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田闻一的烙印、情愫与画面‖谢天开

田闻一的烙印、情愫与画

谢天开

一、风波,“七杀碑”

这座从废墟中找出来的“圣御碑”,落款为大顺二年(1645)五月五日,是一块质地坚硬的赤褐色的产自雅安芦山的花岗石。高约七尺、宽约三尺、厚约八寸。正面镌刻有两个大大的“圣谕”二字,是隶书体,字体沉雄苍劲。

下面镌刻的一排钢叉大字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显然出自张献忠手笔无疑。在“圣谕”二字的两边,饰刻着龙纹。

历史记忆的深潭,忽然间为一部小说中一块碑石溅浪。

自2002年5月起始,巴蜀盆地内外的报刊、网络,民间与学界“七杀碑”与张献忠评说,时而潮涌,时而绵绵,至今不绝。

点击百度、Google就会立马蹦出:七杀碑的来龙去脉、张献忠屠蜀三百六十周年纪念(附相关文章)、成都历史上有三次大屠杀,万万不可忘等等。

作者不仅有普通网民,蜀中著名诗人、学者流沙河,还有资深作家、高级编辑伍松乔也如是说。

对于“七杀碑”尽管学界对此说法纷纷,但田闻一对此深信不疑。可以印证张献忠生性嗜血的另一块石碑现存广汉市房湖公园里,是块红砂石的圣谕碑上写道:“天有万物予人,人无一物予天,鬼神自明,自思自量”,反映了张献忠的世界观、人生观有问题。碑的背后,是当年与之长期对峙的残明大将杨展率兵从嘉定(乐山)一直追到汉州(广汉)时,在圣谕碑后写下的“万人坟记”,记录了当初张献忠率军过汉州时的屠城惨状,之后被抹平。

田闻一坚持说:如果“圣谕碑”仅有警策意味,那么,张献忠的七杀碑,则是他大肆杀人的理论根据。

圣谕碑,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攻克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所立,碑额刻“圣谕”二字。碑文:“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神鬼明明,自思自量。”此碑已被收入《中国历史名胜大词典》一书(图源:微新广汉)

二、事件,新津笔架山祖坟被挖

家族祖上发生的挖祖坟断脉的事件,是一朵从残缺的家族记忆里奋力开出的花,不,是田闻一私人记忆之树永远携带的疤。

这是近乎传奇的家族事件。

田氏原本为北方陈姓的分支。春秋时,从中原现今河南一带奔去山东齐国的陈氏一支改姓田,后来到了田完、田常父子时,田氏崛起;田完、田常父子先后任齐国的宰相、天子,史称田氏代齐。后来田氏一脉主要一分为三,主要聚居地为山东、北京一带和陕西、河南一带。

田闻一的祖上,发迹于清咸丰年间,因族谱已毁,究竟祖上何时入川,来自何方,现无准确定论。只知是明末清初从洪雅移至新津,而四川历史上有五次大的移民,洪雅田氏一脉又是何时何地移民,现需考证。不过,肯定为北方移民。迁居新津距县城只有八里吴店子的田闻一祖上,虽在清咸丰年间发迹,但寻根究底,发家的祖上名叫田贵,乡村私塾教师,虽穷,但想来人品是不错的,不然邻村李姓族长不会将女儿许给田贵为妻。

田贵亡后,葬于新津岷江支流雁河畔,是李家送的地。以后田贵墓地渐渐隆起,成了一个山字形的搁笔的形状,从此田氏后人渐渐地发了。出了好些文武大官,从省官到京官巨卿,灿若星辰;这山在新津被称为笔架山。

