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1701—1754），清代文学家，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移居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吴敬梓出身缙绅世家，幼年聪颖，善于记诵。他早年生活豪纵，初入学为生员，后屡困科场，又家业衰落，经历了世态炎凉之苦。晚年研究经学，穷困以终。1754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十九），吴敬梓在扬州病逝。吴敬梓所著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鲁迅对《儒林外史》有很高的评价：“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今天是吴敬梓先生逝世270周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儒林外史》“导读”中，本书注者、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原会长李汉秋教授，认为吴敬梓的伟大在于，他是以小说形象对社会文化进行反思和探索的佼佼者，“是与他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潮同步的伟大文学家”。
《儒林外史》（语文课推荐阅读丛书）
[清] 吴敬梓 著 李汉秋 叶楚炎 注
程朱理学是宋以后儒学发展史上一个主要流派，自有其历史地位，但后期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它奉为官方统治思想，把“理”抬到高于“仁”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把封建统治秩序、行为规范当作“天理”，用来禁锢、压制，甚至扼杀人的感性自然欲求；并且要人们把这种“天理”当作自我完成的主动欲求，主动强制灭绝正常人的正常感情，以完全适应封建秩序。这种偏颇被扭曲利用，就产生了严重的弊端。《儒林外史》里生活在“程朱阙里”徽州的王玉辉就是中了这种弊端的毒而演出怂恿女儿殉夫的悲剧。
明中叶后，中华大地兴起了早期启蒙思潮，从王（阳明）学左派（以泰州学派为主）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以及稍后的颜（元）李（塨）学派等等汇聚成的时代进步思潮，推涌着吴敬梓。
[明] 蔡世新《阳明先生小像》
以人为本，在明清时代首先就要冲破互为表里的理学弊端和八股科举的禁锢。吴敬梓在称扬虞博士等奉行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化俗的实践的同时，不仅能批判王德、王仁那种假纲常以行污的伪道学，高翰林那种对儒学的不“当真”、不真信；更难能可贵的是，吴敬梓还能够洞察并批判理学流弊的祸害。
王玉辉在谬赞女儿殉夫后，父女常情之良知苏醒，精神痉挛，伤心不已，凸显了良知与理学弊端的冲突。吴敬梓指摘的锋芒是透过王玉辉个人指向理学流弊。当朱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举业的标准答案的时候，他和小说中的杜少卿都写了一部《诗说》，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陋”，敢自觉提出不同于朱子的见解，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这同早期启蒙思潮，尤其泰州学派是同调的。
“个性解放思想最突出地体现在泰州学派和李贽的身上……其特立独行的言行举止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精神的形象标志。”（《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这种“新精神的形象标志”突出表现为“奇”“狂”和“豪”。冲破庸常显现出“奇”，逆袭羁络表现为“狂”，“奇”中有“狂”，“狂”则显“奇”，沛然有豪杰之气。吴敬梓把《儒林外史》假托在明代，他对中晚明士风是情有独钟的。
从泰州学派到李贽，越来越具有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此学派影响所及的一些人物常有“狂”的特征，构成了明清时代具有早期启蒙特征的“狂人”谱系。原已承继魏晋风度之“狂”的吴敬梓，又沾溉了他们的“狂”劲，塑造了以他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和“市井四奇人”等形象。
吴敬梓像
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真风流，继承发展了魏晋风度，鄙弃琐屑的世务，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真性情。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小说第三十二回卧本评语称“少卿之狂”，以“狂”字概括他的特质。他宣称自己“麇鹿之性，草野惯了”，想方设法（包括装病）辞掉“爵禄之縻”，摆脱了功名富贵的羁络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简直可以视为杜少卿要求个性解放的宣言。他在纵心肆志、任真率性的魏晋风度表现形态里，吹进明清时代人文思潮的新鲜气息，反映了以人为本的追求、个体人格的觉醒。沈琼枝不甘为妾，逃到南京，自谋生计，庄非熊说她“奇”，武书也说她“奇”，都心存猜疑不解。杜少卿也称她“希奇”，却认为“可敬的极了”，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不畏权势、不可亵玩的“豪侠”精神。她也钦佩杜少卿“是个豪杰”。真是“惺惺惜惺惺”，表现了奇人之间精神的投契。
泰州学派比魏晋名士更接近平民百姓，也折射出市民阶层的某些意识和诉求。难能可贵的是，吴敬梓也把探索的视野拓展到市井，他发现“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市井四奇人，裁缝荆元和季遐年、王太、盖宽，他们都和沈琼枝、王冕一样，以自食其力为根基，在傲视富贵者、维护平民人格尊严中显现狂性。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五四”时期，鲁迅还把标志新文学诞生的重要作品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冲击封建积习的突出特征。吴敬梓确是与他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潮同步的伟大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