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里峰
作为民众动员技术的诉苦
对于将农民作为自己统治根基和力量源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民众动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艾森斯塔得指出，农民“通常是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很少在政治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农民对革命和政治缺乏热情，只有共产党的动员才能将其激发出来。苏联学者杰柳辛等人认为，中国农民“没有成为能够全面认识、提出和捍卫自己利益的、独立的、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利益的代表是共产党。”比昂科则断言，“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决不可能孕育出革命思想。”
在土改运动中，诉苦正是帮助中共实现民众动员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诉苦最直接的必要性在于，共产党试图确立的阶级框架与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共产党发动土改的基本依据和合法性，来自高层领导人对乡村阶级结构和土地分配状况的权威性估计，即8%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70~80%，92%的雇农、贫农、中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只拥有20~30%的土地。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借助统计数据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中国乡村的土地集中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而是自耕农（即党的阶级分类体系中所称的“中农”）占据了大多数的人口和土地。相应地，华北乡村的主要剥削方式不是地租剥削，而是捐税剥削；主要社会矛盾不在地主与农民之间，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加上传统乡村固有道德观念和宗族意识的深刻影响，中共在阶级框架下进行的民众动员工作，最初进展并不顺利。例如获鹿县农民“种地主的地，生活不十分苦，因此斗地主不积极，但对汉奸恶霸仇恨很深”。桓台县后七里庄土改时，工作队员命令农会主任宗恒度领导斗争，宗无奈之下买礼物请他人出面斗争，并到地主家去道歉说“不是俺要斗你，是八路逼着要斗的。”有的贫农分到土地后苦恼不已，称“八路没来我也没饿死，现在硬分给地”，觉得备受折磨。即东县西演堤村因较大的地主都住在城里，只能斗争村里的“二吊绊子”，结果“群众对他不仇恨，发言不积极，连敌人进攻时被杀的村农会长家都没说话，被斗地主也不说话，群众都想回家吃饭就算了”。东演堤村处决一名地主，引起了许多党员和群众的不满，认为“不如留着罚劳役好”。
由于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乡村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自然产物，而是外力嵌入和政治动员的结果，所以土改领导者们往往发现，发动农民斗争地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必须借助诉苦、算帐等手段才能逐步实现目标。就党的动员目标而言，通过土地再分配使农民“翻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启发群众“翻心”，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进而激发其对地主的复仇心理。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诉苦吐苦水”，“诉苦越诉的苦，斗争亦好发动，群众越能翻心，否则群众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曾以工作队员身份参加土改的美国人韩丁，对张庄第一次诉苦会的场景做了生动的描述：诉苦会因无人发言而陷入僵局时，新上任的副村长打了被斗的地主村长一巴掌，“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像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有见过农民打村长，大伙不由得吸一口冷气，其中一个老汉甚至还清楚地尖叫了一声。