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5年12月6日，昆明。
冯巩给他的朋友秋林留下了“遗嘱”：万一我在前沿有个什么好歹，请你照顾好我的儿子。
当时冯巩只有28岁，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呢？这一切还要从30多年前说起……
先投入战斗，然后再争分晓
冯巩从小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学什么像什么。
1972年的一天，在天津演出的相声演员马季来到26中学，他听说有俩孩子的相声说得挺像回事儿。
一位是早已名扬四方的相声前辈，一位是未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前辈瞅着后生可塑，决定收冯巩为徒。
“一名好的相声演员，不但要能说，还得能写。”马老师说。冯巩听完点点头。
尽管他还不知道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否是一条成功之路，尽管他对相声表演艺术的了解微乎其微，也还是点了头。这是对相声事业的承诺，言必行，行必果。
1973年，冯巩正式拜师学艺，成为马季的徒弟。
同年，某工程兵的一个文艺团体派人来到天津，点名招冯巩当文艺兵。接着，中央广播文工团通过了冯巩的初试和复试……这一年，冯巩只有16岁。
可就在冯巩等待进行人生的下一步时，一块“黑色胎记”断送了他的前程：
只因为他的曾祖父冯国璋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祖父冯家遇是一位资产万贯的实业家；
他的父亲冯海岗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他的母亲刘益素出生在“京津第一家”的豪华公馆中……
现在听起来荒唐，当时却是残酷的现实。
其实，冯巩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个曾祖父，而祖父也已将全部家产献给了新中国，父亲正在用所学专长报效祖国，做教师的母亲曾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送到高等学府深造，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一想到这些，年少的冯巩就感到十分伤心郁闷。
当时，驻在辽宁的基建工程兵某部派人找到冯巩：“不政审，‘黑兵’，当不当？有合适的机会再办手续。”
“黑兵”，说白了，就是“偷着跑出去找八路”，管它东西南北中。
冯巩想起了父亲的话：认准了一条道就要坚持走到底。他也想了自己的座右铭：先投入战斗，然后再争分晓。
最终，冯巩决定了：去！
与冯巩同行的还有新伙伴刘伟。
然而，就像母亲担心的那样，
冯巩在部队认真干了两年，也没有等到那个“合适的机会”。当时的他既无军籍亦无档案，部队整编时不得不愧对冯巩道一声“再见”。
冯巩和刘伟被迫回到天津。
没齿不忘的领导干部
正所谓不到黄河不死心。回到天津后的冯巩全然不顾今后的生活、出路，一脑门子装的依旧是相声表演艺术。
当年回到天津后，冯巩一开始在天津市纺织局工作，后来又被重新安排到天津制线厂工作。当时，
天津制线厂党委书记陈逸民是一个有着共产党员的真诚正直无私无畏品格的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他挽救了冯巩的艺术生命。
由于他的远见卓识，使冯巩这匹奔驰的骏马得以在艺术的广阔田野中驰骋。
冯巩在天津制线厂干了两年，他以自己出色的组织才干和艺术才干，将这个厂的文艺活动搞得热热闹闹：宣传队、体工队、美术讲座、服装裁剪培训班一一诞生，他甚至还架起一座“鹊桥”，专为大龄青年穿针引线。他以自己优异的工作成绩赢得了领导和工人师傅们的信任。后来，经组织部门考察研究决定，准备任命冯巩为厂团委书记的时候，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侯耀文带着该团领导来到厂里：商调冯巩和刘伟去该团任相声演员。
陈逸民，这位令冯巩没齿不忘的领导干部，提议为冯巩开绿灯。他向中国铁路文工团的领导同志表示：如冯巩赴京后一时解决不了户口问题，他的工资、奖金、甚至煤火费我们全包了。
当时，陈逸民的儿子儿媳正准备外出旅行结婚，做父亲的没有给孩子送行，却专程奔到厂里告诉冯巩厂党委的决定。
侯耀文闻听此讯异常激动，本来灵巧的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这位可敬的人身上，冯巩感觉到了真诚的力量给人心灵的巨大的震撼。当他拾级而上，走向专业艺术殿堂时，他认为自己的胸腔里跳动的，应该是一颗同样真诚的心。
老山前线的“日本人”
1985年12月6日，冯巩受命去老山前线的猫耳洞为解放军战士们演出。
临走前，冯巩给他的朋友秋林留下的“遗嘱”：万一我在前沿有个什么好歹，请你照顾好我的儿子……
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凛然气概。因为这次走上前线并不是冯巩一生中所面临的第一次“风险”。
自1980年9月18日跨进中国铁路文工团以后，冯巩曾数次遇险。
头一回，是进团不久到东北加格达奇演出。气温降至零下43度，两片嘴唇几乎冻到了一起，用冯巩的话说：“幸亏我的血是热的。”