新津既有成都平原上的富庶,一马平川,星罗棋布的良田、烟村人家,也有成都平原上少见的峭拔神奇。九条河流从中穿过,再派生出若干条涓涓细流,给天上飞的,地里长的,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以四时不竭的乳汁般的滋润浇灌。特别是,从出成都不远处的双流县境内隆起的牧马山,像一条在成都平原上腾起的青龙,一直走到号称“走遍天下渡,难过新津渡”的傍岷江一侧的旧县──五津镇止,而五津隔三条大河,与万瓦鳞鳞的县城相望。县城隔波光如镜的南河,又与对面的宝资山、老君山相望。在金瓶似青葱的宝资山上,矗立着一座玲珑剔透红柱绿瓦的六角亭,从六角亭上朝下俯瞰,江风浩荡。三江汇合处,更是形成一派汪洋,这就是古诗中“烽烟望五津”处了。既有川西平原富庶清新,又有虎踞龙盘的山水。当然,新津的风水自有它的神秘之处。

田家大发而特发之时,李氏却渐衰微,田家不理睬李氏族人,这就让李氏族人心中愤愤不平。李氏族长带一帮人到县衙门击鼓鸣冤,登堂的县大老爷名叫宋灏,是个鬼才,精通风水。

听说李氏族人要告田家为富不仁,县长宋灏浩吓着了,说,人家田家的官从省里当到京城,别说我这个七品芝麻小官搬不动田家,就是你们告到省里去,也没有用。

那么咋办呢?李氏族人不依,田家是从田贵发起的,而田贵的下葬地笔架山,是我们李家的,这块风水宝地,田家该还我们李家。

这个,简单,既然是你们李家的地,挖了就是,打啥子官司?!

宋灏的话让李氏族长醍醐灌顶,这就在一个晚上纠集了一些族人,荷锄拿锹,轰拥到雁河将笔架山挖得稀烂。果然应验,笔架山一倒,田氏一脉就像倒山一样倒了,垮了。一个晨光熹微的早晨,宋灏青衣小帽,带一个随从,来到已经挖了的笔架山,反复勘探后,拂须长叹,“田家从此以后掌不到印把子(意即不能掌权),但田氏文脉却挖之不断,他们的文脉长存。”

以后,田氏家族的走向,及宋灏一家的命运,似乎真是得到了印证。

宋灏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新津遍寻风水宝地,最终寻到一块最佳风水宝地。一直跟着他出外做官的小妾死后,他将小妾秘而不宣地埋葬在他精心选出来的宝地中。以后,这位远道从海南来新津做官的他的后人,在民国时期大发而特发。

新津田家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历史上受皇帝册封的匾阁及有相当等级人家才能树的石杆,在门前交相辉映。他的爷爷是清末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他父亲辈四兄弟,也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大伯父田香圃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地下工作;事迹是上了新津县志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华西大学中文系。12岁离家的父亲,以后历经坎坷,现在尚健在。田闻一的母亲家更是出身名门,书香世家。也许这些潜移默化的因子,个人心理的预先确立,注定了他以后的写作生涯。这正如田闻一自己所说:写作是我的生活我的命运。

写作也是一种相聚的方式。

文脉不断,文脉绵绵。一份暗示的家族荣光,一份前定的个人艰辛。

对于田闻一来说,这样的几近传说的家族史上的记忆疤痕,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暗喻,继而成为一项终生必须肩负的使命,最后又化为一种深深潜藏的意识之下的不可遏制的狂热的写作冲动,一朵时时绽放的人生花朵。

并且,这种冲动时时爆发,相当猛然;田闻一也为这种冲动时时而病,相当深沉。

欲割不能,欲罢不休。一部小说将完,另一部已在酝酿之中。酒香四溢的前头,是沉默不语泥土深厚藏聚天灵气百年老窖,高浓度的原酒。这老窖便是书香的世家,这原酒便是蒙养的家学。

《赵尔丰──雪域将星梦》,不算此前的酝酿,前后写了三年,其间因写得辛苦而大病一场。

这是写作的代价。

当他写完30万字的《张献忠──大西皇帝梦》后,朋友问下部写什么?田闻一借句四川人的俏皮话答: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他说:当然也有写作的火光在脑海中闪烁,但我得让这些火光在脑海中砰砰地燃烧起来,燃成冲天大火,才能写作下一部。

