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一条指示，让一个普通的炼钢工人，阴差阳错成了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又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话，让这个炼钢工人当选中央委员，得票数居然还与毛主席一致。自此，这个炼钢工人走上了政治道路，他就是王百得。
王百得刚出生的时候，老一辈人为了让他长大以后能够顶门立户，成为一个好农民，特意为他取名“王白蛋”，寓意又白又胖，像石头一样结实。上了学以后，私塾老师为他改名“王白旦”，字面上少了些土气，寓意也更加丰富，希望他像东升的太阳一般前程似锦。
可惜由于家境困难，王白旦只读了三年的私塾，就不得不辍学回家。幸运的是，没过多长时间，王白旦就迎来了解放，让他又有机会回到学校。
1951年，王白旦到省城太原投奔在电业局工作的哥哥，之后进入太原钢铁厂，成了一名炼钢工人。虽然那个时候炼钢工作又脏又累，但王白旦从不挑剔，认认真真学习炼钢技术，很快就转为正式工人，还加入了共青团。
“一五”计划开始后，苏联在齐齐哈尔援建了一座特殊钢厂，也是新中国唯一的特殊钢厂。党和国家对此高度重视，不但选调了一批骨干到国外培训，还从全国各大钢铁企业抽调人员。
已经成为七级炼钢工的王白旦，经过层层选拔，终于带着妻子来到了齐齐哈尔，走进了北满特钢。当时北满特钢已经正式投产，王白旦到了之后，立刻投入工作之中，和全组的同志想办法提高生产效率，一个月能够多炼出十几炉的钢。
1959年，鉴于王白旦在工作中的表现，党组织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之后的日子里，王白旦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不但晋升到炼钢工的最高级别八级，还率领全炉同志攻克难关，多次受到组织上的表扬。
1968年，中央决定召开“九大”，并将一个代表名额下发到北满特钢，要求他们选出一名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经过组织上反复筛选，发现炼钢工人中只有一个人符合条件，那就是王白旦。
就这样，王白旦当选为“九大”代表。由于当年“九大”是秘密召开的，没有任何大张旗鼓的欢送，王白旦独自一人踏上了进京的列车。
“九大”正式开幕后，毛主席对于中央委员候选人作出指示：这次中央委员中应该有来自基层的产业工人参加。大会经过摸底，发现王白旦正好符合条件，因此，王白旦立即被大会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王白旦，你这个名字念白了不太好听啊。”在会上，周总理顺口提了一句，委员们立刻会心地笑了。忽然有人提议，在“旦”字下面加上一竖，这样既不改变寓意，又不影响中央和他的声誉。王白旦一听连声说好，自此“王白旦”变成了“王白早”。
正式选举开始后，到会的1500余名代表中，主席团提名的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王白早”名列其中，更令人惊讶的是，王白早的票数和毛主席相同，都是全票通过。
就这样，王白早“一步登天”，从一名普普通通的炼钢工人，自此走上了政治道路。
回到钢厂之后，人人对于王白早刮目相看。不久，有人提出王白早重新再改个名，于是“王白早”又变成了“王百得”。
虽然当上了中央委员，可王百得的家里依旧一贫如洗，再加上王百得的工作更加忙碌，繁重的家务全都压在了妻子身上。没过多久，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就因肝癌晚期去世。
从此，王百得又要照顾一双儿女，又要忙于工作生产，时常感到力不从心。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给王百得牵线搭桥，介绍他认识了当地印刷厂党支部书记于淑彦。
两人一见面，对对方的印象都不错，很快就组建了新的家庭。在于淑彦的操持下，王百得的家庭生活很快有了改观，王百得也因为政绩突出，调任市委担任主管工业的副书记。
眼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王百得发现自己在政治上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很快，王百得被停职八个月，之后就是等待处理。没想到一晃就等了三年时间，组织上终于给王百得做了正确结论，并给他两个选择：留在齐齐哈尔另任新职，或到外地做官。
面对美好的前景，王百得拒绝了组织上的安排，表示愿意回到钢厂重操旧业，继续当炼钢工人。
其实在家赋闲的这三年时间，让王百得彻底想明白了，自己本就是阴差阳错走上了政治道路，剩下的时间里，自己还是更想做些实事，脚踏实地做人做事。
1982年，经历了政治道路上的大起大落，王百得又回到了北满特钢，穿起了工作服，走到了炉前。为了工作方便，年过五旬的王百得吃住在宿舍，和妻子分居两地。结果由于缺乏对家人的照顾，王百得的女儿和儿子相继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在王百得的身上两度上演。
原本工人们以为王百得自此不会接着上班，没想到料理完儿子的后事，王百得又回到了炉台前，一直干到了退休。1995年，王百得终于能够回家安度晚年，北满特钢的同志们不忘时常去探望这位老前辈，听他讲述当年发生在他身上那既荒诞又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