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岛泰三1946年出生于山口县下关市。就读于东京大学理学部时参与东大斗争，因安田讲堂事件入狱2年。京都大学理学博士。历任房总自然博物馆馆长、《日本猴》杂志主编、财团法人日本野生生物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等职，现为NGO日本指猴基金的代表。
关于对东大斗争的评价
我想听听“胡伯伯”对1968、1969 年日本青年斗争的看法，在2005 年1 月去了越南。
1968年“春节攻势”最大的激战地顺化，有“胡伯伯”在5岁至11岁的少年时代生活过的旧居。从河边的马路走进两侧是篱笆墙的小路，小小的草房子即刻出现在眼前。房子背后是几棵耸立在晴空中的椰子树。穿过篱笆墙间的小路，走到那所房子前面的时候，一位老人出现在眼前，双手在胸前合掌，向我打招呼。在那一瞬间，我的每一位先人的影像都叠印在老人身上。那是一种近于爆炸式的怀念之情。
眼珠看上去已经发黄的70 多岁的阮爷爷，说是从1975 年以来一直守护着这所房子。
“胡伯伯”15 岁的时候曾经一度回到这座古城，升入高中之后，立刻参加反对殖民侵略的运动，退学了。从那以后，作为一名爱国者踏上新的人生旅途，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独立运动。他再次踏上越南的土地，已经是在30 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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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命相搏的青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1968—1969》
[日] 岛泰三 著
董炳月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年11月
在“胡伯伯”去世36 年之后，我作为曾经在日本战斗过的青年人中的一员，有问题要询问暮年的他：“那样做是正确的吗？”
“胡伯伯”会怎样回答？我不知道。对于当时青年们以这场越南战争为背景的斗争，当时的父辈那一代人是非常冷漠的。例如，说在越战中“美国使用核武器被禁止”的村松刚，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即使是在佐世保，警察队伍不在，如果‘三派’闯入美军基地，流血就不会在那种程度上结束。在此意义上，警察队伍发挥了保护学生们的作用。”
是那样吗？用学生们来做美军毒瓦斯的杀伤力试验，是那样坦然的事情吗？
当时失去理智的，就是授予李梅勋章、将对学生的镇压歪曲成“保护学生”的这帮家伙。在他们的视野中，同胞是不存在的。
佐佐记录了1969 年担任警视厅总监的秦野章的话：
“说起来啊，天皇陛下和我们这些人还是有点不同啊。安田讲堂的事情上奏之后，陛下问‘双方有人死亡吗？’，听到回答说‘幸好双方都没有人死亡’，非常高兴，大声说‘啊，那太好了！’。陛下看警察与学生的争执，完全是像看自己的孩子之间吵架。真的是……”
天皇陛下所言不可对外泄露，这是日本人的常识。所以，此语是真是假无法确认。但是，我由这段话，想起了“同胞”一词。
是同胞。虽说是学生与机动队，那也是同胞。同一列岛上、同一天空下生活，相同文化传统培育的同胞。确实，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所有人，并非完全相同的民族。但是，生活在这列岛上的人们，最终毕竟是同胞。那里，有阶级与阶层之分，有异民族之分，但是，在这日本列岛上是同胞。切断这种同胞关系的思想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批判东大斗争的声音有许多种。
“安田讲堂事件，今天已经被证明，从目的到手段都是错误的。那是以‘直接行动’为手段在全世界同时推行激进暴力革命的路线和‘托洛茨基主义’遭遇挫折的开始。” 警察官员的这种指责，大概是批判声音中最有代表性的。
历史像奔流不息的大河，将无数的人卷入，流向未知的远方。“今天已经被证明”这种论证方法，是马后炮式的小聪明，是对历史的歪曲。其结论中突然出现了“托洛茨基主义”，总是给人以奇怪之感。
