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红军中央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长征达到遵义后我军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用“三个主义”批判博古，确立了领导地位。第五次反“围剿”因何失败？毛主席又是如何批判博古的？我们来翻开那段泛黄的历史画卷一探究竟。
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
蒋介石与汪精卫背叛革命
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均以破裂告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上下弥漫着白色恐怖，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了失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进行运动，掀起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一年内全国罢工超过180次，最主要的两次分别是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前者取得了巨大胜利，后者却因为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二七惨案”震惊中外。中国共产党从惨案中认识到，想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要有强大的同盟。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共产党想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首先的合作对象就是国民党。原本共产党提出的设想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倡议实施“党内合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一致赞同。
中国共产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立场，认为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共产党，在共产党保持政治、思想、组织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期间，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认了共产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原则，“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得以形成，国共第一次合作由此建立。
国共两党能够建立合作与新“三民主义”有很大关系，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强调的内容与此时共产党的政纲基本上一致，这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会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有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等等，国民党转变成了由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组成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共两党合作后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共产党帮助国民党组建了许多省、市地方党部，推动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为革命军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两次东征和南征使得广东革命根据地被统一、巩固，长期沉积的北方革命运动也得到了发展。可是就在大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却公然叛变了革命。
1927年3月下旬，白崇禧率军进入上海占据有利地形，蒋介石随后也来了上海，4月初约白崇禧、李宗仁等10人密谋反共，决定以暴力手段“清党”，随后又与汪精卫商量发动政变。在这种危急关头，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和汪精卫仍抱有幻想，陈独秀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为蒋介石辟谣，致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即将发生的政变缺乏准备。
1927年4月11日晚，蒋介石发布“清党”密令，12日凌晨，蒋介石收买青帮冒充工人对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又借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3日上午，上海10万工人参加群众大会，会后整队进行游行，行至宝山路遭到国民党军队攻击，死者百余人，伤者无数。“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大捕杀害共产党人，破坏革命力量，仅仅3天时间就有300多人失去了生命，500多人被抓走，5000多人不下落不明。
蒋介石和汪精卫公然叛变，致使中国的大革命由高潮转入了失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也以失败告终。从客观方面来看，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太过强大，从主观方面来看是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面对复杂的环境缺乏政治经验，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次失败给了中国共产党深刻的经验教训，我党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坚实同盟，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必须建立起党和人民掌握的革命军队。
第五次反“围剿”
错误的政策导致红军反“围剿”失败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新军阀因夺权而爆发的中原大战胜出，马上就把目光放到了共产党身上，调集1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围剿”，妄图一举消灭革命力量。黑云压城城欲摧，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较量，采取“诱敌深入”和“中间突破”的策略逐渐向苏区中部转移。