……场上的人就象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面对面的斗争使农民们感到陌生和恐惧，但它正是构成群众运动的基本要素，只有当广大农民从观众转变成演员时，群众运动才能真正开展起来。组织农民诉苦，即是促使他们参加面对面斗争、“对地主撕破脸”的必要手段，是引发“群众翻身运动的导火线”。在面对面的诉苦斗争中，“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华东局组织部注意到，凡与地主撕破脸者，均感到“不分地，地主也饶不了咱”；凡未与地主撕破脸者，则“一般情绪不高，准备与地主妥协磕头，以顾念身家”。
所以在土改期间，各级领导机构对诉苦的发动和成效都极为重视。“领导上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执行决议，不把贫农会开好不散，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不把诉苦算帐形成运动不算完事。”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往往都被归结为对农民阶级觉悟的启发不够，而从思想上发动农民的关键就是诉苦算帐。“只有经过诉苦算帐，农民才能在思想上觉悟起来，包办代替不行。”未经诉苦动员即进行土改，虽然也能完成土地再分配的任务，却无助于塑造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因而常被批评为“生摘瓜”。许多地方明确要求，即便“在分地后”或者“斗争已结束之村”，“仍要组织诉苦和斗争”。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要由农民子弟组成，他们一样存在各种“糊涂观念”，如“穷是命苦”、“善财主不当分”、“血汗祖传地主不当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中农不受剥削”、“财主是识字挣来的，穷人是扎烟针扎穷的”、“现在地主也够苦了”等等，必须加以清除。所以在解放区乡村进行土改诉苦的同时，前方部队也广泛开展了诉苦运动。部队诉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官兵以其特殊身份支持助自己的家属在村中谋求私利，妨碍土改的进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那（哪）个部队诉得好，那（哪）个部队就勇猛顽强”。诉苦一般以连为单位进行，和村庄诉苦一样要经过“酝酿”、“倒苦水”、“挖苦根”等基本步骤，不过多了“复仇立功宣誓”这一环节，以将诉苦中激发起来的阶级仇恨直接转化为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斗志。从大量土改文件中不难看到，诉苦首先是作为一种民众动员机制而普遍开展起来的，其基本功能就在于激发村庄里和军队中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仇恨，促使他们认同中共、参加土改、英勇战斗。
口号宣传与组织引导
发动农民诉苦，首先要依靠强大的宣传和组织力量，这和中共其它政治目标的实现别无二致。土改期间，许多村庄专门成立诉苦委员会、诉苦指挥部、翻身委员会等临时机构，担负宣传和组织之责，以引导农民打破世代相传的面子观念和宿命观念。土改工作队员必须“真心实意把自己当作受苦的群众，启发、诱导、讨论、拉家常”，促使农民诉苦。冀南三地委归纳出“点苦”、“引苦”、“劝苦”、“攀苦”四种方法，以此来帮助、刺激落后分子诉苦。除了对单个农户的教育启发之外，还须通过口号宣传形成“诉苦光荣”的舆论氛围。关于口号对于民众动员的意义和作用，诚如一份土改文件所说：“口号是指导群众行动的武器，根据工作的要求，提出通俗鲜明的口号，可以直接鼓舞群众情绪，口号愈明确愈通俗，就愈适合群众的口味，群众接受就愈快。用群众自己的语汇，解决群众自己的思想问题，作用非常之大，启发其斗争勇气，提高其思想觉悟，指导群众行动，使群众运动成为自觉自愿。因之口号在群运中是有重要地位的。”诉苦期间典型的宣称口号如“是穷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谁苦最多谁光荣”、“苦多就是功劳大”、“谁不诉苦谁不和毛主席一个心眼儿”、“穷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诉”、“没有苦的不是穷人”等。在这些口号中，穷和富已分别成为善和恶的代名词，诉苦和不诉苦则成为判断是不是“真穷人”的基本标准，从而都具有了象征符号的功能。
