“天真的‘小学家’”。早在三年前他就写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因政治与经济原因而不能出版，但他坚信自己的这一研究成果，对于现今乃至以后的中国文字研究能够起到“引龙出水”的作用，并认为“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

在狱中，常来照顾陈独秀的濮德治，看到他沉醉于枯燥的字书中时，总有二种探寻这类书痴的冲动。有一天，濮德治使问陈独秀道： “你对研究文字学如此沉迷，它究竟有何用处呢？”

陈独秀笑着说：“你不知道，用处可大了，中国过去的小学家，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我已搞了多年，发现前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谬误，我有责任把它们纠正过来，给文字学以科学的面貌。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作科学的讨论。”

濮德治从青年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写别字也是文字渐变的一种。陈独秀说：“是的。大家一致写的别字，就应该承认它。总之创造新字也好，写读别字也好，都要渐进，不能由你自做仓颉，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种文字来。须知中国文字并不是仓颉创造出来的，而是古代人民的社会创造。”

此时的陈独秀俨然一个教书的老学究，咬文嚼字，意兴盎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立身于囹圄之中，他努力从那些枯燥的文字中寻求自尊。

在狱中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著述计划：《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但是这些计划由于提前获释出狱而永远定格成计划了，其中除了《道家概论》只写有《老于孝略》一文，和《孔子与儒家》写有《孔子与中国》一文外，不是未成书，便是没有留下文字，使很多有见地的观点未行于世。《我的回忆录》也仅有后来写而未竟的《实庵自传》。

然而，陈独秀在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研究却收获不少。文字学方面，有学术短论《干支为字母说》，有逐个解析汉字的文字学《实庵字说》，还有一部是《识字初阶》，研究汉字的规律，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

这是他倾注了很多热情，用心推究而成的书，也是一部多灾多难的书。在狱中，他完成了初稿。出狱后，将书名更改为《小学识字教本》，交国民党教育部出版；以作为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籍，并预支了稿费5000元。

但在江津，或许是陈独秀的名气和与他往来的人的富庶，吊起了窃贼的胃口，他们断定洗劫这位老人定有惊人的收获。虽说贫家不惧盗劫，十多件的衣服与被褥的丢失陈独秀并不可惜，他痛心的是他所写的《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书稿的被窃，这对已经贫病交加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偿还预支稿费的债务，他必须带着病体，凭着记忆重写此书。然而终因身体等原因，此书未能全部出版，成为学界的一件憾事。

总之，从陈独秀对文学和音韵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他那种敢于怀疑权威、敢于挑战传统的无畏精神，也更能看出他在治学上的严谨，他的传世的关于文字和音韵的论著，已经足以点亮后世青少年的前路了！

1937年8月，南京老虎桥监狱也成了被日机累累命中的目标。一日一道光亮，一声巨响，陈独秀被埋在了废墟中……狱所被炸，所有囚犯的安全已荡然无存。因祸得福，他得到了自由。1937年8月23日他被减刑释放。

当陈独秀从炮火四起的南京走出监狱时，他和最后的伴侣潘兰珍饱含辛酸的漂泊之舟就起锚了。从此他们相濡以沫，在南京、四川等地颠沛流离。

在常人眼里，此时的陈独秀已是穷途末路，无可依归了，然而，视政治为生命、视国家与民族之前途为前途的他又开始为战争而忙碌起来了。他著书演讲，似乎每一根神经都在为抗战而紧绷着。在此过程中，他努力使自己站在各党派之外。然而，斗争的旋涡却一次又一次地要将他卷进去。

陈独秀无意与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发生联系，但张国焘通过周佛海，于1938年4月27日约陈独秀在周家见面。这次武汉会面使三位中共最早的参与者在政途的沧桑上不觉有了共同的感慨。

交谈中，张国焘知道陈独秀对先前的政治经历愤恨未消，就说出了自己组织新党的打算，并希望得到陈独秀的支持与合作，以共图大业。然而，陈独秀对此非常冷淡，一口回绝了张国焘的拉拢。

与此同时，在中共五大上曾与陈独秀、瞿秋白等组成九人政治局的谭平山出现在陈独秀的面前。谭离党后，担任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委员。他找到陈独秀要求共同组织第三党，陈独秀也已无意于此，他不愿在乱中加乱，只主张“抗战救国”。于是也断然拒绝。