在日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斗争中，青年们即使曾经探寻“革命”，也未曾有过颠覆政治权力的革命意愿。这即使看看其“武器”之一即可明白。那就是，他们不过是将“直接抗议”尝试到了极限。
当时的青年们，是呼吸着动荡世界的历史空气而生存着。生活在历史中的青年们，除了通过切身感受来把握外在世界，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今天的历史发展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只有等到数十年后的未来才能知道。所以，现在作为世界历史发生的各种事件相互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现在并不知道。对此，略微知道一点的，是老年人。实际上，人并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什么，而是对现实做出同样反应、重复同样错误，所以，像青年时代犯过大错的老人，或许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某些历史的经验与规则。不过，青年人正因为缺乏经验积累，方成为青年，甚至连通过他人的经验来理解现实都做不到，所以，除了用自己的肌体感受当下的历史过程并做出反应，别无他途。
从这一点来说，当时的青年们做出最敏锐反应的是越南战争。几乎能够听到轰炸越南的炸弹爆炸声，几乎能够闻到硝烟的味道，那种切身感受无情地震撼着青年人的心灵。应当看作“二战”中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自由与民主主义”之旗手的美国，对东南亚小国实施的暴行，打碎了当时青年们的世界观，迫使青年们彻底思考“何谓人性？”“何谓人之历史？”自己如何与那种历史发生关联才是正确的？这些问题利刃一般扎在青年胸口。
对于当时的青年们来说，从皮肤到心灵痛彻地感受到的，只有实际生活环境的恶化，只有空洞的、充斥着权威主义理念的教学课程。前者即被称作取得空前经济发展的战后社会出现的环境破坏与事关生死的公害问题，后者中包括推动“应试战争”的战后教育的残酷压力。
青年们只要还稍有良知，就会立刻撞上“医疗问题”，撞上“教育问题”“公害问题”。将这种日本社会内部的问题揭示出来、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是越南战争。1968 年，全部问题的汇集点出现了。
如果借助长部日出雄的历史评价来表述，那就是：当时的青年们以性命相搏的斗争，应当在亚洲历史上留下了遗产。在1960 年、1969 年迎来两大高潮的日本青年的反战、反安保斗争，阻止了日本的再次军事化，阻止了日本向越南战场派遣部队，促使日本在越战之后的亚洲和平中做出了贡献。20 世纪70 年代之后，日本青年的反叛总是被镇压在萌芽状态，所以，35 年之后，日本终于又向海外派兵，在阿拉伯民众心底播下仇恨的种子。这与20 世纪60 年代的情形正相反。
胡志明没有留下“主义”这种思想。不留下硬壳式的思想——他就是那种类型的革命家。芬恩提出的“胡志明性”这种“人性的沉静的理想状态”式的心性，最终没有作为概念存活下来。
所谓“思想”，是经历了漫长人生之后得出的结晶，或者说是类似于酒糟的沉淀物。所以，向青年要思想，是勉为其难。因为有过30 岁死于狱中的吉田松阴那种革命家，所以人们总是以吉田为标尺幻想青年思想家的出现，但吉田毕竟是特殊情形。青年人是借用眼前的、现有的他人思想的“借用型思想家”。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热爱同一性最强、对世界的说明最简约、最有感召力的思想。在那方面，他们似乎是喜爱“主义”这种具有坚实的结构乃至强固外形的思想。
当时的青年们直接面对的是这样的问题。钻入各种“主义”的硬壳相互冲撞导致流血。基于“主义”、用“阶级斗争”来进行说明，敌人即存在于自己的国家，存在于不同的阵营，甚至存在于同志之中。这类问题，导致了用平民的社会意识来看，谁都无法理解的“内讧”。右翼体育会前往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拆除街垒的时候高唱《青年日本之歌》，安田讲堂即将陷落的时候全共斗的青年们高唱《华沙劳动歌》《国际歌》，但是，他们最喜欢的歌曲都是《唐狮子牡丹》。而且，据说，三岛由纪夫的“楯之会”也是唱着《唐狮子牡丹》出发的。