培养积极分子、树立诉苦典型，是运动初期打开局面的重要手段之一。“群众有他的模仿性，看见人家怎着他即怎着，别人敢说他即敢说，别人敢作他即敢作，一人不说都不说，越说的多了，越说的多。”所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深受土改领导者的青睐。在诉苦之前必须先动员、布置好积极分子，让他们在诉苦会上带头诉苦，“否则总是沉默着，如有积极分子打了第一炮，大苦小苦就接着诉出来了”。通过积极分子的“以苦引苦”，便可有效地“打通落后分子”，使诉苦队伍进一步扩大。渤海区总结的经验是，干部必须带头表明态度，尤其要带头哭；如果干部痛哭流泪，群众也容易感情冲动而跟着哭起来；必须培养带头人，“带头人一哭，下边诉得有劲，如头一个诉得平淡，以下也容易平淡”。蒹庄在诉苦中设立了“彻底翻身英雄队”，作为诉苦积极分子的临时组织，新出现的积极分子随时可以参加。一份部队诉苦文件提到“培植诉苦典型”的具体方法：“寄予深切的同情，鼓励其大胆诉苦，帮助他认识许多问题，找出苦的根源来；帮助他组织报告，去掉那些缺少阶级意义的部份。”
在找到诉苦积极分子（称为“苦主”）并加以教育启发之后，还要帮助他串连其他的诉苦者。串连有多种途径，可以“通过苦主”本身，可以“利用家族”，更多的则是“利用群众组织”。为达到最佳效果，诉苦的范围应尽可能扩大，不仅贫农有苦，而且“中农是有苦的，自耕富农也是有苦的，狗腿子也是有苦的”，一切有苦之人，都应动员其参加诉苦。贫农的诉苦“不仅教育了中农，而且也引起了中农的苦水，参加了诉苦”。只要敢于去“诉”，家境较好的中农同样可以成为诉苦积极分子，例如乐陵县小赵家诉苦中出现的6名头号、二号积极分子中，即有2人为中农。冀中新区组织召集“罪恶较小的伪组织人员”座谈，使他们在承认错误后一道参加对大汉奸、恶霸地主的斗争。永智县卅间瓦房村几乎所有农户都参加了对汉奸地主李玉琛的斗争会，连地主陶二爷也上场诉了苦。
诉苦必须在民众聚集的场合公开进行，所以开会是最基本的诉苦形式，家庭会、小组会、贫农会、中农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乃至乡（区）农民大会，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开会“可以使人们从人数上产生一种安全感”，而且“一个人的话可以启发另一个人”。对于谨慎而从众的个体农民来说，人数上的安全感和优越感足以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促使其“走向行动”。在组织诉苦的过程中，个人诉苦、家庭诉苦、小组诉苦、大会诉苦，一层层扩大范围，“形成运动”。不同形式、不同场合的诉苦各有其特点和功效，以个人诉苦和家庭诉苦提高觉悟、打消顾虑，以小组诉苦扩大范围、激发仇恨，以大会诉苦营造氛围、促发行动。另一种说法是“小会打通思想，大会鼓励情绪”，结合起来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光在小组会上诉苦或者诉的次数太多，就会“话说三遍淡如水”，“使人听了没意思，而且诉苦的人也诉不上劲”。所以经过大会诉苦之后，一般就不在小组会上再诉，但仍须继续“个别培养，使其不由热转凉，达到再想更多的苦，眼中流更多的泪”。在县、区的领导上，一般先以基点村为单位，召开贫农诉苦大会，在大会上“消灭不诉苦的贫农”，并大量发现和培养新积极分子，使之成为领导诉苦运动的骨干，回村后即开展家庭诉苦、会员诉苦运动的教育。乐陵县就是这样层层推开，在绝大部分村庄开展了算帐诉苦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将苦主个人的苦和对地主恶霸个人的恨，转换为整个贫农阶级的苦和对整个地主阶级的恨，将斗争从有具体对象的“某某人斗某某人”转变为抽象的“贫苦农民斗争恶霸地主”。