文学创作,这就是田闻一今生今世亲证自然、社会与人的相聚方式:写作的高峰体验,人格升华的最重要的路径。

《赵尔丰·雪域将星梦》田闻一著 2024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才子,一碗成都赖汤圆的惬意

田闻一的爷爷田宝书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军事,与他一起留学日本却大不如他的大邑县刘禹九回国后,却做了军长,成都督军。田宝书只做了一个很短时期的成都警察局长。在对社会极端失望之际,满腹经纶的他挂冠而去,回新津乡下,过着悠然见南山式的田园生活。之后,刘禹九专门派人抬起八抬大轿去请田宝书出山,田宝书却大不屑坚持不出。此人之禀性,似乎也应了田家的人没有武脉的命。

近代,大邑县出了“三军(长)九旅(长)十八团(长)、营长连长数不完”,刘禹九当为最先出山的一个军长。

家族的遗传,除了生理特征遗传外,在心理文化遗传上,田闻一秉承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是他的外公。

外公陈月舫,清末民初的四川蓬安才子,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田闻一曾有一篇朦胧乡情的散文《蓬安才子与成都赖汤圆》,其中有画面感十分凸显的文字,专门回放了当年外公来成都赶考,等候留学日本名额发榜消息的历史镜头:

那日,忧心如焚的外公早早起床,出了鸡毛小店,顶着寒雾,借着微茫的光线,沿着两边都是破旧房舍,狭长得犹如一条鸭肠子似的小街向前走去。就在快要走出窄巷时,远方,雾海中有一盏灯笼,灯笼上有个“赖”字。很快就看清了,这是一个年轻妇女在卖汤圆。行头是一副担子,一头挑着碗之类的家什,一头是炉子。炉火熊熊,舔着一口荥经砂锅,老远就闻到了在开水中沸腾跳跃的糯米汤散发出的甜香味。

民国初年有个值得研究的人才现象,那时的四川的人才似乎是一窝一窝的出,相当集中。比如郭沫若所在石室中学,就出了世界级的大生物学家,又称通才的周太玄,还有音乐学家王光祈、文学家李劼人、大数学家魏时征等;当然还有郭沫若。这些人物,都是世界级的人物。而无独有偶。当时与他外公一起,后来留学的表兄陈抱一;同是顺庆中学,后来因为成为军阀而名闻巴蜀的杨森、王瓒绪等都与他外公是同班同学。

外公留日后来后,做过自贡自流井盐务总官,在王缵绪主政时,更是受聘出任过省政府秘书长,成都春熙路就是他起的名。外公是一介标准的清流文人,后来因厌恶官场急流勇退,在人生的大半时期专心做学问。新中国成立后是四川第一届省文史馆馆员,“文化大革命”前去世。外公是著名书法家,作品被收入《国民以来著名书法家作品集》中。

外公还曾与齐白石有过很深的交往,20世纪40年代抗战期间,齐白石来蓉就住在成都东马棚街外公家,有两三个月。临走时,赠了一轴画,上有九十九只虾。一直保留至“文化大革命”前,被一个怕事的家里人烧掉了,当时外公大病卧床,无可奈何。

杜甫草堂好些诗配画的挂匾,都是外公的笔墨,“文化大革命”时被刮掉了名字,至今都没有恢复。

刚毅不阿,清廉不污──外公这类中国旧式士大夫文人形象,时显时隐在田闻一的小说中。

外公的表兄陈抱一,做过民国的四川财政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与朱德有相当友情的他,得到朱老总的保护,可惜信来迟了。下午朱总司令的信就到,不愿受辱的他上午跳进了冰冷的嘉陵江中。

田闻一的舅舅陈懋鲲,邓锡侯的幕僚亲信秘书,新中国成立前夕追随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龙兴寺起义。

