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齐达榜被释放,离开了服刑十八年的监狱,这齐达榜原名齐大榜,是解放前热河地区一股知名土匪中的一员。

后来在我党我军的剿匪行动中主动投降,为了让他好好反省自己犯下的罪行,被判入狱18年的时间。

由于齐达榜在狱中表现良好,出狱后也积极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当地为他安排了一个农场运输的工作,公安局的同志对他也比较熟悉。



这一天齐达榜气喘吁吁地跑到公安局,开口就说出了一个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

“我要举报一个土匪,就是他在柴胡栏子害死了解放军的长官们。”

作为一次让我党损失5名高级干部的恶性事件,柴胡栏子是一个惨痛的记忆,听到这的公安人员先是一惊,开始详细询问起事情经过来。

柴胡栏子事件的经过是怎样的?为什么我军会在这次事件中损失惨重?而首犯任芳伍又是如何被齐达榜认出的呢?



这个事件发生的地区,属于我军在建国前建立的冀察热辽根据地境内,这个地方的敌人构成相对复杂——除了国民党正规军,还有一股股大大小小的土匪势力。

热河地区的匪患由来已久,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恐怕要从民国初期算起。

清朝的灭亡和军阀的割据,使国家经济一再衰退,当地的农民破产者无数,为了生活他们铤而走险,啸聚山林成了为害一方的土匪。

可是这些本来自诩“替天行道”的土匪,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转变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这些土匪的构成成分很杂,其中有的顶着国民党宪兵的名头,而有的则是日伪政府的军队,官员出身,也有的根本就是封建地主出身,这些人通常带着官方和地方豪强的双面身份。

其中比较猖獗的包括占领北票的蒙奸沁布多尔济,占领朝阳的蒙奸李守信,占领凌源的土匪头子王发等。

他们杀害我党我军的干部和将士,抢劫和欺压当地人民,对我军正面对抗国民党军队时的后方腹地,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肃清这些如附骨之疽的土匪,我军自1945年10月起,开始了对整个冀察热辽地区的匪患的清理和剿灭。



可是剿匪开始时进行得并不顺利,究其原因是当地的土匪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而困扰我军最大的难题主要有三个:

首先因为盘踞当地的时间更久,经历过各个时期,各个势力的清剿,这些土匪在对当地环境极度适应的基础上,信心也空前膨胀。

他们认为既然军阀,国民党,日本人都无法消灭匪患,那么现在的解放军也不过是走个过场,自己早晚还会无恙地挺过这次剿匪。

而且因为土匪常常使用化整为零的方法,混入百姓之中,所以也为彻底清剿带来了难题。



另外和国民党势力的勾连,也为土匪们解决了一个固有难题——稳定的物资补给。作为独立自主性质存在的土匪,常常会因为物资和武器的落后和不足,导致战斗力不够稳定。

可是当他们挂上国民党的番号,得到武器补给后,就成了一股战斗力彪悍的武装力量。

最后一个摆在我军将士面前的难题,就是骑兵的数量。此地的人民有很大一部分原来以游牧为生,而较多的平原地貌也更加适合策马奔驰。

这些土匪也几乎个个精通骑术,他们好象蝗虫一般来去如风,快速劫掠后很快就逃得无影无踪,这也为剿匪增加了难度。



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后,我军开始调动和培养更多,更加优秀的骑兵参与到剿匪工作中来,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仅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间,我军共剿灭热河地区土匪5100余人,收缴枪支6000支,马匹财物成千上万,热河地区暂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安乐的局面当中。

不过随着地区各级政府的建立,我党在当地开始进行土改运动。

这项运动触动了当地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也让一些名为土匪实为地主的,投降后进入地区政府,担任民兵等职务的别有用心者心生不满。

这些人趁着我军正面作战的机会,又一次抄起武器重操旧业当起了土匪。



原日伪警察署长,投降后担任经棚县白岔区长的白金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他虽然是地主出身,可是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在当地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但骨子里却是一个阴险精明的投机分子。

自身掌握着不少的人手和武器的他,在军阀,日伪,国民党政府时期,都有过改头换面进入政府工作的经历,一旦利益受损或者政府大势已去,他都会第一时间脱离公职,再一次披上土匪的外衣。

在他的手下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曾任日伪分驻所长,后来从区长位置上叛变的任芳伍——他就是导演了整个柴胡栏子恶性事件的罪魁祸首。



1947年5月中旬,此时的热河地区已经处在解放前的最后时刻,党中央为了制定热河解放后的相关政策,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军分区代表大会。

会议过后在代表们返程的途中,由于天色已晚,冀东军分区代表团选择在赤峰市下属的一个名叫柴胡栏子的小村休息过夜。

此时的热河地区态势已经十分明显,除了当地比较大的城市承德和赤峰外,我军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地区。

这样的优势也让代表团的警卫人员产生了松懈的思想——他们在柴胡栏子警戒的时候,把重心放在了东面的赤峰方向,却没有对侧后方来敌进行防范。



可惜威胁不一定来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正规军,也有可能是丧心病狂的土匪。

任芳伍在叛变以后,拉起了数百人的“还乡团”。可是这些乌合之众又怎么是解放军的对手,经过数次打击他们的人员已经伤亡过半,因为听到赤峰还在国民党手中,任芳伍打算率人投奔。