消除农民顾虑，是诉苦组织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渤海区的经验是在开展大规模诉苦之前，对地主、伪村长进行威胁和镇压，“造成群众性的热烈的自卫防奸热潮，打破群众恐特思想”。冀中区的经验则是“武装群众和说理相结合”，以防止汉奸恶霸的暗中破坏甚至“打黑枪”。在诉苦行动之前开展群众宣誓活动，也是利用人数优势制造安全感、消除顾虑的有效方式。为将广大农民组织到诉苦会场上来，工作队员往往会对旧有的乡村权力结构加以利用，强迫村中的上层人物去号召农民参加诉苦大会，“哪村不来就是他的事”。禹城六区召开伪村长联席会，提出“动员所有贫民来开会，可以抵罪”，否则即罪上加罪。黄骅县对上层分子提出“动员不来不行”、“开会不安心不行”、“成分不好不行”、“匪特如果抓开会的家属由你们负责”。在强大压力下，“上层给群众磕头作揖叫群众来开会”的情形时有发生。当然，在种种启发、带动、感染之下，这些上层分子很快就会成为诉苦农民愤怒情绪的锋芒所指。
情绪调动与氛围营造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曾经指出共产党对于“情感工作”的高度依赖，认为这是国共两党的重要区别之一。诉诸情感以动员民众，在土改诉苦运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各种宣传、组织、发动，基本目的都是要激发农民对地主的愤怒、仇恨之情，进而通过“翻身”培养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激、爱戴之情。为达此目的，诉苦本身是不够的，还必须培养苦感、酝酿苦味，“要想想那时的苦味，不仅听人家苦，而且要想自己苦，这样使大会严肃悲痛。”为了调动诉者与听者的情绪，在诉苦之前需要教苦主怎样去诉，帮他“总结出几点令人最愤恨的罪恶，使群众听到后能引起高度的仇恨而参加斗争”。还要“指点其表情”，特别是要训练其“悲哀表情，说到地主欺压农民时，要有奋（愤）恨之态度，能成为一个能感动人的演员来感动农民”。
血缘关系和孝亲意识是传统乡村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诉苦中也成为调动农民情绪的有力武器。当农民“感觉本身无苦或有苦说出来不悲痛”时，解决办法就是扩大诉苦范围，由诉自身苦转向“诉老辈苦”，使他们认识自己是“辈辈苦、胎里苦”。蒹庄诉苦的经验之一就是，“小组诉苦如诉不好或不知道，可到家里问爹娘，开家庭会找苦”。诉苦的宣传口号中醒目地出现了“孝”的字眼，如“父苦不诉不算是孝子”、“要当孝子”、“反对不孝顺爹娘”、“敢说敢干才是英雄好汉”等。这些口号在农民心中形成了孝道观念与阶级意识间的勾连：敢于诉苦、敢于斗争，才是真正的孝顺。将挖掘苦难经历与传统孝道观念相结合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位拒不诉苦的农民，在要回被霸占的坟地之后打消了一切顾虑：“这次不光我翻了身，我爷娘也得到了翻身，即是下油碾锤子我也不怕，还怕变天！”
农民情绪被激发起来的重要表现就是“哭”。在乐陵县，“四区西凉家六十个贫中农诉苦会上哭了五十多个，小赵家四十个中贫农会员全都哭了，东梁家六十个贫中农会员哭了五十多个，九区×村中中贫农哭成一团。”“有若干的贫农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红了，哭得不吃饭了，这种现象不胜统计，在各个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死过去了。”在蒹庄，“经一天多的时间，百分之百的都诉了苦，其成绩效果之大，是在发动群众的已往历史上少见的，有的弟兄二人对面抱头痛苦，口口声声要冤冤相报，有的哭不成声，有的痛哭绝食，有的眼皮哭肿了，有的一人诉苦痛哭，大家为之泪下或伤心的低头不语，一片哭声，其凄凉惨酷之景况，使人不禁流下阶级同情之眼泪。”在黄骅、津南，“城关镇诉苦大会才诉了一个人，全场即放声痛哭，会后有的回到家去，合家又痛苦（哭）。贾象区群众大哭，王□当场哭挺一个干部，扣村区哭挺了五个群众，其他各区、村大概如此”。据统计，仅黄骅县4个区，全年诉苦人数即达5184人，其中“痛哭流涕”的4551人，“哭挺了的”12人，“哭病了的”195人。这样的情形越多，程度越重，就越能营造苦大仇深的氛围，越能激发群众的苦感和仇恨。有的地方提出了“不哭就不是真贫农”、“消灭不哭的贫农”等口号。黄骅县提出：“干部不哭是不对的，不哭就是不疼群众，群众诉苦不哭，就是表明不是群众的儿子，是群众观念不强的表现。”仓上村工作队认为，“穷人家哭着讲理，一般人光讲理不哭”。当然，“哭”与“诉”不可偏废，有些“定有大苦或有障碍物”的人光哭不诉，就必须进一步引导启发，使他们把“苦水统统吐出来”。
（窦家疃村）通过小组诉苦，大家要求大会诉苦。……申洪礼母亲、车尚义老婆且哭且诉，全场哭的人很多，口吃的车金科，气得大眼发白，越发说不出话来，诉一回，哭一回，气痛了歇歇再诉。申洪永一面诉，一面打，全场男女老少约20余人轮流打，车金科六七十岁的爹打恶霸更有劲，全场掌声如雷，高呼“打！”车吉连拿着大刀，骄□的在恶霸面前闪闪，指恶霸说：“你还有这一天啊！落在我们手里，你瞧瞧这些老爷的劲头吧！在共产党领导下换天下啦！”在天下农民是一家口号下，小格庄、南北申家三村农民750人都赶来参加联合斗争，在会上表现了高度团结，北申家农民痛打恶霸之后说“咱们坚决联合起来，和恶霸斗争到底，明天开会我们还来。”
