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 文 |先知书店编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五年（1960-1965），正是艰难的转折年头，这五年貌似平淡，看上去没有了往常运动的大折腾，但像是大病过后的喘息，酝酿风暴前的平静，对于受害者、当事者而言，这种间歇期同样有令人窒息的小波澜和小动荡。
相对于宏大的叙事热点的关注，史家们在著述中往往容易忽略这五年，在仅有的一些著作中也多是在广州会议等问题上着墨较多，对这五年全面的政治演变、人情世态的微观呈现及研究较少见到。
在描述“这五年”政治形态的方面，《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首次突破已有的叙说框架，以个体的珍贵体验和笔触深入到每一个年轮、每一个关键事例，突显“这五年”普通国人惶恐不安的心理起伏线，完整地覆盖了“这五年”风雨侵袭的范围。
这就弥补了原来史料作品在“那五年”上的空缺，给年轻的读者提供了一扇不可多得、读懂当代史的宝贵窗口。
▌历史的“帽子”没了，人心的“帽子”却还在
一段流逝的历史阶段，不怕笼统地评说、空洞地议论，最怕没有充足的实证，没有真实的内心坦露。《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既充分地显露了“那五年”的社会图景，也呈现了作者一步一踉跄的心灵折磨小史。
我读完之后有一种沁入心脾的凉意，有一种跌入人性深渊的痛感，更有感于邵先生题记中所说的“人间忧患诚如海”的浩瀚愁绪。
1958年3月，“戴帽”定案后，下放劳改前
今年的出版物中，像《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这样耽于深度反思的作品并不多见，它测试历史深度及人间温度的稀缺品质，也未被更多读者认知，八旬作者写作的良苦用心也没有适时为人们周知，特别是如何被更年轻的一代读者所理解和吸纳。
高龄作者在电脑前一笔一画地敲打出来，其间的辛苦可以想象；一本好书的问世本身就颇费周折，作者和编者都有“把千言万语交付它”的深意和托付。
现在不少书籍读之如浮水、如飘叶，很难进入人的内心，邵先生的新著却值得花费时间去领会，从高远的人性角度、悲悯的历史空间去体悟。
▌沉重的“灰帽子”：一群人辛酸的共用符号
“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词语，色彩之准，定位之巧，应该会为当代治史者所记取并认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帽子，人前背后被视作“摘帽”，依旧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歧视性帽子。
邵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属于“非典型”，因为更多的摘帽者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他能返回到中央电台工作，应算是少见的个案，但依旧感受到被隔膜的痛楚，见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只能习惯于独来独往，狠心地把自己关闭起来。
最关键的是，不能留下任何惹来祸害的“罪证”，因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竟成了千百万“待罪之鱼”宿命的叙事模式，只能无需思考、麻木不堪地随大波、逐恶流。
左起，邵燕祥、章、钱理群
邵先生仔细记录了“冒头”挨打、控制异端的一桩桩事例。
譬如，中央电台播音组丁一岚身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的夫人，也要被迫在会上交心说，某个观点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没说出来过。某副主任当时严正地指出：心里有这种想法也是不行。邵先生在书中点出副主任这种诛心之论的霸道样子，实际上是单位日常斗争的常态：“出语凌厉，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灰帽子”们学会尽量少说话，不能让自己的言行随意上人家的“秋后小账本”，以求得一种“异样”的安全感，反而会因为自己“变异”而在“互相伤害”环境中谋得难得的安宁。
邵先生只能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吴小如这样的老友面前，恢复自由地倾诉和聆听，他1972年写的诗句“求友应从生死场”，说的正是交友之难之苦，反映干涸车辙里相濡以沫的垂死鱼之交。
有一笔最为难忘：1958年广播局局长梅益在路上向邵先生夫人谢文秀问及情况，谢文秀向老领导忍不住多说一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指邵燕祥）怎么会戴上那顶帽子呢？”
梅益说了一句“惊天”话语：“说不定哪天我也会戴上那顶帽子的。”
联系到动荡年代梅益的悲惨遭遇，他说的这句话确实有惊人的预见性，表明他亲历深知残酷无情的斗争之后的洞察力和悲观程度。
邵先生特地写到侯宝林、马季所在的说唱团，称之为“保持人味的园地”，因为曲艺名人因自己文化水平较低，较能真诚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平常工作相处中能欣然迎接，笑脸相向。
我读到此章节时，泪花忍不住流淌出来，这在阅读本书时是唯一的特殊感触，是沉重世界之中最不能忘却的一处暖意。
1990年11月21日，邵燕祥先生在家中
▌写尽人心的简陋与不堪，更显光怪陆离的世间百态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并不是只写人内心的简陋与不堪，琐碎与庞杂的描述之下，最在意的还有它展现了当年光怪陆离的世间百态，让我们后人得以“从容”地浏览政治光环下的百科全景图。
首先是邵先生因本职工作而引发的创作奇遇，曲艺需要配合大好形势，熬夜赶出《满城春》应付交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东京，侯宝林喝着特别酽的茶，与大家七凑八凑就写了一个应景相声《哈格蒂打前站》。马季创作《土耳其抓兵记》，把总理曼德列斯唤作“慢点儿勒死”，赢得上下一片喝彩。
而邵先生改编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的话剧本，历经前后折腾，等待台上内部演出时已是沧桑满目。
邵先生写这样的折腾记，因为亲力亲为，因为当年的忐忑不安，写得翔实周到，含而不露，可为略显薄弱的当代创作史提供最扎实的佐证。
邵先生写到当年的苦难是可以呼之欲出的实感：在广播学院上辅导课，上午十一点钟起，站在讲台上两腿就发软发抖，一直抖到下课铃响。
对于1960年秋冬的整体印象，就是绝少晴和景明，打完树叶就暮色四合。有一次，突然弄到一块猪肉，邵先生没舍得吃，中午赶着送回船板胡同家中，让儿子小闹闹尝尝鲜。
邵先生在书中曾形容自己是“在历史指派我的狭小缝隙里”艰难求生，情状就像他的诗句所写的那样：“我梦见我变成一条无名的鱼，连同历史的长河一起冻成冰块。”
然而，他并没有让历史永远冻结，而是靠着自己的著作让历史有温度、有呼吸，让“灰帽子”们在蹒跚而行的历史人流中不被淹没。
邵燕祥，是个“著名又不著名”的人，虽然很多人不知道他，但这并不妨碍他照样是中国的一位知名的诗人、杂文家。
耽误他被家喻户晓的，是他不善招摇的“毛病”。但他在一部分人中“很著名”，全是因为他的文字。
邵燕祥生前曾说，他已入老境，所以私心将这二三十年来的写作都当做不叫遗嘱的遗嘱，他总希望能把自己以青春和大半生的苦辣酸咸换来的一点见识，尽可能地从心坎里掏给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