国民党军队兵力充足，武器装备又先进，丝毫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于12月6日向苏区的中心地带发动进攻，12月29日敌军十八师两个旅深入龙岗，落入了我军的包围圈中。30日，等候已久的红军扑向龙岗将敌军围而歼之，其他的国民党军队见势不妙开始收缩，红军乘胜追击，5天内接连打了2个胜仗，歼敌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蒋介石把共产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日不拔除一日难以安眠，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谋划了第二次、第三次......1933年初，日寇的铁蹄正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践踏，百姓惨遭蹂躏，民族危亡于旦夕之间，然而蒋介石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铁了心要消灭共产党及红军队伍，亲自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的夏秋之际，蒋介石向美、英、德等西方国借款购置了大批军火，并聘请军事专家训练国民党部队，又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着手定制“围剿”计划。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100万人 的兵力，其中50万用来进攻中央苏区，此时的中央苏区范围已经扩大到了30多个县，红军主力扩大到10万人左右，地方部队以及群众武装也有一定的发展。即便如此，国民党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又采取了堡垒主义新战略，红军若想抗住这次“围剿”也存在不少困难。
在这种危急时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人却排斥、拒绝红军从前几次反“围剿”中总结出的作战经验，坚持实施“左”倾政策，并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试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对抗国民党军队，守卫苏区每一寸土地。“围剿”前夕，苏区军民不仅没有做反“围剿”的准备，中央军反而还在对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国民党军队实施进攻，红一方面军的主力没有休整、补充就在9月下旬仓促迎战国民党军队。
按照计划，我军会先消灭逼近黎川的国民党军队，再在抚河与敌会战，然而9月28日国民党军队即占领黎川，中革军委为了将其收复，命令东方军一部阻止黎川之敌南进，主力则负责进攻硝石、黎川，中央军攻击牵制南城、南丰地区的敌军，保障东方军收复黎川。10月9日东方军进攻硝石，国民党军队利用堡垒据守，东方军苦战数日仍无法拿下，伤亡惨重，也没达成阻止南城敌军的目的。
10月13日，国民党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军不得不撤出战斗；17日蒋介石命令军队继续实施堡垒战略，稳扎稳打地向苏中革命根据地推进；在国民党军队防守坚如铁壁的情况下，中革军委依然让红一方面军主力实施强攻，结果就是久攻不下敌军堡垒反而自身伤亡严重。
到了11月下旬，红军已经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两个月的苦战，不仅没有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还使得自身遭受了重大损失，被迫向苏区内转移，完全陷入了被动之中。进攻受挫之后，博古等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转而采取消极防御，要求红军处处设防、抵御，以求制止蒋介石的“围剿”。
就在这时，红军突然有了一个打破“围剿”的良机，11月20日驻福建省的国民党19路军发动反蒋介石政变，蒋介石惊慌之下从“围剿”大军中抽调11个师前去镇压，毛泽东提议红军趁此机会将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实施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重地。中共临时中央绝了毛泽东的提议，坚持关起门来自己打，没有和国民党19路军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仍然让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的堡垒阵地。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之中本来就不占优势，博古等人还一次次下达错误命令，坚持“左”倾政策，连送到眼前的机会都白白放过了，蒋介石处理完叛乱加紧对苏中革命区发起进攻，以实现“围剿”红军的目的。红军反“围剿”一年之久，尽管在博古等人的带领下屡次失利，但仍然坚持斗争，给予了国民党军队大量杀伤。
眼看着中央苏区大部分都已经丧失，为了保存革命队伍，红军被迫进行了长征，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踏上了漫漫征程，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一首壮丽无比的史诗。
遵义会议
毛主席用“三个主义”批判博古
1935年1月初，红军在长征途中达到了遵义，于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 楼房的二楼召开了一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为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慷慨陈词，以“三个主义”痛斥博古，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说博古有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冒险主义，博古下了死命令攻打赣州，想的是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者数省的首先胜利，实际上却好比两个拳师比武，我方率先就使出了全力，不仅没有打中敌人要害，反而被敌人打倒在地。
第二个错误是保守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却不管实际情况死守广昌，敌人采用堡垒阵地战，我军就跟着打堡垒阵地战，结果挡不住敌人飞机大炮，自己伤亡严重。我军和敌军用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不是龙王和龙王斗法，而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怎么比得过人家？
第三个错误是逃跑主义，打了败仗不分析失败的原因，而是惊慌失措仓促突围，直想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搞出了一场最可笑的逃跑。撤退的时候还分不清主次，把什么东西都带上了，连苏区的结婚证存根都没落下，就差没把马桶带上。
毛泽东同志说这些话时痛心疾首，“当时我在湘江边上，看着战士们倒进江中，鲜血染红了江水，我的心也在流血！为什么湘江之战会失败呢？因为我们队伍中一些人拒绝红军从血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过于轻视国民党的力量，对国民党采用的新战术视若无睹，结果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他们自称是马列主义者，却恰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情况下紧急召开的，但它却解决了党内最迫切的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结语
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共产党，更挽救了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红军终于有了走向胜利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