为了达到这种群情激愤的境界，“苦主”的选择尤为重要。许多地方强调要从老人和妇女身上突破，因为老人经历的苦难多，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都容易产生“苦感”。“青年人没有什么苦，壮年人有苦也不大，受苦最多而且受地主剥削最厉害的是老年人，因此培养的对象应在这些人身上。”妇女则容易动感情，容易流泪，这对群体氛围的营造极为重要。“典型诉苦人员的选择，最好是女人，因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记忆力较清，诉起来即哭泣，能以泪引泪。”“各种诉苦会议，老头儿诉苦最起劲，妇女最容易哭，有了妇女哭才能哭成一团。”与此同时，对斗争对象也须经过慎重选择，应该事先预料到他的反应，“既不应该是冥顽不化的，也不应该是完全供认不讳的”，因为“一个顽固斗争对象的抗拒可能会导致僵局”，而“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斗争会则很难让农民兴奋起来”。
会场的安排也很重要，精心布置的会场更能发挥诉苦的仪式化功效。从便于组织的角度出发，“会场的布置和准备，应有适当的地址、警戒等，对群众的排列，有组织的在一起，无组织的在一起，妇女在一起，儿童在一起，有计划的将区积极分子插在内里。”而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虽然运动领导者期待着诉苦会上出现群情激愤的场面，却往往是清冷肃穆的气氛更有助于达到这种效果。根据邯郸蒹庄的经验，“诉苦会场的严肃沉寂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干部态度要郑重其事，启发动员，便很容易造成越诉越冷静、越冷静越苦的空气。”另一份文件也指出，诉苦会场必须严肃，“不受外界影响，使全场农民精神都集中于诉苦的身上”。并对会场作了更细致的描述：“小组会以在贫苦农民之（居）住〈的〉暗淡破烂房屋〈为好〉，如晚上不甚明的灯光下更好，大会诉苦也要在偏僻凄凉的地方，无人来往，如戏广（场）的布置布景就更会感动了。”一份文件谈论部队诉苦大会，也强调须随时注意情绪的调动：“大会诉苦不宜太多，有三两个典型即可，问题在于要激发其全场悲愤的情绪来。为了这一要求，干部可以在会中随时提出问题，以刺激诉苦者的感情。在情绪渐起或高涨时，必须喊出适当的口号，以助情绪的增长，在极沉痛时则宜沉默一时，如大家痛苦起来可以暂时休会。务使会场空气始终保持热烈庄严。”诉苦组织者精心筹划的“情感工作”，似乎在农民群众身上安装了一个情感的阀门，结果正如一位农民的观察：“八路军真怪，他叫穷人家笑穷人就笑，他叫穷人哭穷人就哭！”
“谁斗谁分”与“算苦中帐”
根据形式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利益追逐乃是社会行动者据以行事的基本出发点。在土改运动中，共产党清楚意识到并充分利用了农民的这一“理性人”特征。首先，物质刺激是促使农民打消顾虑、参加运动的一件有力武器，其基本做法就是“谁斗谁分”，即以在群众运动中的表现作为分配斗争果实的基本依据。在黄赵村，“分配果实是以诉苦多少为原则，诉苦多即多分，诉苦少即少分。”在张庄，“积极参加大会，大胆倾诉苦水的人都分到了东西。那些没有说话的人，得到的就少些，或者什么也没得到。”谁斗谁分的原则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参与直接联系起来，有力地冲击了农民固有的道德观念，将他们引向斗争地主的行列。“只要积极参加斗争，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分到土地、房屋、衣服和粮食。大伙一旦看清了这个事实，就都相继投入到以后的运动中去。”利用物质刺激来强化乡村社会的阶级分化，是群众运动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看，对斗争果实分配的不满，往往会导致农民斗争热情的消退。龙则村一贫农因为分配不公而埋怨说“误了工，得不上东西，斗争还不如打短工。”即明确将参加斗争、分配果实视为一种谋生手段。蒹庄诉苦运动难以打开局面，经调查发现，是因为群众对土改中没收的一百多万元果实未分而不满，认为“过去果实得不到手，再诉苦斗争顶啥事，苦在嘴边搁着哩，分了果实就能诉”；还有人则“感觉已斗争彻底了，没啥东西了，过去斗争那样多的东西，还没翻透身，再斗也翻不了身”。后来工作队员让村干向群众道歉，宣布斗争果实的帐目，并保证把果实分给群众，诉苦运动才有新的起色。这些例子表明，获取现实物质利益，是农民参加诉苦运动的一个重要动机。