父系与母系两大家族复杂的血缘、地缘关系,跌宕突变的历史社会风云,让田闻一对清末与民国的历史掌故、传说多有所闻与感受深切。这对他的历史小说的创作掌控能力的形成──擅长驾驭众多历史人物关系、矛盾大冲突、命运大逆转,重要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着直接与间接的影响。

这就是所谓“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道理。比如他创作的《成都巷战》,为多家出版社看中,最后交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就对民国时期大邑县为什么一连串出了三个军长、九个师长和十八个旅长作了很精彩的地缘描述。古人道“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宋濂),本来四川是多山多水多才子,平原大坝出文人,而偏偏大邑出行武,原因是那里地处盆地边缘,山高林深水流急,有西岭雪山,故人多强悍。

四、窈窕,女性之美

女性的美丽与善良,大胆和浪漫形象,为田闻一笔下的亮丽风景。

无论是《赵尔丰──雪域将星梦》里的“蛮丫头”──赵尔丰从康巴地区带回成都的藏族姑娘卓玛;或是在书中昙花一现的尹昌衡一见钟情的绝色少妇;《张献忠──大西皇帝梦》里的柳娘娘;《八千里路云追月──尹昌衡都督传奇》中与小凤仙齐名的青楼女子良玉楼……都是那么妩媚,楚楚动人,泼辣刚烈,有牺牲精神,深掳人心。

在谈到历史小说创作经验时,田闻一在再版的《赵尔丰──雪域将星梦》后记中说:写作之初,我感到我与赵尔丰这个人物之间有距离,不仅有时间距离,也有心理距离。当赵尔丰被推上断头台时,我的父亲都还没有出生。而最终让我与他心心相通的,从而引起我创作冲动的媒介,是中间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一些细节──这就是我从小听来很感动,不知不觉深埋于心的一个“蛮丫头”──赵尔丰从康巴地区带回成都的藏族姑娘卓玛。在赵尔丰生命最后时期,在风流倜傥、雄才大略,年仅27岁就被推上四川省军政府都高位的尹昌衡的军事压迫、政治攻势下,赵尔丰从康区精选出来,带在身边的三千百战精兵,在他病入膏肓、走投无路之时,跑得一个不剩,只有侠肝义胆、美丽飒爽的藏族姑娘卓玛伴随始终,最终以命相搏,香消玉殒……

正是这样的充满人性之善之美的女性和她们的细节,“砰”的一声点燃了自己的创作火花,沟通了古今人物之间的隔膜,而让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

这是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幻想性的补偿,同时取悦于自己与读者。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东方古典情爱审美价值取向。

在他的笔下,女性多为真善美的象征。古典女性优雅与爱心,散发着圣洁的光辉,为田闻一童年少年时的幻影,那一个残缺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的渴慕。

实际上,这是他多蹇的童年时期潜意识里需要而无法得到的慰藉,灰暗的少年时期一抹暖色。

五、暗痛,烽烟望五津

蓝风筝,少年的梦永远会破碎地挂在树梢,在风里哭泣。田闻一被烙在心上的痛。

不可理喻的是:家庭的厄运,竟从滑稽开始。

毕业于著名的教会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的父亲,开始在旧四川建设厅做科员,生活平稳,波澜不惊。1949年7月,他竟不听家里人劝阻,死活硬去巫溪县当税捐处处长。结果做了国民政府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末代处长,三个月一百天。1949年12月成都解放,父亲命中注定,成分官僚──旧王朝的最后殉葬品,一个自己赶水上趟的小官僚。此后的社会政治人生,被注定坎坎坷坷。

