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告战争全面爆发，自此，抗日战争打响了。
但是，在1937年的后半年，也就是战略防御阶段的中国，局势其实并不明朗，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陷。1937年8月13日，中华民国同日展开淞沪会战，与日军在上海血战三个月之久，虽然粉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在坚持了三个月之后，11月20日，上海沦陷。1937年底，首都南京陷落，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侵占，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也发生在这一时刻。
经历了1937年战略防御阶段的各种打压，看着北平、上海、南京、山东等地区相继沦陷，国民对战争到底能不能获得胜利产生了质疑，有质疑当然也会有肯定，到了1938年，针对抗日战争能否胜利以及中国的未来这一问题，人们渐渐地产生了抗日战争速胜论与亡国论两种偏激、对立的观点。
抗日战争到底能不能胜利？中国到底能不能摆脱困境，走向独立、复兴？两种极端的论调在战略防御阶段席卷了中国，哪一种论调似乎都有它的问题，都不可信，国人对战争、对国家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恐慌与不确定，毛泽东看到了当时国家在抗战上出现的混乱局面，明白如果不给抗战、给战争后的未来一个合理的、正确的预判，让人民、军队找对方向去奋斗，一直让人们沉浸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之中，或许中国可能真的会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因此，他看起书、拿起笔，不停地翻阅有关战争的著作，创作出了《论持久战》来驳斥那些偏激的抗日战争亡国论和速胜论，对抗日战争的时期以及作战战略都做出了指示与预判，在亡国与速胜论之间开出了一条“打持久战、中国终胜”的新路，给了疲惫不堪的人们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战争终会胜利的希望，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最具影响力的著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敌我双方作出了客观的分析：首先，作为敌方，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与军事整体国力的对比上，确实是十分强大的，它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这是毋庸置疑的，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速胜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正义的、也会自私的，一方面国内民众绝不会接受被日本不断压迫、逼退的现实，另一方面，国际对日本这种愈演愈烈的侵略行为也是持指责的态度，如果国际局势稳定下来，日本肯定会受到攻击。
其次，中国，作为防守保卫者，虽然综合国力并不如当时的日本，但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在中国，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完全地占领中国，这是一项大工程，需要耗费日本巨大的力气，与日本军队硬抗，打持久战，中国有这个底气，但是日本并没有本土作战的优势，无论是物资运输还是部队转移与增减，都是一件麻烦事，而且，作为反侵略的一方，中国抗日是正义的、也是进步的，国人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奋力抗争，国际上多数国家也站在中国的一边，支持与帮助中国，因此，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做出了结论：只要中国坚持作战，打持久战，那么，胜利终将属于中国。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实行战略的反攻战。“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都不能轻视，“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不比日本拥有高质量的机械部队，但是中国有无数的民众，单靠士兵的搏斗，中国难与日本相对抗，但是，如果人民被动员起来，就可以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武器、装备等不足都能够被弥补。
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方针并不是夸夸其谈，在后期无论是阵地战、地道战、还是冷枪冷炮运动，这些战术让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者，更加灵活，有了更强的针对性，而“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理念，使得民兵团体愈来愈大，让中国军队有了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为这场持久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现之后，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国外，无数相关人士也此震惊，《论持久战》声名远扬，日本众人并不是没有看过，当时日本的华北高官岗村宁次翻阅完这本书后，面对毛泽东列出的一系列中日对抗的分析，深表震撼，认为毛泽东发现了日本对战中国的劣势，从毛泽东所列的日本劣势中出手，打算弥补自己的不足。他们采用“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手法，来补足自己运输物资、军队调度困难的劣势。
纵然日本军备高级、拥有机械化的强悍部队，但是相较于中国人口与军队人数，日本兵员仍旧相形见绌，思虑良久之后，日军想出了“以华制华”，让中国人窝里斗的招数。
1940年，在治安肃正行动结束之后，日军成功地扩大了在华北的占领区域，缩小了包括八路军在内的国民革命军敌后部队控制区域。但是，随着侵略范围的不断扩大，日军的兵员却开始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他们无法保证每一块侵占的区域能够拥有一定数量的日军防卫队，建立良好的防守系统。为了巩固战果，日军最终决定在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架构下设立中国人组成的亲日武装来弥补日军数量的不足的问题，应对中国“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1940年1月14日，华北治安军在北平正式成立，司令齐燮元，其部队主要指挥人员出自日本人控制的通县陆军军官学校，兵员来自原华北剿共军以及在日军占领区招募人员。全军编制3个集团15000余人，实际人数5000余人。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设立临时政府，华北治安军改名华北绥靖军，名义上归属汪精卫政府管辖。
华北治安军声称自己负责华北地区的治安，但是军队实权掌握在各级日军顾问手中，1940年间，也就是治安军发展初期，只负责河北以及山东北部的治安维持工作，但是，到了1940年底，也就是所谓的“亲日军”，也就是代替日本对抗中国的华北治安军，扩军至5万余人，开始全部配合日军发动对中国各敌后区域的扫荡作战。到1942年，华北治安军一度发展到12个集团，9万余战斗人员，战斗区域也扩大至包括山西、山东南部的全部华北地区。
而这一批军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日伪军”，也被称为“汉奸”，从“日伪军”的发展与壮大的情况来看，日军确实善于从发现错误，并完善与改进自身，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以华治华”手段的生效与发展，是难堪的，也是耻辱的，以汪精卫为首的日伪军，背弃国家，与日军站到了同一阵营，在国家危难之际反过来与敌人一起打击中国，这种事，任何一个有民族血性、家国情怀的人都不会、也不愿意去做。
除此之外，长期的征战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日军作为外来方，物资的运输与获取颇为艰难，食物、衣服、帐篷，这些都是战场上必备却又紧缺的物资，如果物资供应不上，不用与中国对抗，日军自己就能把自己饿死，当然，日军肯定不愿意因为这个原因结束战争、退出中国，自己没有就去抢，日军抱着这样凶残的想法，制定“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应对“持久战”下资源的长久消耗。
每当日军攻占了一个村，他们进入村中，首先要抢掠的就是粮食、衣物等必要品，他们会将这些“战利品”充入物资之中，补足之前战争的消耗量，除此之外，日军还召集了前面提到的“皇协军”来威慑国人，命令“皇协军”以华北地区为驻地，对日军侵占地区的每一个村庄按时按期收缴一定物资，比如米、面、蔬菜、水果、香烟等，并将这些物资送到前线，做好补给工作，除此之外，日军与“皇协军”还对中国各个产业进行产品输出与资本垄断，从中国获取大量的资金，用于购买军备物资。用自己的资源供养侵犯自己的国家，而且资源的传递者还是中国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己人”，这实在是荒谬极了。
面对日军针对《论持久战》一书做出的应对，无论是“以华治华”还是“以战养战”，这些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抗日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但是邪不胜正，相较于背弃祖国、投奔日本的人，拥有家国情怀、始终保卫国家的人总是占多数的，更何况，日军的这些手段都算不上光明正大，难以获得国际的支持与大众的认同。
尽管日军努力制定了各种方针策略想要弥补自己诸如兵力不足、物资运输困难等各种劣势，但是，这样手段虽然有一定效用，总的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无论是“日伪军”的壮大还是对侵占地区物资的掠夺，都是有限的，他们找不到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持久战”的磨砺下，仍旧无法阻止胜利逐渐向中国靠拢。持久战前提下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的荣誉，中国的辉煌。