其次，将诉苦与算帐相结合，是使民众动员达致最佳效果的必要手段。诉苦是动之以情，激发农民群众的悲愤和仇恨；算帐是晓之以理，帮助农民群众认清地主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二者相互促进，使群众动员渐臻佳境。“算帐和诉苦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是使斗争深入每一个群众的具体方法。”倾吐苦水之后，通过算帐看看这些苦是从哪里来的，也正是“挖苦根”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许多地区，诉苦尚未结束，算帐已接踵而至。乐陵县各村的贫农与中农都在诉苦的基础上开展算帐运动，“大会算，小会算，家庭算，会员算，从诉苦中算帐，从算帐中诉苦，算苦中帐，诉帐中苦，求得真正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黄骅县“有些群众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找土块、找木棍、找算盘，在沉痛地算自己〈的〉帐。”
算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巩固诉苦的成果，还有助于打破诉苦中可能出现的僵局。对于许多农民来说，反奸运动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因为许多人深受汉奸欺压之苦，汉奸的恶是公开的、明显的；但要让他们认识到地主的剥削并决心与之斗争却并不容易，因为许多地主并没有欺压贫苦农民，有的还与自己的佃户和雇工关系融洽，在村中的口碑相当不错。这时，就必须在干部的精心引导下，通过详细的计算，让他们认识到地主通过地租来实现的“暗剥削”。
从具体内容来看，诉苦与算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算帐主要针对经济上的剥削关系，诉苦则更关注富人剥削和压迫给穷人带来的悲惨命运。但是从本质上讲，算帐和诉苦一样，都是要揭露汉奸、地主、恶霸的剥削和罪恶，以更好地动员农民、建构合法性。“我们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正义的农民翻身运动，要有理有据算的合理，使最多数人同意同情，以争取最大多数群众团结在我党周围。”所以一些村庄“满（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或者“不行再添”的算法，或者干脆“用打、拉、抢、吃办法代替算帐”的做法，往往会受到上级批评，因为这样会“使很有理的事客观上表现的是不说理的动作”，不利于发动群众和争取同情。算帐“不是单纯的要东西，而主要是政治目的”，必须“防止单纯的经济观点”。所以，算帐虽是晓之以理，却又不能局限于理，而同样必须借助情感的力量：“算帐要向苦处算，一面算一面哭一面诉”，要“从农民实际苦事上算，从实际苦事上找出穷人怎么穷的，财主富就是穷人苦”。由诉苦所形成的群体氛围，正是算帐的极佳场合：“在算帐中充满了骂声、哭声，有的算了睡不〈着〉觉，有的算了饭不吃，有的算疯了。”在诉苦与算帐的相互促进之中，在情与理的水乳交融之下，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逐渐明确和高涨起来。
“追挖苦根”与逻辑归罪
一份土改文件详细罗列了引导农民诉苦的具体内容，达到27条之多。稍加分析，可将其大致分为五类：一是述苦情，如“在灾荒的时候‘五一’的时候，谁把你的土地房屋工具弄走了？”“推翻统累税，改变负担办法，隐瞒黑地，不实行合理负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二是引苦感，如“还记得饿的四肢无力，妻子儿女和年老的父母死离活散的悲痛情形吧？”“汉奸恶霸地主走狗，他们对穷人说话和气吗？他是否拿你当人看？他们凶恶的面目，你看惯了吗？”三是讲苦理，如“我们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为什么耕田人没饭吃？盖房的人没有屋住？世界上享福的人应该是不种地不作工的人吗？”“地主汉奸恶霸离开穷人就不能生活，穷人离开他们就会好过，这个道理对吗？到底是谁依靠谁呢？”四是挖苦根，如“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我们遭到什么悲惨的命运？不是共产党八路军我们子子孙孙不是都作了日本的奴隶吗？”“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国民党从卢沟桥一耷跑到峨嵋山，他管过我们吗？”五是去苦蔽，如“汉奸恶霸豪绅地主有时候小恩小惠，有时候嫁祸与人，你上过他们的当吗？他真的和你亲善吗？”“你害怕有用吗？你应当如何奋斗呢？”