后来他想：人家常年在此工作的工人是咋过的？他为自己的大惊小怪感到惭愧。
第二回和第三回，是1980年和1983年，四川和陕西两次发生大水灾，铁路大桥顺水而去，江面上高悬着两根货真价实的“钢丝”。水流湍急，江风也大，但必须通过钢丝般悠悠晃晃的铁轨跨越嘉陵江，然后再步行数百里给沿线抗洪抢险的职工慰问演出。
这时，倘若一失足，便绝对“壮烈”了。
冯巩没“壮烈”，他楞是和他的集体一起跟险情玩了一回真格的。他和伙伴们是“赢家”。
但这回是上前线。
这天，冯巩和刘伟在昆明买了长途汽车票，到了老山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麻栗坡，然后坐吉普车去前沿。
在他们慰问演出期间，我军截获了越军的一份情报。情报称：中国前沿来了几个穿着闪光军服的人，估计是高级将领；另外还有两名日本人……
毫无疑问，越军观察是准确的，但他们的所谓分析却出现了令人啼笑的失误：“高级将领”是身着演出服的歌唱演员张振富和耿莲凤；
而“日本人”则是穿着蓝竖条西服为指战员表演相声的冯巩和刘伟（据说日本人喜欢穿蓝竖条西装）。
这并不是一个值得人们忍俊不禁的笑话。由此推论，冯巩他们正处于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的危险之中。
冯巩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严重性，当时他的确有些压力和负担。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坐在吉普车里到各处为战士们演出，心里异常清楚，他所到之处都处于越军的炮火射程之内。但既然事实如此，担心也没用，于是他一上车就闭上眼打盹儿，什么也不想。
冯巩在6天的时间里，为战士们演出了20多场，观众最少的一场只有两位：在某哨位执勤的山东籍战士。
冯巩的创作与表演有了长足的进步。他的创作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纯净的正直与真诚，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作品本身在表演当中凝重与严肃的内涵。
在这之后，冯巩每年都有上乘之作奉献给人们。
自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搭档刘伟合说对口相声《虎年说虎》后，他便成为了央视春晚的“元老级”演员，有着33次难以被超越的记录，
成为亿万中国人喜爱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之一。
香港《文汇报》曾称他和刘伟是“中国广播文工团崛起的第四代相声新星”；新加坡《海峡时报》称他们是“中国相声艺术的希望。”
冯巩和牛群
1988年，冯巩与牛群走到了一起。
他们其实是很偶然走到一起的：刘伟出国探亲，冯巩“独居一隅”，恰巧牛群也没搭档，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他们的第一次合作，是江苏电视台主办的“五?一”联欢晚会。一段《出口成章》使他俩的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之后一鼓作气，他们共同创作演出了20多个段子。
牛冯搭档，真让人觉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对儿。一句家常话，旁人说起来平淡无奇，可到了他们嘴里竟妙趣横生。说学逗唱，你来我往，首尾咬合，时而让人坠入迷宫，时而又使人豁然开朗。针砭时弊，入木三分，幽默滑稽，毫不媚俗。放开去纵横捭阖，收回来游刃有余，几近天衣无缝。
但他们的结合却一波三折。
冯巩是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演员，而牛群却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演员。军、地两方的“横向联合”在当时尚无先例，战友文工团的领导很是为难。时间一拖，二位天才的笑星只有揣着苦笑。
冯巩想不通：为什么非得有这么多的框框呢？他与牛群气质相近心灵相通，互相之间有一种使他们向上的吸引力，怎么就不能走到一起呢？再说，二人的初步合作已得到成功的印证，观众喜欢他们，相声艺术也需要他们二人的凝聚力呀！
人都说同行是冤家，可冯巩不，冯巩佩服牛群。
冯巩佩服牛群的执著追求，当他知道牛群一家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连煤气都没有的斗室里，当他知道牛群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创作出来的，当他知道当时生活还不太富裕的牛群每年要用3个月的工资订杂志，当他知道牛群快40岁了还保留着对生活新奇的童心时，他感动了。他认为牛群连年来创作的《妻子褒贬》、《巧立名目》（即“领导，冒号！”）、《假话真情》等一批优秀作品是牛群用心血凝成的，牛群是当之无愧的当代相声表演艺术家之一。
冯巩为与牛群合作的事奔走，找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终于不算问题的问题被当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徐寿增解决。