为了家中生计,后来父亲去了山西运城师专教书,对于少年的田闻一来说,长期在外地的父亲形象完全是生活在印象中的。田闻一对父亲的印象,是他月月给家中寄钱和不时寄些他发表的游记散文类作品。那时,能发表作品的人不多,被许多人顶礼膜拜。虚荣心鞭挞着我向印象中的当中文系教授的父亲学习、看齐。母亲带着儿女们回了老家新津。出身名门的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了革命,后来一直在新津从事教育工作,当过多任校长,多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相当有名。

历史的玩笑,家庭的暗夜。在浩劫风暴不停搅杀的年代,一天夜晚,田闻一母亲悄悄地抹着泪,在浑浊灯光下读她丈夫从运城的来信:作为1957年的滑脱右派,父亲终于在1960年被定性为正式右派。原因为毕业于美国人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资本主义的气息。

历史也有惊人相似,在那个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同时发烧。似乎有所关联,若干年后,人们才知晓,那时候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也在折腾麦卡锡主义。

后来,父亲被开除公职,回到成都,说出了一个更为骇人的事情:与自己一起被打成右派的共三名,那两个都是从北师大出来的,因生性太烈,不忍屈辱,竟然相约爬上运城炼钢厂几十米高的烟囱,纵身跳进冒着火星的黑洞里,悲辞人世间了。

太刚烈了!听得人毛骨悚然。

这样刚烈的、宁折不弯做真男子汉的脊梁形象,让做了历史小说家的田闻一,在自己的作品里是时常地闪现的,每遭血光之时,便有人不惧刀刃,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血花飞溅!如《赵尔丰──雪域将星梦》中的苗人起义首领彭家兄弟之死,俱是山风呼啸,溅起多朵玫瑰似的血花,把天地都染红了。

同为那个时期的悲情故事。每当田闻一沉浸在回忆中时,魂灵就无法安宁。

在新津读书时,遇上了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指路人──最喜爱的语文陈老师,挚爱文学,而因学师范的缘故,没当作家,转而精心呵护9岁就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诗歌的学生田闻一。不断地赠书与自己,又共同勉励,陈老师竟与作为学生的田闻一拉手指勾,看谁先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在那个时代,文学的大小殿堂,对于一个钟情于文学的少年来说,是多么的神圣,而自己语文老师又如此看重自己,这是多么大的鼓舞,何等的助力与激励啊!

在那个年头,能够暗地妖娆自己文学之梦,浇灌自己的文学之花,欢呼自己的文学之虹,对一个少年是多么美好的憧憬,多么纯净的企盼。

亦师亦友,四目相对;四掌相击,人间情愫。

陈老师,目光炯炯,神完气足。省级游泳健将,形体健壮。然,终生未婚。性格幽默,有点嗜酒,在全民生活困难实行配给制时期,人家问酒够喝否?他答:三两尚不够,何况二两?!讥笑对讪笑,陈老师太遭人忌恨了。

陈老师在浩劫之时的一年旧历五月端午前,粽子都没有吃,就投了新津南河自尽。临行前,担心淹不死,又怕牵累别人,便以绳用牙齿牵咬缚自己捆手臂并留下二寸纸条:“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只与一根绳子有关。”

长歌当哭的黑色幽默,玩笑死亡的黑色做派。

陈老师去了,一位刚烈的文士纵身投入了日夜滔滔的岷江,这让人想起了屈原,竹林七贤中的嵇康。

而诋毁他的人还说他死有余辜,到美国总统肯尼迪那里报到去了。

击水中流,畅想人生。是每年夏秋陈老师与自己下南河游泳的固定节目。而自那年始,田闻一从此再也不肯在那里下水了。有气象记录,那年的夏季为百年溽热之最。傍晚血红滚烫的太阳,将南河染得通红崭新。同龄的小伙伴们,在水里扑腾,浪花飞溅。而少年田闻一突然变得深沉,他一口气跑上宝资山上那座六角亭,一动不动将自己站定成一尊雕像。想着他的陈老师,满脸泪花,心头低唱苏俄歌曲《三套车》:冰雪覆盖在伏尔加河上……