如果说述苦情、引苦感是诉诸情感的力量来激发农民群众的仇恨之情，那么讲苦理、挖苦根则是诉诸逻辑的力量来将这种仇恨引向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对手——国民党。关于追挖苦根的重要性，一份文件说得很透彻：“如果只是诉出苦，而不能认识苦的来源，诉苦便失去其意义。所谓‘苦根不挖，诉苦白搭’，‘挖的不深不净，哭瞎眼睛无用’。因此挖苦根实是诉运（即诉苦运动——引者）的中心环节。”就其实质而言，挖苦根是一种借助逻辑推演的归罪策略。
在诉苦算帐中及诉苦算帐后，农民的情绪大大的高涨，认识了咱们的穷就是财主的富，穷人的挨饿受罪，卖老婆卖孩子，就是财主们所享的福，财主们的福就是穷人们的血汗肉泪，杀不了穷人起不了富，富的家产都是穷人的，形成了穷就是意见。黄头基点的诉苦中干部反映某村的群众病了，有的把衣服扒掉露着臂膀，再不起来干不是人做的，城关区的群众说这回就不能给封建势力留地了，看起他们这样的折磨穷人，今给他们弄光了也不解恨，在城关北基点的诉苦中认识到这些苦都是蒋介石的天下给的，蒋介石的天下不换，穷人的苦就没有完，穷人翻身就是换蒋介石的天下。
这段话生动地反映出共产党经由诉苦在农民思想中灌注的伦理观念及其推演逻辑。“穷就是意见”，千百年来农民避之唯恐不及的贫穷，不再是一种耻辱，而成了斗争的理由和资本。穷的根源也不再是祖上无德、风水不好、命里注定，而是富人、财主榨取了穷人的血汗。将诉苦引向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基本逻辑是：穷人苦是因为富人恶；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富人的代表，故要仇恨、愤怒和斗争；共产党是穷人的代表，帮助穷人翻身，故要爱戴、感激和支持。在诉苦当中农民最强烈的感受是“苦”，而一旦找出苦的根源，明白了穷人的苦是地主和蒋介石、国民党所造成的，这种苦就有了发泄的对象而转化为“怒”。由“苦”到“怒”，农民群众也就自然完成了从诉苦走向复仇、从诉说走向行动的重要转化。有了这种逻辑推演的有效手段，诉苦的内容也就不必严格限制在地主与农民之间，举凡“穷苦、匪苦、过日子不容易苦、受气苦、吃官司苦”等等，皆在“可诉”之列。
诉苦不是光让其限制在与地主直接冲突里，而应连串自己一生的苦完全诉出来。同时诉一生的苦，往往比地主直接给的气还动人，引人哭的地方也往往就在这里，后说地主的害，这样仇恨会尖锐的转到地主身上。
农民宿命论思想很严重，认为地主千年剥削统制是合法的，往往将对地主之仇恨看不到，而变为农民内部矛盾，如农民代表李庆和，开始恨其伯父将大娘卖了，后来才明白是被地主的高利贷逼的才卖了他娘，而转向了痛恨地主，更说明农民对不见血的刀子经济剥削，如不真正翻心是看不到的。
（动员妇女诉苦时）不妨也可以从旧社会受公婆气，引导到地主家的妇女和女恶霸身上。
根据黄骅县4个区关于诉苦内容的统计，诉“饿死苦”的323人，诉“要饭苦”的546人，诉“卖儿卖女苦”的115人，诉“全家失散不能团圆苦”的42人，诉“叫土匪打死苦”的116人。其中“诉穷苦”与“诉匪苦”占了绝大多数，而基本上没有直接诉地主欺压剥削之苦的。其实，“诉苦”的字面含义只是将过去所受的苦诉说出来而已，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正是农民对这个词的真实理解。而通过逻辑推演、追挖苦根的归罪策略，将农民的苦难与地主阶级及其代理者国民党联系起来，进而从表达（诉苦）走向行动（斗争），则是诉苦领导者、发动者的职责所在。
结论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民众动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孔飞力认为，民众动员必须使用新技巧和新技术，刺激并疏导地方能量为经济发展和强化国家服务。这种民众动员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已经被纳入地方自治主义者的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权和政党领导者所实践。但是正如论者所说，这些地方自治理论家和民粹主义者所要动员的对象，是地方精英而不是普通民众，民众是“供别人玩政治游戏的棋盘，而不是游戏者”。国民党以俄为师进行改组后，立意动员民众、发动国民革命，却很快呈现出“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的分工格局，即便在其执政以后也远未能深入控制农村基层社会。