“牛冯现象”被事实承认以后，许多相声演员也开始去寻求最合适自己的搭档。当时，冯巩与牛群有一个“契约”：
我们要不断地超越自己，要不断地吸引对方，使两人互相交替上升，形成一股向上的力，在艺术的追求与发展中求得稳定。如果一方停滞了，不足以吸引对方、或合作形式成为一种模式而限制两人的艺术发展，我们将愉快地分手。
无论如何分手也是不愉快的，这确有一种潜在的危机感。但也正是这种促人向上的危机感才使冯巩不断地更新和超越自我在艺术上追求更新更高的境界。
当相声表演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冯巩认为自己需要更专业的系统学习。
于是在1988年，冯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编导专业学习。他是第一个为了相声艺术去学影视编导的。
这也许是他推崇的陆游的“汝欲学作诗，功夫在诗外”的具体实践吧。他在学习中培养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探索着新的艺术领域，为他的相声事业不惜一切代价。
谢添的“最后通牒”
“不知足者常乐”，乐在追求和在追求中体味到的人生的艰辛与成功的诱惑。
这天，冯巩和同为相声演员的赵保乐在一起想事：以喜剧形式拍摄一部多集系列短剧，塑造一个名叫“阿O”的现代阿Q形象。
在此之前，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还未出现过类似的系列短喜剧。在此之前，冯巩已经试过拍电影的艰辛，那是拍《业余警察》。但是冯巩不满意自己的电影处女作。他不仅感到物质上（包括体力）付出的代价，也感觉到了心理上的不合辙。严格地说，喜剧艺术和噱头格格不入。
但这次尝试使冯巩萌发了强烈的愿望：向更高层次的喜剧艺术探索。
赵保东，这个在海水里泡大的孩子，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海鲜味儿。在青岛曲艺团呆了10年，幸遇冯巩，对事业的共同追求和气质品格上的相似，使这俩哥们儿3天3夜没合眼，楞是琢磨出一粒“怪味豆儿”
《开心阿O》以他们的呕心沥血为代价，成功了。在这过程中，冯巩义不容辞地挑起了主演、制片、筹资金、搭班子等担子，一双肩膀不够用的，再加两只手。15集拍完，冯巩成了个“衣服架”，20来斤肉给熬没了。
1988年5月7日，《开心阿O》在中央电视台周六晚上的黄金时间开始连播。自那时以至以后的时间里，“阿O”的形象久久留在观众心里。
这就是成功！
由于成功地扮演了“阿O”一角儿，冯巩以41万张选票捧得了全国第二届电视十佳的金杯。
于是，又有人找冯巩拍片了。不同的是，来请冯巩的是中国电影界前辈，老资格的喜剧导演和有才华的著名电影演员谢添，拍的是根据著名作家邓友梅的小说《那五》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谢老是经过再三斟酌才选下冯巩的，他和冯巩不熟悉，只是平平的前辈与晚辈之交。
当时谢老已有几个挺红的电影明星供选择，但他就是定不下来。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活和一生的艺术结晶使这位老人的阅历和经验非常人可比。他必须选定艺术内涵凝重和极有表演分寸的人。
几天来，谢添老是下意识地叨念“冯巩”，而“冯巩”也随他进入梦境又走出梦乡。在一个有圆圆月亮的夜晚，老人家披衣起床，让幻影中的冯巩定格在大脑的屏幕上。
于是，
他决定了：由冯巩饰那五。就冲冯巩对艺术的刻意追求，不掺半点虚假的笑容，就定他了！
第二天一早，谢老去广播电视部找冯巩（那时冯巩住在广播电视部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无奈卫兵不让进，一指会客室：请填会客单。待谢老填了单子又爬上楼找到冯巩的小窝时，却被大锁头挡住了。没法儿，
老头儿给冯巩留了一张条子：“我是70多岁的人，还从没这样找过演员呐！冯巩，回来以后赶紧找我。”后面是签名、时间。
当冯巩看了这份“通牒”时，眼圈儿发红了：一个在世界电影界也有一席之地的老前辈，竟对他这个刚涉足影视的学生如此器重，可见谢老的为人是多么令人敬佩。但是，
冯巩并未头脑发热，他谨慎地评价着自己，又多遍研究了原著和剧本，才坚定了信念：谢老，我拍这个剧！
从此，谢添把冯巩带进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在这个艺术境界中，冯巩的聪慧与才能进一步得到了验证。
谢添对艺术是一丝不苟的，尤其对冯巩更为苛刻：为拍好一个那五吃多了打嗝但又想掩饰的镜头，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而拍摔跟头那场戏，冯巩几乎被饰演警察的两条大汉摔成“肉饼”。
谢老的选择没错，冯巩的努力没白费，《那五》播出后，受到了行家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冯巩扮演的那五形象逼真，表演自然流畅，没有做作生硬之处，较准确地把握了人物内涵。
《那五》在首届全国电影厂电视剧评比中获一等奖，冯巩与谢老亦结为忘年之交。从此，冯巩成了谢老一家人的朋友。谢老笑话儿多，一肚子故事；冯巩悟性强，忙不迭地消化。艺术经验融入日常生活，君子之交成为世人美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