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对 《逃犯条例》进行修订以填补香港法律漏洞，引发了长达数月的“修例风波”，由于被别有用心的势力所利用，“修例风波”最终演变成自香港回归以来为时最长、规模最大、最为暴力血腥的社会事件。
当时香港黑色暴力事件频发、外部势力高度干预、特区政府权威受强烈冲击、政府施政受到干扰与阻挠、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威胁……然而当香港吸引了几乎全世界目光的时候，垄断着香港大部分民生经济的四大家族，却不约而同保持了沉默，没有一个家族站出来为稳定局势而发声。
那么时隔数年，当我们回过头再度审视这段历史，才能更清晰的了解，到底为什么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香港垄断资本家，在当时宁愿沉默，宁愿袖手旁观，也不愿积极出面稳定局势。
从四大家族的垄断，厘清香港社会矛盾的根源。
2013年1月，一位香港小学生写的一篇题为《李家的城》的作文，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这名小学生在作文中写道，原来香港大街小巷密布的屈臣氏、百佳、7-11、惠康等店铺竟然都是李嘉诚家族的产业，因此在文中感叹道：“看着一间间诚哥旗下的物业，我心中有无比的感动。
香港内一切的商店，不论是哪种的类型，全是诚哥带给我们的欣赐。”在这篇作文的结尾部分，更是直言 “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所创造”。于是也正因为这篇作文，李嘉诚也得了一个“李家城”的外号。
确实，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一直以来在人们心中都仿佛笼罩着一层璀璨的光环，然而在光鲜亮丽的外面之下，则是多年来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在涌动。在香港政府公布的数据中显示，截至2017年底，香港整体家庭平均人数是2.7人，家庭月收入的中位数是2.55万元，人均月收入不足1万元。
以香港的消费水平，这点收入除去吃穿用度，基本上所剩无几。那么香港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哪里呢？让我们再看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2016年福布斯杂志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当时香港十大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占到整个香港GDP总值的35%。占比之高为全世界之最！
十大富豪占GDP的比重超过过三分之一，从全世界来看都是极端案例，这意味着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社会上的中产阶级以及底层人民，仅仅占据另外三分之二的财富，这对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富豪的财富积累，一大半是来自房地产业。除了李嘉诚家族，还有李兆基家族的恒基兆业集团、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郭家的新鸿基集团，这四大富豪由于把持着香港主要的地产、民生产业，因此被合称为四大家族。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正如前文中小学生在作文中所写道的那样，李嘉诚旗下的业务除了房地产之外，还垄断了香港的港口、电讯、酒店、制造、零售等多个领域。一个香港市民住着长实集团开发的楼，用着和记黄埔的电话网络，看着电信盈科的电视，买着百佳超市的菜和屈臣氏的日用品，可以说一天24小时都离不开李家。
其他三大家族也不例外，比如李兆基家族除了地产业外，还垄断着香港家用和供暖天然气，因为李兆基是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的主席，该公司是香港家用和供暖天然气的唯一供应商。
而郑裕彤家族的产业除了房地产外，还涵盖珠宝业、酒店、百货、物流、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服务，这些巨头财阀几乎垄断了香港的各行各业。然而另一方面，则是香港有一半的家庭买不起房，甚至还有一百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而且香港人创造财富的速度远远不及房价上涨的速度，过去四年人均GDP增速都不到房价增速的一半。巨大贫富差距和被财团所垄断的生活让香港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一边是垄断着香港民生经济的富豪，不断增加的财富，一边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难以获得翻身机会的普通民众，这些矛盾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大，很容易找到一个缺口就爆发出来。
多重社会矛盾尖锐化，让中产阶级更加恐惧和迷茫。
在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当众多的中产阶级一改往日对政治的冷漠态度，积极参与到其中，甚至充当了主要力量。促使这一变化的原因，跟我们前文所说了香港财富差距过大，阶级固化加剧是密不可分的。要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事实上香港中产阶级虽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与困境。
在赵崇明的《港式中产》中，就以香港的中产阶级为观察对象，描绘了港式中产的境遇与心态变迁。在书中介绍到，在70 年代香港发展制造业、积累工业资本过程中，第一批战后出生的香港中产阶级成为了香港产业转型过程中的急先锋，并为香港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一批中产阶级中只有少数人能够有足够的好运，实现了阶级攀升。