烽烟五津,山水苍茫,新津的三座山峦涌动悲屈呐喊,新津的三条江水滔滔无语铅凝。

陈老师的故事,在田闻一童年少年时的白日噩梦系列中,是最为惨烈的尖叫。那个年头噩梦与现实交织,常醒来时,手脚发麻,虚汗淋漓,衣衫尽湿。

若干年后,虽说已有专门文字凭吊,却永远无法消除田闻一少年心底的巨创。恐怖的情结,对这种情结的解读,只要我们细品他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情节、细节、物体、景观,就能找出与之相对应的无意识的血茄痕迹。

这样的情结将会无休无止地纠缠田闻一和他作品中的人物。

变形、隐喻、象征、拉伸、压缩……田闻一在自己的小说人物的系列塑造中,奋力地鞭笞人世间的假丑恶。

六、画面,呈现让主题隐没

人性、人情及人的命运,为历史小说的存在世界。

文学即人学。田闻一笃信的创作箴言。

设置《张献忠──大西皇帝梦》的情节时,有两个看似对立、黑白分明的章节:第十八章:偶尔露峥嵘,西王本色是将军;第二十四章:焚烧成都,败走川北。

前者,叙张献忠骁勇在新津大败残明总兵杨展,尽显英雄本色。

后者,却借引用李劼人先生的《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有关文字作为对张献忠的定评,末段为:

成都经张献忠这一干,所有建筑,无论宫苑、林园、寺观、祠宇、池馆、民居,的确是焚完毁尽。但是也有剩余的:一、蜀王宫墙和端礼门的三个门洞,以及门洞外面上半截砌的龙纹凤篆的琉璃砖;二、横跨在金河上的三道石栏桥……总而言之,自成都市以来,虽曾几经兴亡,几经兵火,即如元兵之残毒,也未能像张献忠这样破坏得一干二净!

对于张献忠的人物形象塑造,田闻一并没有政治的解读,即没有套用农民起义英雄的政治模式,也没有流于道学史家的陈词,而是依照自己的理解,从人性角度下笔,剖析一个心理上存在严重缺陷的农民造反领袖的喜怒哀乐,一个文化上教育残缺而智商极高者的诡诈与犯傻,一个封建社会流寇极权主义的嗜血者的任性恐怖,并将其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中:乱世风云,江山变幻;狼烟鼙鼓,豪雄并起。

田闻一说农民起义现象本身是一个平衡打破后寻求新的平衡的过程,所以有功有过,张献忠也不例外。我对张不文过饰非,而是把他当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写,一个人生观世界观有问题的人来写。张献忠是个能征善战、性格表面上豪爽,其实很诡异的人物。

写《张》是想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在田闻一看来,张入川这场浩劫不仅中国历史上罕见,就是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张献忠进入成都时,成都是40万人,唐宋以来就是全国五大繁华都市之一,有“温柔富贵之乡”称誉,从马可·波罗的日记中也可看出成都的繁华。然而,张献忠撤出成都时,将成都一火而焚之,残杀数十万生灵。张献忠之后,整个四川有史可查的仅有几万人,成了虎狼出没之地,省会也迁往阆中……因此才有清康熙之年开始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

然而,张献忠毕竟是农民起义者,在田闻一笔下,有时不免些迟疑不决的无意识笔触。这才有第十八章:“偶尔露峥嵘,西王本色是将军”──如此的情节设置,应验了精神分析批评的哈姆雷特及心理学上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

这是一个烙印,深深地留在田闻一那一代的心底。这也是一种东方社会情感的内分裂,东方政治的弑父情结。

当然,作为文化历史作品,田闻一正是这样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从情欲的世界出发,还原历史场景,完成了文学形象的塑造。