只要这种民众档次的黑社会式歌曲是相互之间的共通点，那么同胞意识的存在大概就是合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有人所说的“所谓日本精神，就是守然诺、重礼节、不撒谎、不为金钱所动这种心性”的通俗易懂的表达即能出现。这样的话，就能够理解“大河内校长不是在撒谎吗？”“古田会长不懂礼节”这种批判的含义。如果并不勉强地滥用“阶级斗争”“革命的各位同学”之类的“脱离现实”的观念，那么当时作为同胞应当能够达成互相理解。
提出一个“假设”
在此做个假设。如果，在东大斗争的最后阶段，即1968 年12 月那个时期，日本共产党与全共斗联合起来了，那么，事态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呢？或者说，在日本大学，如果右翼体育会与日大全共斗联合起来了，那么……
听到这种假设，当时是青年、现在已经进入老境的诸位，脸上大概都会现出“荒诞无稽”的表情。排斥反应就会强到那种程度。但是，其他年龄段的人，脸上会现出感兴趣的表情—— “那会怎样？”不同表情之中存在着特定年龄段者的不同反应。
姑且将那种假设作为事实。那样一来，在东大，除了法学部，每个学部都持续进行无限期罢课。学生全部留级，入学考试停止。自民党暗示解散东京大学。社会党自然会出来充当事件仲裁者的角色。是即使关闭明治维新以来培养高级官僚的大学也要粉碎大学斗争？还拿出妥协方案？抑或是参照法国的大学改革实践承认学生对于大学运作的参与？
从那里，真正意义上的斗争应当会开始。无论那样做会出现怎样的情形，日本都将会探索新的道路。走那条道路肯定是必要的。为何说无论好坏那都是必须选择的道路？——如果这样问，那可以回答说：因为当初没有进行那种选择，所以日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人并非仅仅想着利与害而生活着。面对如今的医疗状况，会发出慨叹：青医联究竟到哪里去了？这个联合会，难道不是为这个腐败透顶的世界动手术的医师们的联合体？他们从医生的世界消失之后，医疗领域出现了多大程度的腐败？
唯有教育问题，与医疗问题并列，才是东大斗争深层最大的问题。迫使当时的青年学生绝望到了甚至想抛弃这个国家的，是这个国家特殊的教育体制。
教育体制的第一个问题，是大学通识课程的贫乏。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贫乏，那就是“垃圾”。我知道通识课程的授课者中不乏有良知的教师，但我依然断然地说那些课程是“垃圾”。有人怀有同样的感觉。那个人就是蓝色发光二极管的发明者中村修二。
但是，升入大学之后，教养学部有两年的通识课程。在那里，必须再次去上十分讨厌的文化系列的课。
我对于此前的数年间究竟学了什么，开始怀有很大的疑问。被告知说“如果考入大学，能够尽情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拼命学习，结果却是这样。我觉得自己“上当了！”终于一声长叹、内部“断裂”，变成了一种“怪人”。［中略］想起浪费掉的那许多时间，我心中再次产生了对于日本大学升学考试制度的愤怒！
而且，还有第二个问题，即学术研究的空间封闭。青年人想作为研究者自立的时候，就会撞上最为根本性的问题。
日本的学术刊物，即使数次投稿，请求审阅论文，也总是被退稿。审查通不过，直接完蛋。［中略］但是，如果不将特定老师的名字和成果列入参考文献目录，审稿就通不过，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应当存在于学术界吗？
急忙将论文改投美国的杂志《应用物理通讯》。除了英语表达方面的问题被要求修改之外，一次就审核通过，得以发表。
日本的教育界和学术界，已经从根本上腐败。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为无处下手处理的大问题。最初发现这种腐败征兆的人，就是1968 年的大学生们。
