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安焕然
我始终认为东南亚华人的文化是一个建构中的进程，其主干主体是“在地化”“本土化”。其最初移植过来的种子虽源自“中国”，但因土壤、水分、气候环境等的不同，经各种跨文化的互动、冲击、挑战和接纳，以及本身在地化的成长经验，其开枝散叶、结的果，自然就和“中国”不一样，而是一种“再创”的文化个体。若把它比喻为一棵树，不论是其先天不足，还是后天失调，这棵树是否会被连根拔起，能否经得起风吹雨打？其长成的果实是苦、是毒，还是烂了，抑或比中国“原乡”的来得更美、更好、更甜？我想，这就要看看其成长过程中的各项要件和因素主导了。
但关于东南亚华人的研究，就早期学院派来说，很长一段时期掌握在英文源流学术人员手中。这些执笔之人，在英属马来亚时代主要是一些“学政人员”，他们既是学术撰写者，也是英殖民官员，难免有其站在“殖民者碉堡”和“洋船甲板”上来看东南亚的西方中心观，并字里行间会合理化殖民政府政策。尤其在东南亚原住民及在地华人民俗和宗教信仰方面，有其高姿态的西方视角及偏见。但这批学政人员是当时英属马来亚政府里精英中的精英，很有学识，掌握的讯息也较广博，他们甚至懂中文和方言，能看到和接触到的事物很多。反倒是战后独立建国，学院派的东南亚研究已走向马来西亚或国别研究，而官方主流的马来西亚历史的探讨，民族以马来为主，宗教以伊斯兰教为主轴，非马来的都成了“dan lain lain”的“其他”陪衬事项。很长一段时期涉及华人的研究也落入这批纯英文教育源流的学界里，田野调查有其难度和局限，依赖文献也比较局限于官方档案资料的引用。这固然有其历史建构上的价值和意义，但从史学史层面理解，“资料来源越古老，越普遍被人接受，也就应该受到尊重”，这个传统的史料接受准则是受到挑战了的。毕竟面对史料，即使是官方档案文件，你还是要辨伪和需要再考证的，更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为什么是这般的结局。况且研读历史，不能只看到上层的官方历史和史料，上层和下层的历史都要重视。而叙事史的复兴，这一书写趋势反而更为受众。
然而，就马来西亚中文书写的非政府大学的“民间学者”来说，二战前后，由许云樵、韩槐准等南洋学会同仁开启的“南洋研究”是很精彩的。在马来亚建国之际，鲁白野的《马来散记》的“大白话”书写方式，更是赤诚投入并参与了独立建国“国族建构”的宏图或企图。而《马来散记》之类的书写也是当时的畅销书，相当受众。可惜像这样的书写，或许是国情和族群关系的变转，从“马华”的边缘化，“马华”的迷思再到“马华”的“自觉”，近四十年来，中文论述已从“南洋研究”走向“华人研究”。
这种研究趋势固然有其历史情境和问题意识，但过于“马华”的结果，也常使自己的视野过于局限在“华人”同温层的狭窄框框而“不自觉”。这种“马华”“自觉”中的“不自觉”，是有待吾等中文学人超越突破的。
不论是东南亚研究，还是南洋研究，超脱既有的传统视角是必要的。而这其中，多语言的史料文献参引，以及民俗、传说之记录、搜索，就成了很重要的研究资源。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子坚教授曾多次强调，马来西亚的中英文学界华人研究成果应当结合。而我在《新史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新山》（2020）也指出年轻一代学者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他们既能挥汗走田野，也擅长于网络科技的整合，掌握多语文献资料；既能熟练引用中文资料，也会参照很多英文、马来文、日文的研究成果和官方档案文献。像这样的多语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的结合参照，相信会是今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主趋势。
而这其中，莫家浩是这年轻一批学者中写得很勤的一人。既能写学术论文，也勤于写文史掌故和田野随笔，实有“南洋研究”的遗风。其《臆造南洋》之书写更像是鲁白野《马来散记》之再续。唯其中的“雾锁南洋”不应仅是马来西亚之“海外”读者习惯上作为“猎奇”的窥视。如何在家浩的历史与传说、模糊又暧昧的神鬼人兽南洋书写中，让读者看出更有意思的事物和历史的启示，或许才是本书书写更实在的意义。《臆造南洋》之结集，是在台湾出版的，可喜可贺，是为序。
（安焕然，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