无疑,这样的塑造打破了以往历史文学作品的政治的图解和历史的误码。同时,田闻一也体验了自己的无意识情结的又一次抒发与宣泄,这也是他的人生阅历的文学投射与亲证。

让文学性,通过溢满音响色彩气息的画面感凸出来,这是田闻一的追求与努力。

对于田闻一,开始的文学贮备除了唐诗宋词、中国的四大名著的滚瓜烂熟之外,他是极喜欢优秀的苏俄文学作品的。说起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他眼睛发亮地赞叹道:那画面描述有壮美!那是真正的史诗性作品!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天。

古城成都傍晚的景色很美。太阳下去了。月亮还没有起来。一朵由灰转黯的浮云低低地挂在红墙黄瓦的皇城城楼上。群鹤归巢了,朦朦胧胧中,只见那一群精灵跳起洁白的舞蹈。(《赵尔丰──雪域将星梦》)

这样气象宏大的描述,饱满情感的句子,意境高远深远的画面。在田闻一的小说中,可以说是随手可捡,俯拾即是。

在一阵时间,田闻一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这是作家客串批评家,被圈子内称为田闻一现象,其实这也是他的文学创作贮备的方法之一,学作结合,在分析研究中提高自己。

纪伯伦说过:理性常是诗歌的绊脚石。

这是指理性思维会干扰感性思维,也似乎为学者、批评家和作家的分野。

然而,田闻一更为听信纪伯伦的另一则隽永朝露般晶莹的话语:学者和诗人之间有一片绿地;倘若学者穿越它,他就会成为智者;倘若诗人穿越它,他就会成为先知。

对于优秀先进的理论,田闻一反复强调说自己是主张做实践实战实力派的。

至今,他尚珍爱的文艺理论著作是《金蔷薇》,一本苏俄的,可以当作优美散文阅读的文艺理论小册子。这是自己的文学指路人陈老师赠送的。

创作历史小说作品,是要谙熟历史的。田闻一在《张献忠──大西皇帝梦》后记中,专门感谢已逝的四川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和四川《文史杂志》的李殿元先生。

为了创作的准备,他专门细读了任先生长达60万字的专著《张献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他说:历史文学作品不好写。既要尽可能地收集翔实的资料,更要在这个基础上,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将人物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上,进行洞烛幽微的分析、透视,从而鲜活地展示出人物。既不能胡编乱造,搞戏说,又不能拘泥于史料。犹如戴着镣铐跳舞。

成都的竹枝词、陕北的信天游。田闻一说,作为历史小说家,还必须研究历史风俗文化,对地域的服饰、饮食、交通、民间文学与掌故……都应了如指掌。比如,他是成都市地方志学会会员、蓬安县司马相如研究会理事。

为了创作历史文学作品,行走四方,观察山川地貌,体验风土人情,与当地人做朋友并时时保持联系,也是田闻一的必修课,他的作业就是随时发表的游记随笔。

生涯有限,行者无疆;唐诗宋词,日落日出;文化自然,交替领悟。作为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所必备的超强的画面感、超强的想象力,不断地在这一过程中萌动,滋生。

作为擅长表现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关键时期的历史文学作品的小说家,田闻一,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面前,他是极为清楚的:对于历史事实是最重要的,而文学则揭示人性的本质真实。歌颂人性的真善美、鞭笞人性的假丑恶,为田闻一历史文学作品的最高主题。为了更好地塑造历史人物的本质真实形象,他的历史小说多是萌芽于残缺的历史与转型时期,选材于残缺的历史与转型时期,成就于残缺的历史与转型时期。如此的风云际会,矛盾纠葛,大逆折,大跌宕,才能更好地呈现宏阔的诗性画面,设置紧张情节激烈冲突,凹凸小说人物本质性格形象。

这是田闻一亲证历史之蕾,升华文学之花。

人性之光,在时间的流水上闪烁……

文学呈现画面,主题隐没,好的历史小说不会阅读完的,以文学还原历史,让读者接着评说。

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的常识面前,“七杀碑”风波,止于智者。

田闻一主要创作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