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2年12月某天，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内，毛主席正眉头紧锁。当看到部分干部的处理方式时，毛主席拍案而起，表示不能这么处理。
一旁一脸凝重的周总理抓住机会，回道：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主席听后连连点头道：“有道理，既然如此，那就交给你去落实吧。”
周总理立刻接下这个任务，着手准备，精心安排。经过仔细盘查，周恩来发现这些干部中有175名将军需要复出。秉持着“全面照顾所有老干部”的原则，周恩来几乎在整个过程中亲力亲为，但这175名将军的复出却一波三折，各大军区都不敢接收复出的将军...
局面一时变得十分尴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后又如何解决？
【周总理亲自打开突破口】
当时，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处理这些老干部们的复出以及安排的问题。
周总理知道，这些老干部想复出，恐怕得下点功夫。经过周密的思考，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批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原则，表示“开展工作要从上到下，从易到难”。
周总理认为，只要能落实上头干部们的复出工作，那下面的自然也就好说了。那些比较难的，不好安排的，就先往后放一放，等简单的都解决了，那些比较难处理的老干部们的复出工作，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同时，周总理按照职位的区别，将175名老干部划分给了相应的部门，由他们主要负责老干部们的复出工作。但有一点，最后的审查报告必须先送到政治局，经过讨论之后再做决定。
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还有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他也是这次老干部复出的主要负责人员。听到周总理的讲话之后，田维新立即抽调工作人员展开工作。
但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不知该从何处入手。
这次复出的干部们都曾是位高权重的将军，田维新为此十分发愁，尽管总理说了要从上到下，但这关键的着力点，田维新却不知道该放在谁身上。
一天，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田维新，突然接到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办公室工作人员让田维新赶紧去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周总理，田维新一听工作人员这语气，便知道总理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找他，于是急忙赶去了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见田维新一个人来了，便对他说：“我今天找你主要是想谈谈干部复出的事，你一个人听不太好，还是再找个人吧。”
田维新明白，周总理这么说是为了周全考虑，尤其现在刚刚开展干部复出问题，万事都要仔细，这也是总理关爱干部的表现。
田维新感动之余，立刻给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打电话让他过来。
而周总理之所以会找这两人，也是因为他二人政治背景干净，田维新原是二野将领，魏伯亭原是三野将领，他们这样的身份处理干部的复出问题不会有偏颇。
等魏伯亭到了之后，周总理才说出让他们来的目的：“我找你们两个，主要是想谈一谈关于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处理方式。”
陈再道曾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是第二政委，他二人的复出工作比较容易做，所以周总理便想以他二人为突破口，迂回展开工作。
周总理的这一决定，也为田维新解决了他一直苦恼的重大问题。有了周总理的指示，田维新和魏伯亭回到总局之后，便开始仔细地甄别调查，因为周总理再三强调需要给政治局打报告，所以做好准备工作之后，田维新就给政治局写了一份报告。
陈再道和钟汉华两位将军也因此成功复出。
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应该怎么妥善安置这两位将军。
【为将军安排新工作却处处碰壁】
陈再道原来的职位是武汉军区司令员，这可让田维新犯了老大难了。
如今陈再道再回武汉军区当司令员恐怕有些困难，田维新本来是打算给他安排到跟原职位等级相同的地方，但是纵观全国，每个地方的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有人在职，田维新又不敢轻易给陈再道将军安排别的职务，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周总理。
周总理思虑再三，便说先让陈再道将军委屈一下，给他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这样至少能有个落脚点。田维新本以为有了周总理的指示，这难题就能解决了，可没想到，就是副司令的职位，也同样不好搞。
田维新先是给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打了电话，告诉他想把陈再道安排给他做副司令，原以为这不是什么难事，但那位司令员却比田维新还犯难，委婉道：“陈将军以前是我的上级啊！”
这位司令员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但这已经算是拒绝了。田维新也能理解，毕竟曾经的上司变成自己的副手，那位司令员以后也不好开展工作，所以田维新就又去想别的办法。
但找了一圈发现别的地方更不好安排，无奈田维新只好又找上了之前的那位司令员，准备做做他的思想工作。但他才刚说几句，那位司令员便直接拒绝，说可千万别让陈将军去他那儿。
这下，田维新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能硬着头皮找其他大军区司令员。经过了一番折腾之后，田维新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总司令、中共福建省第一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坐镇东北战场，被多名国民党指挥官称作“旋风司令”，杜聿明在东北战败之后，更是直言韩先楚的“旋风部队”最难对付。