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革命，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有学者指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广大乡村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并在此基础上赢得内战、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强大的民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山东分局的一份文件中，曾有“干部运动群众”的说法，这在无意间道出了共产党群众运动的本质特征：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只有经过充分的启发和动员才能被激发起来，只有通过“运动群众”，方能形成“群众运动”。而共产党动员和组织效能的获得，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政治运作中的种种“权力技术”，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技术和策略中，可以见到国家权力渗透和乡村权力变迁的微观过程。
本文正是从权力技术角度出发，对中国共产革命进行微观探讨的一种尝试。近代中国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但是从客观现实（苦难）到主观感受（苦感），再到具有明确指向的心理情绪（对国民党之仇恨和对共产党之爱戴），最终形成阶级意识、促发革命行动，这一过程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必须经过革命政党的宣传、组织和动员。就民众动员目标的实现而言，诉苦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技术，而它之所以能行之有效，又有赖于各种微观策略的巧妙运用。诉苦领导者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这是话语的力量；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群众的种种顾虑，这是组织的力量；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营造了苦大仇深的氛围、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这是情感的力量；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帐相结合，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僵局，这是理性的力量；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的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这是逻辑的力量。在共产党精心而高效的动员下，千百万农民群众一改谨小慎微、消极保守的传统形象，形成了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的巨浪。由此，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彻底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顺利实现了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
推文转自“历史学人”，注释略去。原文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原题“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刊发时略有删节。图片源自网络。鸣谢，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