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白岩松在《 东方之子 》上采访启功,谈及自己的皇族出身,启功这样回应——“族而不皇”。

启功向来不愿意对外人道及自己的家世,虽然他的始祖是清世宗雍正第五子、 清高宗 乾隆的弟弟弘昼,本人确是如假包换的皇族后裔。


如果有人写信给启功,称呼他为“ 爱新觉罗·启功 ”或者“金启功”(大军阀袁世凯掌权时命令所有爱新觉罗氏必须改为译音的金姓,不从者严 罚),他一律退回不看。 他生气地说,自己姓启名功,字元白或元伯,从来没有用过来信所写那些名字。


若你唤他“坚净翁”,他反而十分欢喜。启功有一方古砚,上书:“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甚至他把自己小小的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以示自己坚定、纯净的本心。


1912年7月26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二年,北京城的什锦花园胡同里传出一声特别清脆的婴儿啼哭,奉国将军 溥良 添了一位曾孙。


那时溥良的俸禄少得可怜,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只好靠给别人当补习先生来维持生计,家境式微,是个有名无实的“将军”。


而溥良的儿子,也就是启功的亲祖父毓隆相对争气,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官至四川学政、主考、典礼院学士,比今天的省教育厅长还要厉害。出身翰林而又擅长书法的他,对小启功的影响十分之大。

可惜启功10岁与11岁时,曾祖父及祖父相继去世,他又自小丧父,只能眼看着这个失去了支撑的家庭更加落败。为了偿还债务以及解决殡葬费,不仅家中的书画要卖掉,全家也搬出什锦花园胡同艰难度日。后来,中学还未毕业的启功更在1931年辍学。


本来启功自小聪慧,从五六岁开始读《论语》《 尔雅 》《孟子》,12岁考进北京汇文小学,16岁升入汇文中学,至今这家学校仍然是北京城颇有名气的重点中学。若能继续读下去,说不定他能留学深造,不至于有以后的坎坷经历。


辍学后,启功集中精力做好两件事,一是继承祖父的职业,当补习先生赚钱补贴家用;二是四处托人寻找可以长久发展的工作。相对今天差不多三十岁仍当啃老族的青年来说,他可谓自强不息。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1933年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向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推荐启功,结果陈垣十分喜欢他的作品,认为“写作俱佳”,还亲切地把他称为“小孩”。


启功由此开启了在辅仁大学的三进三出之路。


第一次是1933年,陈垣把启功安排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授国文课。虽然他的课讲得极之生动形象,深得学生们喜爱,但还是被当时的辅仁中学校长解聘,理由是启功的学历过低。


第二次是1935年,陈垣安排被解聘不久的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对于陈垣的帮助,启功十分感恩,在工作上也比任何人都要勤奋、用心。不幸的是,这时掌管美术系大权的教育学院院长就是原辅仁中学校长,启功又一次被命运捉弄,失业了。


被深深打击的启功没有消沉下去,而是重操旧业,给人当补习先生。另外他还卖书画补贴家用,因为才华出众,这时他在社会上已经颇有名气。


其实启功最初的学术造诣并不在书法上,他最早是学画的。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远房亲戚叫他画画,画得极好,启功满心欢喜正要落款,意外地给亲戚拦着,说让他的先生来,意思是嫌他的字太丑。启功深受刺激,从此加强练字,直至被称为“中华第一笔”。


陈垣爱才,不想再因学历问题埋没了启功,于是第三次向他伸出援手——1938年,辅仁大学秋季开学时,启功被聘为大一年级的国文课老师。这项课程是由陈垣亲自掌握的,所以启功不会再遇到“无理”解聘。

为报答恩师陈垣的期望与栽培,启功更加鞭策自己,在学术上养成了务实、求真、严谨的习惯。渐渐地,他的真才实学赢得了各方面赞誉,每到他教授的课,都会引来不少其它专业的学生旁听。


1952年,辅仁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室、燕京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教育系(部分)一起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在师大任教期间,按照新的教育体制,被划分到古典文学学科的启功不能进行书画创作。但醉心于此的启功又怎能放下手中的笔呢!于是他偷偷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天赋加上热爱与勤奋,令他在艺术上达到了“立一家之书画”的地步。


因为他的名气渐涨,1956年中国画院在北京成立时,主持画院的叶恭绰盛情邀请启功“跳槽”,被启功推辞后还三顾茅庐。陈垣发话让启功每天抽半天时间去画院帮忙,启功遵从恩师意思,后来却因此被打成了右派。

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启功劝慰伤心的老伴章宝琛:“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他这番话让人忍俊不禁。


好不容易“摘帽”,哪知文革接着到来,他又成为了这场运动中的审查和批判的对象——这对于这个一生善良无害的老好人来说,确实太过份了。启功极度地失望,他回到家中对章宝琛说:“不如死了算!”


章宝琛一听慌了,以为他想不开要寻短见,连忙找亲友来劝说。启功一看老伴这么认真自己反而笑了,回过头来劝妻子放心。


当这次狂潮真的席卷而来的时候,启功的内心显得特别平静。红卫兵们看他的字写得特别好,就让他去抄大字报。他平时就用一支秃笔、几张彩纸或者报纸,在北师大里气定神闲地抄了起来,还边抄边与人聊天,挥洒自如十分的放得开。


启功戏称那段时期自己的书法水平长进最快。文革结束后,一旦有人问启功写的书法是什么体,他随口便回答“大字报体”。


1979年,北师大为启功正了名,恢复他原来的工资后更意识到他的重要性,提出想再为他加一级工资,被他拒绝了。启功说,老伴已经过世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工资已足够,还是把这些工资加给有需要的人吧!


昔日不遗余力地批斗过启功的一个人上门向他道歉,启功听后哈哈一笑,说出一段颇有哲理的话:“身处那个年代,我们都是身不由己,就好像搭台唱戏一般,你唱了诸葛孔明,而我唱的是失了街亭的马谡,如今,戏唱完也就完了吧!”


对于名利,启功也一直看得很淡,1982年他被聘为北师大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生导师,两年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是中国高校最早一批博导。他先后培养出8名博士生、7名硕士生,而这些学生后来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对于这些殊荣,启功开玩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博导’,只知道‘果导’(治便秘的药)。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不拨不驳也倒。”他充满了自嘲精神,就怕自己头上戴上世俗光环。


平时他的生活极其简单,一碗面、几条黄瓜拌酱就是一顿饭。但在1991年11月,恩师陈垣110周年诞辰的时候,启功在香港义卖自己的作品,所得163万元全捐给了北师大,作为贫困生的奖学金。

这笔奖学金,启功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而是取陈垣“励耘书室”中的励耘二字设立。其高风亮节,叫人感怀。


琉璃厂、潘家园有人卖启功的假字画,通常他都会呵呵一笑,因为他深知对方为的是养家糊口,只是一种谋生手段。有人问启功,怎样分辨他的字真伪,他说:“写得好的是假的,写得不好的是真的!”


幼年失怙,中年丧母,老年失伴,一生没有子女,这样一位历尽磨难,却始终保持赤子之心,而又幽默风趣的“坚净翁”,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北大医院逝世,享年93岁。

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这是启功写的对联,也是他一生为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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