韩先楚一贯以“胆大包天”著称，在战场上甚至连彭德怀的命令都敢违抗，这次他也同样延续了他“大胆”的传统，直接接收了陈再道。
当时田维新刚一说陈再道的事，韩先楚就十分爽快地欢迎陈再道来福州，田维新喜不自胜，心想总算是能交差了。
陈再道到了福建之后，并没有因为自己曾经是一个上将和大军区司令，如今却要在曾经下级手下工作有任何怨言，而是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他不仅兢兢业业地完成工作，更是十分配合韩先楚的工作，没有因为身份的问题感到为难，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钟汉华复出后也被安置妥当，他先是被分配到广州军区担任副政委一职，1977年12月又担任了装甲兵政委、党委书记，生活也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着落。
【四上将齐聚福州】
干部复出道阻且长，若说谁最有感触，除了周总理，莫过于田维新了。
刚解决完陈再道和钟汉华两位干部的事情，紧跟着就又来了一个更大的难题——王建安上将也复出了。
王建安上将曾在抗战期间做出卓越贡献，之前是济南军区副司员，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将军，他的复出工作不难做，难做的是应该怎么给他安排工作。
王建安和陈再道的问题一样，甚至更加棘手，因为王建安的资历太老，老到甚至现在有不少大军区的司令员原来都是他的下属，所以田维新对于王建安的工作安排更是不敢轻易下定论，左思右想无果之后，只能再次求助周总理。
周总理此时心中已经有了定数，就让田维新再去找韩先楚谈一谈。
得了周总理令的田维新，马不停蹄地就给韩先楚打电话，韩先楚这回没底气那么爽快了，在电话里有些为难地说：“陈再道老将军已经在我这儿了，我有一个老干部就够了，要不你再找别的军区商量商量？”
田维新碰了一鼻子灰，但他没有轻易放弃，而是继续软磨硬泡道：“韩司令，虽然现在是我在和你商量，但是授意我来找你的可是周总理，再说你上次接收陈再道的时候，不是也挺开明的吗？难道你这开明还是有限的？”
韩先楚不为所动，他也不吃田维新的激将法，反正就坚决不肯松口收人。田维新知道再说下去没用，那总不能硬逼着韩先楚接收王建安吧，所以只好如实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
谁知道周总理还就是要把人硬放在韩先楚那儿，并说等到开会的时候，他会亲自去和韩先楚谈一谈。田维新见总理都亲自出马了，看来这王建安将军，韩先楚就是不收也得收了。
不久后，韩先楚来北京开会，田维新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迎接他，一看见韩先楚，田维新便上前打招呼道：“老韩，你不给我面子也就算了，这次总理亲自找你谈，你总得给总理个面子吧。”
韩先楚长叹一口气：“就是见了总理，我也还是很难做啊！”
韩先楚的担心也不无理由，因为王建安曾是他的老上级，红军时代王建安就已经是军政委了，那时候韩先楚还只是一个师长，若现在王建安成了他的手下，那他哪里敢指使王建安去开展工作？况且目前韩先楚的身边已经有一个陈再道了，若是再来一个王建安，那他身边全是老将军，他这工作怕是也安排不下去了。
田维新也理解，但是王将军该何去何从，还得看周总理和韩先楚的谈话最终结果如何。
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并没有和韩先楚谈多长时间，甚至都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三言两语就让韩先楚心服，并同意了让王建安将军去他那里。
不仅如此，不久之后，李志民上将也成功复出，他曾在红军时代担任军政治部主任，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但令人惊讶的是，李志民后来也去了福州军区，并担任福州军区政委。
至此，福州已经聚齐了四位上将。
要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也没有几位上将，能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都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有真才实学的将帅，放眼全中国也没有哪个地方像福州这样一下子聚齐四位上将的，因此有不少人说福州乃是一块福泽宝地。
这三位被分到福州军区的将军，都不曾对中央的安排有怨言或不满，反而十分配合韩先楚，从不以自己的老资历去压人，十分令人敬佩。
陈再道后来成为了铁道兵的最后一任司令员，李志民在1977年也出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出任军委顾问，他们各自的人生，自此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结语】
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复杂，老干部们的复出之路都一波三折，但周总理几乎亲力亲为，当时基本上周总理是点一个解决一个，力争照顾到每一位干部。
之后，包括杨勇上将、廖汉生中将、吴克华中将、秦基伟中将和李成芳政委在内的175名将军都成功复出，也担任各种要职，为党和国家燃烧自己最后的生命。
1979年，正是这批复出的老干部们重新披甲上阵，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一仗，不仅打出了中国的气势，也震慑了全世界针对中国的敌对势力，为改革开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和政治环境。
这些老干部们曾经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们晚年还能为祖国的发展燃烧自己，不仅是他们以之为傲，我们更是以拥有这样一批优秀的前辈感到自豪。
而周总理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贡献给党和国家，他一生为国为民，为了做好这175名干部的复出工作，即便有病在身，也坚持亲自落实干部政策，将这175名将军复出。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看到了什么叫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看到了什么叫政治智慧和宽大胸怀，能够拥有周恩来这样的总理，是中华儿女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