一路上他又遇见了其他想去投奔的匪部,加上一些国民党残军,这支队伍短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上千人的规模。巧合的是,此时的任芳伍一群人,也正在附近的村落休息。

忽然探子来报,说附近发现了大规模军队活动的踪迹,而所在的位置正是通往赤峰方向的必经之路上。

这个消息让任芳伍立刻警觉起来,他意识到此时固守赤峰的国军不大可能出现在这里,那么这支队伍很有可能是解放军。



此时的任芳伍对共产党,解放军恨之入骨,加上手头有足够的人手和武器,大伙儿又推举他作主,于是一个残忍的计划开始在他脑中形成。

5月18日天刚蒙蒙亮,大多数的人还在梦乡之中,柴胡栏子村口站岗的哨兵,发现有模糊的人影正在接近,于是他开口喊话,询问对方的身份。

没想到数声枪响打断了他的话,还没反应过来的哨兵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枪声惊醒了沉睡中的代表们,团长苏林燕紧急集合驻守在村中的40余人,集中火力压制敌人的突袭,同时派通讯员去隔壁村向身负保卫任务的骑兵连求援。

原来除了代表团自身的警卫人员外,军分区为了保障此行的安全,派遣了一支骑兵连来沿途保护,可是因为人数过多,他们被安排在3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过夜。

令苏林燕等人没想到的是,通讯员求援一去不返,而此时由于敌我人数的巨大差距,村口已经守不住了。



敌人攻入村口后,双方开始了短兵相接。随着战斗的进行,土匪们发现这支解放军才不到50人,而且使用的武器中连机枪和迫击炮都没有,分明是个“软柿子”。

这也让土匪们更加疯狂,他们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袭击,而代表团成员眼看情势危急,决定烧毁文件,找机会掩护年轻的战士们突围。

在代表团团长苏林燕和其他老同志的掩护下,几名战士顺利突围,向骑兵连方向寻求增援,而代表团的成员们几乎全军覆没——他们大部分身中数枪,都被土匪们残忍的杀害了。

剧烈地战斗和震天响的枪声,引来了附近我军的骑兵增援部队,眼看着大部队杀来,任芳伍一行人选择逃跑,为了抢救伤员援军并没有继续追击。



经过统计这一次的柴胡栏子土匪袭击事件,我军冀东军分区代表团共牺牲22人,其中包括团长苏林燕,王平民、胡里光、王克如、冀光5位共产党高级将领,和同行的警卫,后勤人员数十人,只有4位战士在掩护下突围成功。

牺牲的5位将领多是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干部,他们的死是我党在解放战争中非正面战场上经受的前所未有的损失。

其中的一位代表团成员李中权,身受重伤后经过抢救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一位少将——由此可见如果这5位能够活着,对我党将是一笔怎样巨大的财富。

事件发生后,全党全军都被震动了,毛主席专门为此发出严查的命令:一方面要求彻底清剿这股匪寇,不得放走一个恶徒;另一方面要求追究作为护卫的骑兵连的首要责任。



主席的命令一出,很多人也反应过来,那支肩负保护职责的骑兵连去了哪里?为什么前去求援的通讯员一去不返了呢?

原来这位骑兵连长在战斗打响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了。可是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马上增援,而是带着部队朝反方向行进——去求援了。

最终这支部队是被突围出来的士兵,在数公里外的山上找到的,当时的骑兵连长听着他们的叙述,并没有回援的意思,反而完好无损的回到了自己本来所在的部队——这也难怪通讯员去村中寻找,找不到他们了。

无论求援的理由是否属实,未战先逃,置保护目标于不顾已经是证据确凿的事情了,按照军法这位逃兵连长被枪毙,可是牺牲在土匪枪下数十位革命同志,却再也看不到解放的一天了。



柴胡栏子事件发生后,我军增派朱德骑兵师参与剿匪,在多方努力和排查之下,当年双手沾满代表团鲜血的匪寇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唯一可惜的是,作为首恶的任芳伍却一直都没有被抓获——时间过去了近20年,任芳伍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

这样的结果充满着无奈,因为仅凭画像等通缉手段,无法准确地核对面貌,这给抓捕工作增添了不小的难度。

不过事情的转机来得就是这样突然,任芳伍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逃得过通缉的画像,却逃不过熟人的眼光。



原来在他的队伍被剿灭后,任芳伍改头换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东躲西藏的日子,直到风头过去他才找到一份工作。

被齐达榜认出的时候,任芳伍已经改了名字,在偏远农场找到了一份不引人注目的工作,他本以为自己靠着新的身份逃过人民的审判了。

可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虽然任芳伍的外貌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化很大,可是说话的方式,口音和动作的习惯,是改不了的——齐达榜见到他的第一眼,就怀疑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土匪头子。

经过几次确认后,齐达榜坚信这个人就是任芳伍,也正是当年围攻袭击我党地方代表团的罪魁祸首——经过他的举报,当地公安局迅速出手,任芳伍这个在逃20年的土匪头子终于被抓获。



罪恶的土匪头子,反革命分子任芳伍的死刑于1970年3月执行,随着一声枪响,在场的围观群众见证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的伏法,他的死也告慰了死在他手中的那些先辈烈士们。

1971年,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在柴胡栏子建成。每一年都有无数的人们前来凭吊牺牲的革命者们——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才换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他们的牺牲不会被遗忘,他们的事迹将会被永远铭记。

对此,各位读者有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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