1938年年底，陈其昌从上海出发绕道香港前往四川江津造访。陈其昌带来了托洛茨基邀请他赴美的建议。窘迫中的陈独秀对于托洛茨基的关心和热情深为感动，然而权衡的结果，却还是婉言拒绝了邀请。在他看来，除了自己有病和母亲在侧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于国难之日，去国而奔，就未尝不成了危难之中的“全躯保妻子”者。

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的鹤山坪，陈独秀贫寒交迫，重病缠身，身边只有潘兰珍还能给他带来一些安慰。在这门可罗雀的凄清里，他想起了每一位真诚的旧友与依然往来的朋友，希望他们仍能欢聚在身边，因为他真正感到了生命的孤单。

5月12日中午约12时，他又像往常一样，用水泡制蚕豆花茶水，饮用半小杯后，忽觉一阵腹痛，并伴有腹胀与呕吐。潘兰珍请来的医生马上为其诊治。

待症状有所控制后，潘兰珍对医生介绍说：“入冬以来，他的病情严重，除了胃痛常常不能自持外，血压也一直在210上下徘徊。这种蚕豆花泡茶水的偏方是一位医生介绍的，据说喝了可治高血压。”

医生听后，在陈独秀尚未用完的蚕豆花中，发现有部分已经发了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成黑色，味道也不正。又经询问方知，陈独秀这次所泡服的蚕豆花采摘时曾遇雨，晾晒了好几天才干，想必是因霉变而产生了毒素。

医生走后，潘兰珍守候一边，端汤送药，不敢远离，而在内心她却深深自责，埋怨自己照顾不细心。潘兰珍的自怨自艾让陈独秀更觉不安。看着眼前这位已伴随自己走过十多年人生历程的女性，这位小自己29岁的末路知音，陈独秀禁不住一阵心酸。

随后的几天里，他一直躺在床上。力不从心的无奈让他意识到，自己已是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了。他强打精神写了一张便条，喘息着让潘兰珍去找人寄往江津，他想叫儿子陈松年和好友何之瑜、邓仲纯来，另外，还想让何之瑜联系在重庆为他治过病的周纶、曾定天两位医师。

5月18日清晨，何之瑜、陈松年与邓仲纯等人都来到鹤山坪时，陈独秀的病况正在急剧恶化，时间已不能再拖延了。潘兰珍决定亲自去重庆为老先生请医。

潘兰珍寻到了两位医师，但是医师们深知，陈独秀病到这种程度，已是无挽救之计了。潘兰珍带着两位医生所赠药品，回到了江津鹤山坪。见她只身一人回来，卧病床笫的陈独秀感到一阵失望。

5月22日，陈独秀在日趋衰减的气息里接连三次昏迷，每次都被强心剂从死亡的边沿拉扯过来。

25日上午，他欲给潘兰珍留下嘱托，于是屋子里只剩下这老夫少妻二人。他很抱歉不能为她留下可资生存的家用，现有的银行存款还是教育部对编写《小学识字教本》一书预付的稿酬，平时未动分文，看来，也只能作为自己丧葬的费用了；而能给她的只有几个瓷碗和一些衣服！在这相视的凄然里，互相托付的是灵魂的嘱告！

又是一天多水米未进了。陈独秀感觉到，体力的衰竭已明显的作用到思维的空间里了。他艰难地示意潘兰珍再靠近些，然后用极其微弱的语气说：“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潘兰珍流着泪伏靠在老先生的身边深深地点着头，抽泣着。

5月27日，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已没有了先前的那般效验。陈独秀沉沉地昏睡着，周身能动的，只有微微的气息和凌乱的心跳。当重庆来的包惠僧气喘吁吁地站在了陈独秀的病房前时，他的老友早在上午9点钟就已没了知觉！只见潘兰珍一只手托着他的头，另一只手拉着他的手，轻轻地而又不乏激动地说：“老先生，你醒醒，包先生来看你了！”

她轻轻地拨开了老先生的眼皮，将他的老友送进他的感觉里。只见陈独秀的眼珠滚动了一下。似有所觉，几滴眼泪滚落了下来。

眼皮又重重地合上了。或许是了却了又一桩心愿，他释然地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