日本的教育中没有人格陶冶，日本的高等教育中没有冥思。明治维新之后，在教育官员开始编写教科书之前，日本的教育还是使用古代经典进行的。背诵经典，就是那种教育方法的典型形式。那是从内容到形式皆蕴含丰富的心灵食粮，所以，不能简单地囫囵吞枣式地全部接受。但是，就像咀嚼坚硬的食物下颚才开始得到锻炼，通过背诵经典，孩子们的心灵才开始得到锻炼，孩子们的人格基础才开始建立。
经典是无法原封不动地、囫囵吞枣式地接受的东西，所以，给予其掌握手段的“老师”是必要的，为了使孩子们能够在身心之中对那些内容进行反刍的时间与冥思，也是必要的。
儿童到了4岁，即开始拥有窥视自己心灵内部的目光，那种冥思的悠长视线之中，存在着孩子人格形成的基础。
但是，现在日本的教育之中，没有陶冶人格的方法，日本的高等教育之中，也没有设置用于冥思的场所。
强制性的应试学习，从根本上摧毁了日本教育。不过，那并非教师工会“日教组”之罪。在美国军队统治下被教育出来的那些人，只是更加看重儿童教育之上的教育职位的权利。日本政府的官员与自民党的议员们，都未曾考虑有关人格形成之基础的问题，所以，日本的教育体系根本不可能对青少年进行真正的教育。就像1968 年担任理学部教授、后来升任东大校长的有马朗人当时所说：“教授会的功能就是恢复秩序。”在那里，存在着保持地位的私欲，却不存在人格的陶冶。
2004 年，东大等国立大学在组织形式上全部变更为“独立行政法人”，这样一来，基础学问形成的可能性即彻底归零（附注2）。这一年，全校年度总支出金额日本大学为2406亿日元，东京大学为2269亿日元，日大的预算规模超过东大，成长为日本的超级大学。
看到晴空的那个瞬间
由日大斗争与东大斗争引导，发生在日本全国多所大学、高中的青年运动，难道是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的泡沫式的行动吗？并非如此。那是被日本文化施加的咒语瞬间失灵、看到了晴空的瞬间。青年们觉察到了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咒语。
日本的儿童们，当年是从上小学的那一刻开始，现在则是从接受高级私立幼儿园的“考试”开始，在成长过程的每个阶段都被迫参加“考试战争”。1968 年的意义在于，东京大学的学生虽然是“考试战争”的胜利者，日本大学的学生作为“考试战争”的落败者，双方情况不同，但同样觉醒于这种“考试战争”的含义。1968 年就是他们觉醒的瞬间。日本青年们在这一瞬间发现，“考试战争”这种损伤人的感性的竞争，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是残酷的洗脑过程。
在日本社会，格式化的行为规范优先于个人的感觉与业绩。在此之上，美国的帝国文化作为由武力支撑的一切价值的来源充斥全社会。“考试战争”用最为残酷的方式残害每个人的心灵，是日本社会制造的最为有力的洗脑系统。在这种洗脑过程中产生的怪胎，就是大河内校长，就是加藤代理校长。
但是，青年们的这种觉醒，由于其自身不太成熟，由于斗争对象是日本社会并且事关文化整体，所以在夹生的状态半途而废了。政府从学校当局背后来到前台，调动其暴力机构警察部队对学生进行毁灭性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仅有血肉之躯的青年学生们应战乏术。压倒性的暴力优势在对方，理应成为斗争对象的还有已经被自己内在化的日本文化自身，在此之上，统领世界的文化价值之源即美国文化已经君临日本……
这次大镇压之后，青年们再一次被固有的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的咒语所束缚。而且，从那以后，政府、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的全部力量，都集中于再次用日本文化覆盖这种咒语，在抹杀和掩盖1968 年、1969年那个觉醒的瞬间方面取得了成功。
即便如此，某些鲜活的历史景象并未消失，而是存留至今。那就是盘旋在安田讲堂上的警察直升机抛洒的催泪液，那就是用催泪枪瞄准站在讲堂上、手持燃烧瓶的青年学生射击的警察队伍。
—End—
本文选编自《以命相搏的青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1968—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