更多的中产阶级在金融资本急速膨胀的后工业时代一落千丈，在第三产业崛起的香港社会，这些以第二产业技术见长的中产阶级难以搭上产业转型的顺风车，中产阶级实现跃升的上升渠道被极度压缩，这种现实的落差给中产阶级以巨大打击，也给年轻一代注入了压力与失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中产阶层虽然一方面享受着 “中产”头衔的光环，肩负着推动香港社会发展的重任，但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受着来自生活、工作以及阶层跌落的巨大压力。他们承担着高额的房贷费用、教育费用、税务费用等以维持中产的生活水平，却又看不到前景，正如香港经济学家雷鼎鸣说过的那样：香港中产是“典型的 ‘付出太多得到太少’阶层”。
因此这些拥有大学学位、习惯中产生活和思维，却收入微薄，甚至入不敷出的在职中产人士，有极大的可能会向下流动至底层，也就是从 “中产”沦为 “中惨”。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香港中产阶层更容易受到社会氛围及环境所影响，身份的危机感和地位的焦虑感随之而生; 他们亦无法像底层人士般 “躺平”。
为了对抗 “阶级跌落”，只能不断拼搏，但又看不到希望。成为了香港社会运动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就看到在 “修例风波”期间，香港中产阶层由 “政治冷感”发展至参与热情高涨。
在2019 年 11 月 24 日香港进行了第六届区议会选举，该次区议会选举无论是参选率或是投票率皆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此种背景下，“修例风波”中，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富豪阶层，作为香港经济结构失衡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可能在风头上发声了。
需要深入香港经济结构，才能真正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源。
当然，四大家族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比如李嘉诚在“修例风波”中就刊登了一则“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广告引发了巨大争议。随着香港局势发展，香港各界除了进一步呼吁止暴制乱，更多人开始将关注的问题投向影响香港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于是在2019年9月25日，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界”）集团业绩发布会上，新世界执行副主席兼总经理郑志刚宣布集团将捐出不同地点总共 300万平方呎（合 27万多平方米）的农地，捐赠对象包括香港特区政府、社会企业或慈善团体，用于兴建公共房屋及相关设施，以回馈社会。
2019年的10 月 4 日李嘉诚基金会也宣布，捐资 10 亿港元用于支持香港中小企业度过时艰，纾缓压力。同时，也宣布，将捐出部分农地用于兴建公共房屋等，希望纾缓香港社会房屋短缺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恒基兆业地产也表示，过往曾捐地兴建安老院舍、青年宿舍及提供单位做过渡性房屋，恒基兆业地产可以与政府磋商，积极协助增加房屋供应，照顾不同阶层的需要。新鸿基地产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联也发声，明白香港房屋供应严重短缺，愿意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增加房屋供应的措施，并会尽最大努力加快兴建住宅项目。
四大家族牵头表明态度解决香港的社会民生问题，是否真能够解决香港阶级固化的问题呢？时隔多年我们看到，在经历了政治风波以及疫情后的香港，住房问题和经济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而李嘉诚家族也逐渐将投资转为海外，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以来，李嘉诚家族已经在英国投资了超过4000亿港元，控制了英国近7%的供水市场，约四分之一的电力分销市场，近三成的天然气供应市场，三分之一的英国码头，超过40%的电信市场，以及超过50万平米的土地资源。
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2011年个人的著作《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中，对李嘉诚直言不讳质问，“李嘉诚可有制造一件营销世界的商品？
没有”。已故的中国前内地首富宗庆后也认为，李嘉诚对香港的天然气、水、电力、港口、零售业等行业的垄断极大地损害了香港地区消费者的利益。我们只能说历史是公正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香港四大家族对于香港的影响力终将消弱，而香港的经济问题也必将得到改变。
2020 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得到通过。《香港国安法》的出台，意味着杜绝了本地和境外敌对势力在香港的活动空间，也阐明了国家要维护香港稳定以及持续发展香港的决心。
今天我们再度回望香港的发展历程，会欣慰的看到很多问题正在得到改善，特别是疫情之后，“东方之珠”重新调整自己的步伐，继续前进，我们相信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后，香港的前景会更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